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馬勇
中國的歷史傳統格外久遠，各種方式的歷史言說，是獲取知識的重要途徑。我們談歷史，總是隨時隨地可以找到與現實相映、相類似的往事。歷史並不總是創新、創造，歷史的相似性、因果關聯，讓很多人感到歷史就像春夏秋冬四季循環往復。「春秋」在古代代表一年四季，而史書記載的都是一年四季中發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曾是史書的統稱。
人們無法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是因為歷史活動太複雜，每一件事就如同世界上每一個人一樣，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兩件事、兩個人。歷史確有因果關係，也有相似性、相近性，但如何認知歷史因果關聯，人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掌握，乃至操控歷史關聯，可能還得存疑。
歷史發展具有偶然性，決定偶然性的那個具體因素，才是歷史學要尋找的東西。但對大歷史來說，也不能否認歷史發展有其規律大致可循，比如，通觀三千年中國歷史，不論怎麼演化，基本上就是一個又一個王朝「興起、鼎盛、衰落、滅亡」四部曲。沒有例外，「興盛衰亡」四個字，說盡中國王朝政治的全部規律。
中國政治家、思想家當然想過該如何超越「興盛衰亡」的歷史循環規律，自周公、孔子以來，尤其是浩如煙海的道德箴言，無疑都期待所在王朝千秋萬代。在「家天下」背景下，政治家理所當然具有深沉的憂慮，沒有哪一個帝王不像秦始皇那樣，想讓自己的王朝一世、二世，以至永遠，皇權永固，江山不變。但為什麼歷朝、歷代都找不到出路，都沒有逃出「興盛衰亡」的歷史循環呢？
馮先生這卷書體大思精，描述若干個中興歷史故事，並以文學筆調描繪這些中興故事留給後世的經驗、教訓與啟示。這些中興故事的定名，多從傳統史學的一般看法，反映了那時歷史學家對那段歷史的觀察與思考。中國歷史學從孔子開始，就樹立了「資治通鑑」的傳統，書寫歷史並不簡單地記錄事實，而是為了讓「亂臣賊子懼」。
在確有把握的前提下，中國也曾毫不猶疑進行嘗試，本書所描寫的「同光中興」，就已不再是傳統帝國背景下的中興運動。同光時期政治變動之大，遠遠超出今天的想像。在同治初年，開啟了現代化運動，這個運動在最初階段謹守「中體西用」的原則，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去模仿西方，迅速提升國家競爭力。
清廷最高統治者在決定向西方學習時，意識到西學的整體性，了解到要學習西方器物，就不可能完全拒絕器物背後的思想、制度及一切文明。清廷最初強調「中體西用」，可以做多重解釋，但不管怎麼解釋，都顯示那時人們意識到了西學的整體性、複雜性。可惜的是，最高統治者沉迷於器物層面的成功，沒有及時將改革引向深入，以致甲午戰敗，三十多年輝煌毀於一旦。
痛定思痛，甲午戰後，中國不僅沒有停止學習西方，還開始向先前的敵人日本學習，將改革引向深入。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不久，漸漸興起的「維新運動」，以及維新運動失敗後重啟的「新政」，後來的「憲政」，都是清廷主導的政治變革。清廷統治者至少在1906年預備立憲開始時，已意識到只有憲政才能讓清帝國走出「興盛衰亡」四部曲，才能克服人亡政息的週期性。可惜的是，清廷憲政改革還是晚了一些。當一個壞政府開始向善，要從事改革時，歷史留給它的時間，永遠都不可能無限多。人們在不改革時，可以容忍嚴酷的統治，可以為了存在不要自由，不要人權。但當壞政府開始改革時，如果不能抓住機遇，大刀闊斧，盡快進行，那麼革命往往就在這樣的時間點發生。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對此有很好的說明。
馮敏飛先生的這部書，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中國版，或者說是中國例證、中國正規化。過往幾千年，中國始終在「興盛衰亡」四字訣中週期循環，近代中國工業發生後，中國試圖走出這樣的歷史惡性循環，尋找一條「興而不亡」、「盛而不衰」的新路。
馮敏飛先生一直很謙虛，也很勤奮。他說他對自己非歷史科班出身，心底始終有揮之不去的虛怯，常自嘲「無知無畏」，努力以勤補拙，多下些笨功夫。我總是鼓勵他：「你是以作家身分去寫史，人家不會用史學家的標準要求你！」他早年出版了幾部小說，我讀過他的歷史小說《孔子浪漫史》，本來還想專門寫篇文章，可惜一直抽不出時間。
從史學發展一般情形來看，大眾歷史寫作一直是中國歷史學的主流，晦澀深奧的歷史寫作相對說來很少。大眾歷史的寫作要注意篇章布局，注意結構，注意敘事，注意營造內在緊張，注意起承轉合，讓讀者在閱讀中找到愉悅，產生自然的閱讀興趣。正是在此基礎上，作者對歷史複雜性的冷峻思考、對中國古代政治興衰和傳統文化積弊的慎思與明辨，才妙趣橫生而又發人深省。下面擷取兩例：
其一，讀史如觀荷，只問是否華麗轉身。作者巧妙引用歐文．斯通（Irving Stone）《梵谷傳》（Lust for Life）內容作譬喻：藝術家的作品和他的私生活，就像正在分娩的婦女和她的嬰兒，你可以看她的孩子，但卻不可以掀起她的內衣，去看她是否沾滿血汙。王朝出生之狀，要麼是被遮掩的假象，要麼是不忍直視的真相，這些不看也可以想像。我們還是著重看它們是否及時「洗禮」，華麗轉身，不再製造新的血汙。轉身和改革是歷史永恆的話題，歷久彌新。
其二，讀史明勢比讀史明智更重要。袁世凱能登上總統之位，說明他並不是簡單的草莽英雄，看他的字、讀他的書很容易了解到，他雖不是學富五車，不過至少知道「讀史明智」，知道借鑑歷史經驗教訓。但從後來的政治實踐來看，袁世凱顯然只是「明智」而不「明勢」。其最後的失敗，歸根究柢還是不太明瞭歷史大勢和世界潮流。
中國自來有文史不分的傳統，馮敏飛先生這部書在遵循基本歷史事實基礎上，充分發揮了文學的優勢，敘事曉暢，充滿情感，給予人閱讀的愉悅。
「通鑑」是為了「資治」，這是久遠的傳統。馮敏飛先生也沒有背棄這個傳統，他在這部書中除了講述一個又一個新穎的故事外，更重要的，還是他對歷史的思考。任何一個王朝的建立，都有傳之久遠的期待，一世、二世，以至萬世。但為什麼那麼多王朝最後倒在「天花板」下？他們為什麼沒有為王朝開啟另一個上升空間，而是一個接一個倒下，成為「天花板理論」的證據呢？此外，國家該如何保持強韌的發展態勢，走出興盛衰亡的「歷史週期」呢？這是我讀馮著久久無法釋懷的深層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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