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中下層的「革命」：二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政策的轉軌（1945-1949）

 

 

　　郝江東博士的著作《來自中下層的「革命」：論二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政策的轉軌（1945－1949）》（以下簡稱《來自中下層的「革命」》）終於出版了。我作為郝江東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攻讀博士學位的指導老師，像以往一樣，首先向他表示由衷的祝賀。

 

　　本著作是郝江東在他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經過幾年的修改而成。在我看來，本書的出版既反映出郝江東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付出的辛苦努力和取得的明顯進步，也會成為他未來學術生涯的一個新起點。與郝江東和其他我指導過的博士生一樣，我的第一部學術著作就是博士論文。我不斷告訴博士研究生這些經驗的目的之一，就是鼓勵他們能挺過寫論文的煎熬，也希望他們能從老師們的經歷中有所借鑒、對導師的言行和要求有所理解與諒解。畢竟，從確定題目到收集歷史檔案、參加學術交流，再到最後通過答辯，博士生們除了付出非常辛苦的努力，還要經受很大的精神壓力。現在看到郝江東和他的同門同學們陸續走上教學研究崗位，並能不斷取得新成果、作出新貢獻，我作為導師很願意與他們分享各種收穫和快樂。

 

　　我在為之前的學生們出版著作寫序時就表達過，我把寫序言當作自己盡師生之誼的一個機會。我在指導包括郝江東在內的博士生們寫作博士論文的過程中，從他們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多有價值的信息和啟發。直到現在，我還不斷從他們那裏獲得很多幫助，並且越來越意識到，將來在獲取信息和新發現的歷史檔案、了解學術動向等方面，將對他們產生更加嚴重的依賴。不過，除了表達祝賀和盡師生情誼，我接受郝江東的邀請寫作這篇序言，也是希望藉此談談《來自中下層的「革命」》在學術上的貢獻所在，畢竟我自己也認真思考過這個選題的價值，並與郝江東有過多次交流以便理解他的思路。

 

　　《來自中下層的「革命」》一書的研究對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49年初的蘇聯對華政策。這當然不是一個新的課題，但郝江東的確通過他的研究有了新的發現，並提供了新的解讀，我認為其內容對中國外交史研究的未來發展是有重要啟發的。近些年來，我的論文和講座通常會用「再思考」作為題目，意即對以往本人或同仁研究過的課題作新的探討。這首先是因為近些年來大量新的歷史檔案不斷被挖掘出來，有些史實需要進一步訂正或補充。其次，或許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重新解讀相關歷史過程，包括深入挖掘其中的含義，從而豐富對歷史的認識。做這類研究涉及到中國外交史研究領域未來發展的一個需要特別重視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需要儘可能多地學習、掌握和運用社會科學的相關理論、方法等。這樣做會大大有助於強化研究中的問題意識，並可使研究成果更加深化和精細化。《來自中下層的「革命」》在這方面可看作範例，這首先表現在作者明確地將研究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政策的關注點從最高決策者斯大林，轉向了蘇聯外交決策體制中那些負責對華事務的中下層機構；通過研究論證了「蘇聯對華政策的決策機制並非鐵板一塊，常常呈現出一種複雜與隨機的狀態」，那些負責對華事務的蘇聯中下層機構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所謂斯大林的決定性作用主要體現為他在這些中下層機構所建構的對華關係格局的基礎上作出了最終決定」。從本書敘述中可以看到，戰後初期莫斯科決策層並沒有持續地重視中國問題，這也成為導致這個時期蘇聯對華政策呈現出矛盾性的重要原因之一。若不充分、細緻地探討和揭示蘇聯決策機制的特點及其與蘇聯對華政策的矛盾性之間的關聯，對戰後到1949年初蘇聯對華政策發生轉軌這個歷史過程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不充分的。

 

　　研究視角的改變為觀察和分析拓展出了新的空間。讀者首先可以作合理設想，對於蘇聯這樣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龐然大國，其最高領導人斯大林根本就不可能每時每刻並同等地關注和重視這個國家在每個方向上面臨的每一重要事態，儘管這類領導者有時的確具有超人的精力和能力，而斯大林的確又是這樣的歷史人物。那種基於對高度中央集權國家的決策體制和最高領導人必定主導一切的篤信和由此導致的一般性觀察和理解等，通常會使研究者將觀察視角過度聚焦於最高決策者，將該國家的對外政策和行為同最高領導人的看法和選擇直接掛鈎，似乎找到若干有關最高領導人的歷史檔案（包括機密的），就足以解釋那些紛繁複雜的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有時情況的確如此，不過這絕不能代替對歷史事件的具體分析，諸多複雜的因果關係仍然不是因此可以不證自明的。實際上，在很多情況下，一項政策及政策執行者的行為等，都是模糊不清的，即使可以看到來自最高層的決定也會是如此。更值得重視的是，在最高決策者並沒有確切指示的情況下，有些局部地區的政策至少看上去還是有條理、有邏輯的。《來自中下層的「革命」》的重要價值就是針對這種情況，嘗試提供對蘇聯戰後初期對華政策的新敘述和新解釋，而作者對戰後初期蘇聯對東北政策的分析的確證明了本書的核心觀點，從而也突顯了以往研究的粗疏之處，即沒有揭示出蘇聯對華政策的複雜性甚至其表現出的某種混亂也根源於蘇聯外交決策體系的基本特點這個基本事實。

 

　　作者指出，戰後初期，在諸多地區事務的演變過程中，「莫斯科決策層對問題的了解常常落後於當地形勢的發展」；至於在中國問題上，這種滯後的部分原因恰恰是，「截至1948年底，莫斯科決策層並沒有給予中國問題持續、充分的關注」。正是由於斯大林沒有特別和持續地關注對華政策，決策體系中的其他角色便掌握了表演的空間，由此造成蘇聯決策體系中的「中下層機構在面對複雜形勢時經常缺乏統一、持續與及時的指示，在理解自身責任時擁有較大的空間，採取的行為通常具有隨機性」。

 

　　戰後初期各方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博弈特點等，對於理解作者的上述判斷是很有幫助的。《來自中下層的「革命」》比較清晰地勾勒出蘇聯處理對華關係決策系統的複雜性。根據該書的敘述，至少要確切觀察和把握幾個方面的因素，才能理解蘇聯對華決策機制的複雜性，包括決策中樞莫斯科、駐重慶的蘇聯駐華大使館，以及東北蘇軍統帥部，等等。如果更細緻地觀察，在莫斯科的系統除了斯大林本人，還有外交部和蘇軍總參謀部等；前者直接對應的是駐重慶的蘇聯使館，後者則直接指揮着在東北的蘇軍司令部。需要詳細描述和解讀的是，這麼複雜的結構是否在每時每刻都在協調行動？包括即使假設斯大林能夠隨時給予指示，外交部和總參謀部是否都能及時、準確地給予同樣的理解並加以貫徹呢？《來自中下層的「革命」》顯然提供了一個否定的答案，這與以往的研究是不同的。
 

　　如果換個角度進一步觀察，作為蘇聯政策的被施予者，中國的國民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等在東北地區的決策同樣都有複雜的內部結構問題。從國民政府方面看，在重慶的權力中心是蔣介石，周圍的機構還有外交部（部內還存在複雜的人事變動和糾葛）、軍隊指揮機構和駐華美軍司令部。國民政府在東北還設立了專門的「行轅」，其中還有負責與蘇軍交涉的專門官員和指揮軍隊的司令官等。國民政府在重慶保持同莫斯科的交往，東北行轅則同東北蘇軍和蘇外交部派駐東北的專門官員打交道，等等。中共方面的情況甚至更複雜。中共中央在延安指揮包括東北在內的全局，在東北地區則很快設立了統籌領導東北地方鬥爭的東北局，在重慶還有周恩來領導的談判代表團。中共與蘇聯的直接交往，最初就是進入東北的軍隊，後來是東北局等機構與駐東北蘇軍之間的聯繫；國共談判恢復前後，中共駐重慶代表團與蘇聯駐華使館之間保持聯繫；根據《來自中下層的「革命」》的描述，他們之間的交往最初次數不多，而且內容泛泛，蘇方代表更多時候是用外交辭令來敷衍中共代表表達的關切。不過隨着時間的推移，蘇聯使館人員的態度明顯改變，這無疑反映了蘇聯有關政策的變化。

 

　　上述方方面面的每一方都很複雜，但也不過是一幅拼圖的一片，只有將它們合理地拼接在一起，才能看出東北地區各種力量博弈的結構全貌。重要的是，進行這種更為系統的敘述，是在向以往的研究成果提出挑戰，而那種只依據有關最高決策層的歷史文件敘述的因果關係鏈條顯然過於簡單了，無法對如此豐富而複雜的事態提供有足夠說服力的解釋。對於莫斯科的最高決策者和龐大的決策系統來說，應對上述如此錯綜複雜的局面本來就很不容易，更何況斯大林本人的主要關注並不在東方。如果排列一個年表，或可大致呈現莫斯科真正的關注所在和斯大林到底用了多少時間和精力來應付中國急劇變化的形勢。例如，根據《來自中下層的「革命」》的考察，蘇聯在1945年12月就向延安派出聯絡人員，但是中共中央並不能通過他們同莫斯科直接溝通在東北地區的政策和行動，中共領導人仍然需要通過東北局和重慶代表團來獲得有關蘇聯政策的動向，而那些信息有時是相互矛盾的。

 

　　顯然，如果不深入考察和理解圍繞東北地區多方互動的結構性問題，便無法說明蘇聯政策何以呈現出如此多令人費解的現象及其對其他各方的影響，包括對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調處國共失敗是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等等。作者利用發掘的新資料，通過敘述這個變化過程，揭示了蘇聯政策的變化及其對當時進行中的國共談判的影響，從而對以往相關的研究成果作出重要補充。不過還是要說明，書中的確有大量基於新歷史檔案的描述，當然也給讀者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間。畢竟，窮盡各種細節對於歷史研究是永遠不可實現的要求，這也是歷史文學的作品往往更吸引讀者的一個原因，因為作者可以不受歷史研究規範的約束，用自己不經證明的想像來填充那些空白。

 

　　基於以往的有關分析，《來自中下層的「革命」》進一步深入考察了斯大林「將東北問題置於地方層面解決的策略」，並指出正是這個策略客觀上加強了「負責對華事務的蘇聯中下層機構對中蘇關係互動的影響」。這個研究視角和判斷推動作者下了相當大的功夫去收集有關的蘇聯檔案並有相當可觀的收穫。當年的蘇聯外交官曾經回憶，戰後初期的蘇聯對華政策出現了「在上層是一種性質，在中層和下層則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古怪情況 。作者利用豐富的歷史文獻證明，在以高度集中為主要特點的蘇聯決策體系中，當時莫斯科決策層對中國事務的「忽視」，以及斯大林本人將東北問題「地方化」的策略等因素，是導致那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在戰後初期國共美蘇「三國四方」的複雜互動中，許多「蘇方」決策與行為並非「上層」決策者（即莫斯科決策層）主動啟動的進程，而是負責對華事務的中下層職業外交機構或其他涉外機構根據他們的觀念和理解「意外塑造」出來的結果。

 

　　以往的研究大致證明，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政策更多地體現了俄羅斯傳統的地緣政治、勢力範圍等觀念的影響。冷戰的爆發難免賦予蘇聯對華政策更複雜的含義，而將對華政策置於冷戰體系中加以思考和處理，對於蘇聯領導人則是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從這個角度看，《來自中下層的「革命」》對1946－1947年蘇聯對華政策的敘述是另一個很有新意的部分。以往的研究成果對這個時期蘇聯的對華政策着墨不多，不論是描述還是分析，差不多都是空白的。這本書利用新發現的歷史資料，提供了新的解釋，即1946年春季開始日益激化的美蘇對抗和由此導致的蘇聯對外政策的明顯轉變，並沒有立刻反映到莫斯科的對華政策上，但對負責對華事務的中下層機構造成了衝擊。換句話說，冷戰對蘇聯對華政策的影響過程是自下而上的。這是一個很大膽的設想，基於對蘇聯式決策體系的體驗，它是有合理性的，其理由對於經過專業學習的中國讀者來說，不需要太多解釋。

 

　　《來自中下層的「革命」》認為，莫斯科在對蘇聯利益與安全攸關的歐洲局勢日益緊張時，最初並不打算在遠東地區挑起新爭端。問題是冷戰對立導致蘇聯中下層機構在處理對華事務時的態度發生重要變化。這一方面體現在那些機構在向莫斯科提交的報告中，對國民政府的定性和話語系統大大改變；另一方面則是他們不斷強化反對國民政府的立場以及明顯深化同中共在東北地方層面上的戰略性互動。作者以中蘇圍繞東北經濟問題的談判為重要案例，說明蘇聯同國民政府關係惡化的複雜原因，以及這種惡化如何在冷戰背景下變成了美蘇鬥爭的組成部分，並因此成為東北蘇軍決心更有力地支持和援助中共的重要推動力。在這種互動中，即使沒有冷戰，蘇聯與國民政府的關係會更好一些嗎？解答這個問題對於理解冷戰在中蘇關係中到底起了什麼作用，是有意義的。畢竟，早在杜魯門主義出籠之前，東北蘇軍就開始更積極地支持中共軍隊，利用他們破壞國民政府的接收工作。

 

　　根據《來自中下層的「革命」》的敘述，在馬歇爾使華後取得第一個成果即1946年1月10日推動國共達成《停戰協議》之際，東北蘇軍代表就告訴國民政府代表，蘇軍部隊將無法按時撤軍，而且不會阻止中共軍隊在東北北部地區的行動。1月16日，蘇軍還拒絕國民政府接收九台礦區，同時嚴禁東北國民黨軍隊調動，警告後者在東北的「任何武力行動，須先通知蘇方」。1月31日，蘇軍代表同中共本溪代表簽署協議，決定將南滿「蘇家屯以南到營口、安東，東至通化，包括一千餘萬人口的重工業區」交由中共部隊接收。第二天，蘇軍正式通告國民政府以供煤不足為由，拒絕國民黨軍隊使用中長鐵路。2月23日，駐東北蘇軍代表甚至敦促中共「再增強東北幹部，大批增調主力部隊到東北」。根據這些事實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東北蘇軍的行動是導致停戰協定在東北難以落實的重要原因。問題是他們的這些行動與莫斯科的政策是一致的嗎？如果比較作者對該時期莫斯科對蘇聯駐華使館的指示，至少可以確定，東北蘇軍的上述行動與莫斯科的指令是不協調的。正如作者指出的，斯大林固然沒有料到中蘇圍繞東北經濟談判會產生如此糾葛，但並沒打算因此改變蘇聯對華政策的基本框架。然而，駐東北蘇軍這時不僅幫助中共在東北迅速發展，致使後者的實力不斷擴充並在東北逐漸擁有了需要維護的現實利益。東北蘇軍的行動最終塑造了他們與中共之間的「戰略性關係」，這對蘇聯對華政策的演變產生了深遠影響，即為1949年初蘇聯對華政策轉軌「埋下了伏筆」。

 

　　比較國共雙方這一時期對蘇聯的政策也是很有價值的，畢竟中蘇各方的互動也是推動蘇聯對華政策演變的關鍵因素之一。首先，探討蘇聯那些負責對華事務的中下層機構的作用時，必須重視來自中共一方的主動性。作者認為，中共的成功之道在於憑藉意識形態與歷史因素的天然有利條件，在搶先進入東北後「贏得了蘇軍的好感」，而他們積極推動與當地蘇軍的合作是導致東北局勢演變的關鍵動力。反觀國民政府，其最大失誤就是將此間蘇聯對華政策的決策機制視為「鐵板一塊」。雖然負責對蘇交涉的國民政府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張嘉璈也認識到，「蘇方對於東北，有其局部之策略」，但遠在重慶的國民政府主要決策者仍將駐東北蘇軍的行為完全等同於莫斯科的意圖，處理對蘇關係的基本思路是將東北問題國際化，利用「大國政治博弈對莫斯科決策層施加壓力」，結果惡化了中蘇關係氛圍，強化了「負責對華事務的蘇聯中下層機構」的基本立場。

 

　　冷戰爆發對蘇聯對華政策的影響是學術界持續關注的重點，《來自中下層的「革命」》在這方面不會是例外。蘇聯政策在冷戰爆發的背景下發生的變化，對馬歇爾調處的成敗和持續進行中的國共談判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美蘇關係的惡化同國共關係的惡化之間存在因果關係等等，已經被學術界證明了。《來自中下層的「革命」》利用新發現的俄羅斯檔案，更有力地證明了在冷戰爆發的背景下，蘇聯直接針對馬歇爾調處所採取的行動，特別是給予中共方面的支持。這首先表現在蘇聯駐華使館對馬歇爾調處日益公開地表達出強烈的反對態度。其次是向中共方面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外交支持。第三是在中國東北地區，蘇軍撤出後，蘇聯地方機構與中共當地機構之間的互動與合作日益密切，並「越來越具有實質性意義」，雙方於1946年春形成的「戰略性關係不斷得到鞏固」。作者認為，蘇聯的行動改變了國共力量「在東北戰場乃至全國內戰中的根本走勢，還打亂了美國對華政策的設想，讓美國失去了增加在華影響的機會」。

 

　　從後來發展的情況看，中共中央在這個階段開始主動發展同莫斯科的聯繫也是至關重要的。根據《來自中下層的「革命」》的敘述，1945年底1946年初，斯大林向延安重新派出了聯絡員（即蘇軍少將奧爾洛夫醫生），並通過這一情報渠道直接指示中共中央接受馬歇爾調處，下決心停止內戰。但這種聯絡渠道的恢復同樣為中共中央直接影響莫斯科的政策提供了方便。中共領導人在指示駐重慶的中共代表團主動接近蘇聯駐華官員的同時，也通過駐延安蘇聯聯絡員直接給斯大林寫信，詳細匯報了中共中央這一階段的戰略方針、策略選擇、軍事實力等問題，「甚至還就極為機密的中共中央領導層的人事問題與自己的健康問題作了匯報」。當然，從莫斯科到蘇聯大使館，對中共中央主動靠攏的行動反應消極。直到1947年春夏，當情況發生重大變化時，莫斯科與延安建立的直接聯絡渠道顯示出獨特的重要性。當斯大林開始關注並有意於對華政策「轉軌」之時，他就可以通過這個渠道直接與毛澤東聯絡，並了解、影響中共中央的政策和行動。

 

　　這個時期蘇聯對華政策的另一個方面，是受到蘇聯與國民政府關係持續惡化的衝擊。冷戰的爆發使諸多國家或政治勢力都面臨「選邊站」的局面。蘇軍撤出東北後，莫斯科一度延續了戰後初期的對華政策，斯大林釋放了一系列希望改善中蘇兩國關係的信號。問題是此時國民政府更願意、也很相信能得到來自美國的援助，基本原因就是學界已經多次陳述過的那些，其結果也不難推斷。《來自中下層的「革命」》根據新挖掘的俄羅斯檔案，明確指出了莫斯科對國民政府政策轉變的時間大約在1946年7月間。7月25日，駐華大使彼得羅夫根據莫斯科的指示，向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首次明確表達了對馬歇爾調處工作的不滿。作者認為這標誌着蘇聯對馬歇爾調處的態度發生「根本轉變」。這個轉變發生在中國全面內戰爆發之際。之後不久，即8月10日，馬歇爾發表聲明承認調停失敗。究竟該如何確定這一連串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對中共中央戰略的直接影響等等，還是有很大想像空間的。例如作者對這個時期蘇聯方面提供的戰略和軍事情報等對中共中央戰略與策略影響的論述，不論是史料還是判斷，都給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在這方面值得重視的是基於《來自中下層的「革命」》設定的視角，作者繼續深入闡述了蘇聯駐東北地方機構繼續發揮着特殊的作用，他們的行動有時是超越莫斯科授權的，並因此受到來自莫斯科的批評和節制。作者以旅順大連地區蘇聯行政當局為例，敘述了他們一方面繼續阻撓國民政府的接收行動，這最終導致國民政府方面對中蘇關係幾乎絕望；另一方面，他們給予中共方面各種支持和便利，有些甚至超出了莫斯科的授權。例如在1947年夏季，蘇聯輪船就經大連港幫助中共向山東地區海運人員和物資，通常是「滿載軍火」駛向山東解放區，「回程裝運糧食」。這一情形後來被國民政府發現並提出外交交涉後，時任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不僅予以「嚴厲批評」，而且指示「絕對禁止」蘇聯船隻駛往煙臺。一系列的個案證明了作者的如下觀點：「相較於莫斯科決策層的謹慎與保守，負責對華事務的蘇聯中下層機構往往更為激進」，而這部分是因為在冷戰爆發的情況下，他們與莫斯科面對的國際大環境或許沒有根本不同，但所面臨的具體情況如增多的美軍機偵察飛行等等，是莫斯科難以感受到的。

 

　　關於蘇聯對華政策「轉軌」的時間點，作者認為是在1948年11月，即在中共完全控制了東北並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態勢「引起了斯大林的關注」之際。這前後的歷史進程已經有諸多論述，基於《來自中下層的「革命」》的敘述主線，作者強調了中共控制全東北的重要影響，認為這導致「蘇聯與中共在東北地方層面的互動及其間的戰略性關係漸漸超出地方層面，開始引起莫斯科決策層的關注」。這個判斷還可以在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加以檢視，並尋找更多的歷史證據加以闡述。1948年春夏，斯大林已經開始與毛澤東有直接電報往來。他採取這個行動正是基於變化中的蘇聯對中國內戰前景的判斷，特別是他希望一旦中共獲勝便能選擇在冷戰中站到蘇聯一邊。記得我在為之前一位博士的著作寫序言時說過，現在做的研究有時就像是在「拼圖」。研究者往往會盡其所能地將更多的碎片準確地安放在歷史框架中，力求更準確和完整地呈現歷史畫面的原貌。不過通常的情況是，隨着更多的碎片被更準確地放置到位後，空缺的地方反而更加顯眼。做歷史研究的人恐怕會永遠糾結於自己的努力帶來的這種效果，然後繼續埋頭苦幹下去。

 

　　在讀完全書後想說句題外話。《來自中下層的「革命」》雖然是從研究蘇聯對華政策演變的視角展開敘事的，但其內容和突出的特點對於理解和研究其他超大型國家的對外政策也是很有啟發的，也有助於推進對其他類似歷史事件的研究。研究對外決策理論的政治學界可以更關注這類歷史研究成果中揭示的越來越清晰和具體的個案，如果對涉及各方的結構做更深入的分析，很可能會獲得更具解釋力的理論層次的認識。

 

　　《來自中下層的「革命」》的出版是郝江東博士學術生涯中一個重要的階段性成果，也是他對這個領域研究的一個新貢獻。我相信郝江東會從完成這本書的艱苦努力中獲得成就感，也會增加新的動力去開拓新的領域。由衷地希望郝江東和他的同伴們繼續努力，不斷有新的成果問世。在這個年代願用「梅花香自苦寒來」與郝江東博士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