序
或許個人首先必須向臺灣的讀者們說一聲抱歉，畢竟對這個充滿勇氣與活力的社會來說，毛澤東不能算是個好朋友。直到中年為止，他始終對臺灣沒有太大的關心。當與蔣介石的內戰在一九四九年結束後，毛澤東不過將臺灣視為因前者逃竄而必須進行追擊的地方；但是，由於韓戰隨即爆發，終究迫使他放棄染指臺灣的念頭。就算在四分之一世紀過後的一九七○年代，毛澤東也不過將臺灣視為其「一個中國」政策下的外交施壓對象，至於臺灣人民的意願，當然不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
儘管如此，毛澤東仍是二十世紀最迷人的政治領袖之一；至少對臺灣的讀者而言，他乃是一面可用來了解複雜之中國文明與當代歷史的鏡子。例如以毛澤東個人來說，就在他於一八九三年出生的一個世紀當中，我們便看到了中國從大清王朝走向蘇維埃政權，從自行車走向汽車，從農村走向都市，從失去秩序到緊密箝制，以及從衰弱走向強盛的過程。儘管曾身為史達林的追隨者，但毛澤東終究選擇衝撞蘇聯集團；於此同時，作為共產主義的信徒，他卻在一九七一年選擇轉向美國這個資本主義國家，並從而將兩極世界扭轉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我看來，毛澤東不啻是「老虎與猴子的結合體」；儘管他對社會運動充滿狂熱，但卻仍對強迫動員中國人民的結果保持存疑。除此之外，我也將毛澤東視為一個「準知識分子」，因為他雖然重視理念，不過也沉迷於行動。他既喜歡閱讀歷史，自己也寫點詩詞，但他同時希望能創造歷史，並根據馬克思這位錯誤導師的指引，在中國推動社會主義道路。從某個角度來說，或許毛澤東的確過度高估了自己改變人類本性的能力。從他的人生中，我們可以一窺政治如何扭轉這個世界，但終究無法移動人心的過程。
毛澤東可說是一個悲劇性人物。在受到自由熱潮席捲的青年時代，他曾將基督視為壓迫下的犧牲者：「雖然其傳道內容未必有所逾越，……但耶穌依舊被剝奪了說話的權利；而且就算他說的話略有逾越，對一個聰明人來說，這應該也不過是個小問題罷了。」個人的自我實現乃是其學生時代的信條；例如他在二十四歲時曾寫道：「任何壓迫個人的地方，都等於是在壓迫個人的本性，再也沒有比這個更大的罪惡了。」早在一九三○年代，毛澤東便曾公開聲稱臺灣這個「弱小的民族」，應在終結日本統治後脫離中國獨立，但在他當權後卻變得愈來愈專制獨斷。事實上，他並不完全認同所謂自由；儘管他相信應該辯論，但心中卻認為所有的中國人，都應接受一套早就放在他口袋裡頭的真理。
在商業交易的喧囂聲與摩天大樓工地的隆隆聲響中，或許有人認為毛澤東似乎已在今天的中國消失地無影無蹤，但其實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共產黨領導人需要他，正如過去列寧對史達林的意義一般：如果失去他的話，胡錦濤也將頓失其正當性。就像過去清朝的征服新疆，毛澤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這塊腹地，也奠下今日西部開發的基礎；而今天中國的高平均壽命，亦必須歸功於毛澤東時期的公共衛生政策。不僅流行歌曲明星們用毛澤東的話來填詞，計程車司機將他的相片當作護身符貼在方向盤上，甚至連農村發大水時，農民們也像過去手持觀音像般拿著毛澤東像來祈禱。
現在你們拿在手上的這本書，曾在中國引發轟動，不僅數度再版，共印刷了一百四十萬冊，而且也曾收到如潮水般的讀者來函。儘管執政的共產黨喜歡用毛澤東主義來詮釋今日中國的發展，但每一代人都對毛澤東反覆無常的人格特質感到好奇。值得注意的是，非但中國大陸依舊對毛澤東餘情未了，這個世界也是一樣，因此本書才有機會被翻譯成德文、西班牙文、韓文、希伯來文、葡萄牙文與義大利文等多國版本。
更甚者，每一代人對毛澤東都會根據自己經驗（例如：身處於戰爭或和平的年代，國家優先或個人地位獲得提升，抑或是中國國運的興衰起伏）而有著不同的看法。假如二十一世紀真的是中國的世紀，那麼毛澤東將被當作二十世紀的偉人而備受讚揚，即便其主張的共產主義學說已被棄若敝帚；相對地，如果中國被迫面對嚴重的倒退，那麼毛澤東時期便將被認為是個不必要的孤立主義錯誤，結果使鄧小平的改革如同十九世紀曾國藩與李鴻章的自強運動，以及一九三○年代國民黨所主導的建設般，最終面臨失敗的命運。
總而言之，隨著時代變遷與時間的不停向前挪動，不僅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有所改變，人們的要求也永無止盡地與時俱進。在一個世紀以前，共產主義對毛澤東而言，或許只是在儒家學說、無政府主義、道家理論、法西斯主義與其他想法之外，共同組成其思想內涵的一部分，至於主導毛澤東最後決斷的乃是中國的未來：亦即究竟是強大的領導中心，還是充滿活力的社會比較重要？威權統治傳統該如何與道家式的隨機應變相互平衡？到底是「黃色大地」，還是「藍色海洋」最終將獲得勝利？對此，躺在墓室中的毛澤東恐怕也不知道該頜首微笑，還是蹙眉以對。
譚若思（Ross Terrill） 謹識
二○○七年六月於哈佛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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