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士德博士（翻譯家彭淮棟最後譯作。德文直譯，單冊經典回歸版）

推薦序――文豪與譯家畢生最後力作  單德興
推薦序――再次悼念彭淮棟  錢永祥
導讀――天才崩壞的瘋魔啟示錄  王敏而

譯者導論
浮士德博士

附錄
朝聖――記托瑪斯．曼  蘇珊．桑塔格


 

序

文豪與譯家畢生最後力作
單德興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彭淮棟與德國文豪托瑪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緣分極深。他的第一本譯作《魔山》（遠景，1979）是借道羅─波特（H. T. Lowe-Porter, 1876-1963）英譯本之轉譯，當時年方二十六歲，以五十萬言、八百頁經典之譯開啟個人翻譯生涯與人生新境界。醉心於德國文學與歐洲文化的他，不以轉譯為足，遂自修德文，深入探究德國文學、藝術與文化之妙。最後一本譯作《浮士德博士：一位朋友敘述的德國作曲家阿德里安．雷維庫恩的生平》（漫步文化，2015）直譯自德文，時年六十二歲，兩書相隔三十六年。淮棟的翻譯之路始於曼，也終於曼，與其說是巧合，不如說是不忘初衷，方得始終。

　　正如《浮士德》之於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浮士德博士》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曼「畢生最後一部力作」，自道「幾乎是以我心之血書之」，「前此所有作品都為歸指此書而寫」。而《浮士德博士》中譯也是淮棟「畢生最後一部力作」。即使他已累積三十多年經驗，從德文直譯過曼的好友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1903-1969）之《貝多芬：阿多諾的音樂哲學》（聯經，2009），然而譯注《浮士德博士》的兩年半形同閉關，晝夜於斯，孜孜矻矻，以千日之功完成嘔心瀝血之作，自稱箇中辛苦有如「夢魘」。

　　之所以是「夢魘」係因博學深思、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曼，藉由現代版浮士德，即為了二十四年音樂靈感、創造力而與魔鬼締約、出賣靈魂的作曲家，來反思德國、歐洲、乃至人類的文明，內容宏偉深邃，即使德國讀者閱讀時也希望手中有一把開啟該書奧祕之鑰。

　　淮棟身為資深譯者，深知翻譯困難，佳譯不易，而有「使無譯者，何來譯品，若無能手，何來佳譯」之說，也熟諳「譯無全功」之理（余光中語），故謙稱「吾欲寡過」。《浮士德博士》中譯本便是他知難而進、奮力而為、字字為營、句句為陣的成果。

　　淮棟精讀原文，多方查閱資料，參考曼本人也推崇的羅─波特之英譯本（而且發現她有刪節之處），務期完整正確傳達原意。此外，為協助讀者了解書中深意，更將個人相關研究化為附文本，撰寫逾兩萬字導論、近八百條譯注，合計逾五萬五千字，除了說明人名、地名以及文學、歷史、藝術、音樂等典故，並加上前人研究與自己詮釋，用心之良苦、工夫之扎實、功力之深厚令人佩服。

　　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在〈朝聖──記托瑪斯．曼〉一文中透露，十四歲時與同學登門拜望流亡美國加州的曼，直接從作者口中得悉對此書的看法：「部分以尼采生平為底……不過，我的主角不是哲學家，他是個偉大的作曲家」；「德國靈魂的高峰與深淵都反映於其音樂之中。」曼坦承，這是「我所寫過最大膽的書」，「我最狂野的一本書」，「也是我老年的書」，「我的《帕西法爾》」、「當然，是我的《浮士德》」，以音樂裡的華格納（Richard Wagner, 1813-1883）與文學裡的歌德之最後力作，來比喻自己甫完成的《浮士德博士》。

　　曼也曾表示，此書是「我一生的總結，是我所親歷的這個時代之總結，同時也是我有生以來所能給出的最為個人的東西，其坦率近乎瘋狂。」他在生前最後一次訪談中明言：「這部浮士德小說於我珍貴之極……花費了我最多的心血……沒有哪部作品像它那樣令我依戀。……誰對它承受的精神高壓有所理解，誰就贏得我的由衷感謝。」而精心譯注此書的淮棟，不僅是其解人與知音，更是協力者與傳播者，文豪地下有知，必當奉上由衷感謝。

　　淮棟才華洋溢，敏學覃思，博覽強記，翻譯態度嚴謹，文筆典雅洗練，一生譯作三十餘本，量多質精，普受推崇。身為臺大外文研究所同學，筆者欽佩淮棟不忘初心，翻譯之道以文學始，以文學終；也惋惜他在學養、見識、文筆臻於巔峰之際溘然辭世，中文譯界從此少一健筆；更遺憾自己未能及時訪談老同學，分享他的翻譯經驗與理念、治學之道與自修之法（書法、音樂皆為自學，造詣不凡）、人生體悟與生命智慧。而淮棟最依戀、最花心血、最受精神高壓的《浮士德博士》，遂成為一代譯家留給中文世界最後以及最厚重的禮物。

　　個人堅信「譯在人在」，只要佳譯存在，「譯者彭淮棟」就會長在！

導讀摘錄

天才崩壞的瘋魔啟示錄
――托馬斯曼《浮士德博士》的音樂文化與政治
王敏而
牛津大學音樂學博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軸心國的戰敗告終之後，德國知識分子圈發起了許多深刻，甚至刻骨銘心的反省與自我批判，檢討到底為什麼德國／日耳曼民族會引發如此慘痛的人類浩劫。哲學家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合著的《啟蒙的辯證》、漢娜．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以及本文將主要討論的經典小說《浮士德博士：一位朋友敘述的德國作曲家阿德里安．雷維庫恩的生平》（下文簡稱為《浮士德博士》）都是這個脈絡下所誕生的作品。

　　《浮士德博士》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文豪托馬斯．曼（Thomas Mann）創作於一九四三至四六年間的長篇小說，其內容主要是描述天才作曲家雷維庫恩因為不滿足於現狀，而持續地尋求突破，以至於決定用自己的靈魂和魔鬼交易不世出的作曲才華。

　　然而在雷維庫恩將自己的藝術造詣不斷提升到新的境界時，他周遭的環境卻開始逐漸陷入道德危機，最後等待雷維庫恩的，是無止盡的懺悔――《浮士德博士》的內容廣博、精闢又深刻，本文無法概括其全部內容，而是簡要回顧「浮士德」這個符碼在十九世紀歐洲音樂文化脈絡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歌德筆下的浮士德；其後聚焦討論《浮士德博士》書中勾勒十二音列作曲技法的文化、政治意涵。

　　浮士德的文化符碼

　　浮士德的故事雖然在不同版本中略有出入，但大體上的主線都是：博學的浮士德為了追求永恆的知識／真理／美，也為了滿足個人的慾望，甘願出賣靈魂給魔鬼梅菲斯托。其中歌德的劇本《浮士德》無疑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作品之一。

　　歌德的《浮士德》創作歷程超過六十年，從一七六八直到一八三二年。其間正好經歷了歐洲人文思潮從啟蒙走向浪漫的轉捩點。在歌德的筆下，浮士德在追尋極致的「美」的路途中，是可以摒棄道德，甚至連自己的靈魂也可以被放上交易台。

　　而這個在窮盡個人之力後，卻還有所不滿足，於是轉向尋求超自然力量協助的心態轉變，則象徵了從啟蒙到浪漫的思潮轉變，這其中隱含了一個「理性崩壞」的過程――浮士德原先也想要透過自己理性的努力來尋求美的體驗，但最終還是敵不過自己的慾望，而做出將靈魂交給魔鬼的非理性選擇。這個從理性轉向非理性的過程，便是浮士德故事中的核心。

　　歌德的《浮士德》自從問世之後，刺激了許多作曲家的創作，例如白遼士的歌劇《浮士德的天譴》、李斯特《浮士德交響曲》、古諾的歌劇《浮士德》……等等。馬勒的第八號交響曲第二部的歌詞也同樣是取材自《浮士德》的結尾。但在歌德的原著中，浮士德雖然博學多聞，卻幾乎隻字未提音樂的部分。這也是曼的《浮士德博士》與歌德的《浮士德》最根本的不同之處。

　　為什麼主角雷維庫恩是個作曲家？

　　在另外一篇著名演講《德國與德國人》中，曼認為歌德沒有將浮士德的形象與音樂連結是一個嚴重的錯誤。曼認為：

　　「音樂是具有『惡魔性』的……既可以有規則，卻又同時是非理性和混亂的溫床；音樂具有咒語般的召喚力，是數字的魔術，是所有藝術中最神秘、抽象、遠離現實，卻又最富激情的一種。」

　　通過這段文字，不難理解為何曼筆下的雷維庫恩會是一個作曲家。首先，曼認為音樂的抽象特質可以既有規則，又同時失序，這種矛盾的本質為惡魔留下了空間。其次，音樂這種普遍被視為表達情感的藝術形式，卻又與強調邏輯與理性的數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這些曼對音樂的理解都是後文分析《浮士德博士》的重要線索。但曼本身並非專業的音樂學家，因此在寫作時，音樂的部分參考了許多阿多諾的建議，而書中主角雷維庫恩音樂部份的成就，則脫胎自第二維也納樂派的代表人物――發展出十二音列作曲手法的阿諾．荀貝格。（未完）

譯者導論摘錄

德國的性格與命運

　　《浮士德博士》書首題詞引自但丁《神曲》〈地獄〉篇，隱喻此書所述是一趟地獄行。打從此作落筆，托瑪斯．曼多次在通信中直言這部小說的主題是德國的性格與命運。據此視之，德國之墮地獄，半因主觀性格所鑠，半由客觀環境所激。《浮士德博士》作曲家主角雷維庫恩與敘事者宅特布隆姆的性格與德國觀及世界觀，本質上由曼虛構的中世紀小城凱撒薩興（Kaisersaschern）輻射而成。「Kaisersaschern」一名由「Kaiser」（凱撒，即「皇帝」）與「Asche」（「骨灰」或「遺體」）合成。凱撒則指德國國王鄂圖三世（Otto III，九八O～一OO二），其人長年征戰異域，志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經略義大利，效查理曼大帝故事，一統基督教世界，兼且自封「世界皇帝」。原始且孤立的部落與羅馬帝國（當時西方最高的文明）相遇，播下雙方從此時爭時合的久遠種子。鄂圖三世本非赫赫有名之君，但德國史學家卡勒（Erich von Kahler）於一九三七年出版《歐洲史裡的德國性格》（Der deutsche Charakter in der Geschichte Europas），將他詮釋為德國歷史的「樞紐」（Knotenpunkt），日耳曼民族自他而有民族與普世兩種情性，以及德意志與歐洲兩種力量彼此相吸又互斥的雙重性格。異教與基督教，野蠻與人文火併，從此多事。德國政治成熟遲緩，執持內在性與激進的民族主義，與歐洲精神的衝突由馬丁．路德與新教延續而下，經由浪漫主義對過去的嚮往與對理性的鄙薄，再到訴諸民粹與英雄崇拜的新浪漫主義，卒與威瑪共和的人文主義理想激烈衝擊。比及納粹興起，將相信魔鬼且主張近乎盲目服從王候構成的路德據為己有，並刻意訴諸日耳曼的異教崇拜，標榜日耳曼民族純粹性，德意志性格中的民族主義與野蠻主義遂凌掩一切。

　　托瑪斯．曼一九三六年流亡於瑞士，與同時流亡的故人卡勒時相過從，卡勒多次對他朗讀次年才在瑞士出版的《歐洲史裡的德國性格》，曼盛稱之為「德意志心理的標準詮釋」，在《浮士德博士》裡假宅特布隆姆之口說，以雷維庫恩的世界觀與音樂養成而言，他是道地的「凱撒薩興之子」。小說運用詩的特權，將史實中埋骨阿亨（Aachen）的鄂圖三世改葬於虛構的凱撒薩興，並在小說中多處闡發古老德國的狹隘鄉土主義與世界主義之間無所適從的困境，與其在德國挑引兩次世界大戰中扮演的角色。

　　凱撒薩興有其現代建制與工商理性的表面，而中古式的獵巫與復古的野蠻主義等魔性隨時可能應機爆發。小說的地理中心凱撒薩興坐落宗教改革本鄉，為路德區之心臟，而雷維庫恩生平蹤跡所至之地，莫不有凱散薩興的幢幢魔影。曼如此安排，用意顯然，因為他視路德為宗教改革下迄納粹這段德國悲劇之禍階。在〈德國與德國人〉演說中，曼形容路德為「保守的革命者」，是「德國精神的巨大化身」，他是「自由英雄」，但是「德國式」英雄，因為他懵然不知「政治自由」層次的自由，甚至打靈魂最深處厭惡今天所說的「公民自由」；曼坦承「不喜歡他，這最純粹形式的德國性格，這反羅馬，反歐洲的態度」。小說裡，路德、浪漫主義、華格納、尼采、希特勒一脈相連的魔根禍果一一可索。

　　托瑪斯．曼流亡，回思故國，屢言希特勒並非意外，而是道地德國現象，納粹非自外來，而是源出德國文化與民族性格，《浮士德博士》於此亦痛乎言之，並以貫穿德國千年精神發展的凱撒薩興為其象徵。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他在致義大利政治家斯弗爾札（Count Carlo Sforza）信中談法西斯主義，直指這層關連：

　　我們必須上溯相當遠，才找不到今天已達卑劣至無以復加並且有使世界淪於野蠻，有奴役世界之虞的那種精神的跡象。至少必須遠溯至中世紀；路德……已有斷然可指為納粹的特徵。費希特有何其可怕的特徵！華格納的音樂裡含有何等威脅，其著述更不待言！叔本華與尼采何其濁淖不清！

　　這裡再引一段文字，為本節作結，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函覆西澳大利亞大學德文系教授波拉克（Hans Pollak），商榷「德國思想家對德國悲劇情勢的責任」：

　　黑格爾、叔本華與尼采難辭塑造德國心靈及其與人生和世界關係之責，此點之不容否認，一如馬丁．路德與三十年戰爭難脫干係，其恐怖景象清清楚楚早就「繫在他頸項上」【按：語出《舊約聖經》〈箴言〉3：3】。否認思想領袖之過，未免辱沒他們，而且我們德國人應該關心德國思想與德國偉人的曖昧角色，痛加思考。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