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我的上一本書《我不在這裡,就在往那裡的路上》出版時,很多人問我為什麼都沒寫拍電影的事情,包括出版社的編輯也抱持同樣的疑問。其實我不是那種很願意把自己的後台工作跟別人分享的人,我一直有個想法,工作是非常個人的事情,我可以講我在工作上遇到的人或工作上的事,但真的很難把工作上的一些細節告訴大家,而且每個人有不同的工作方式,我的工作方式只是千千萬萬的其中一種,把它變成書、形成文字,好像是多此一舉的事情。但是,現在這本書,我不僅寫出《餘燼》的創造過程,甚至把每天的拍攝細節公開出來。
《餘燼》對我來說,是我從事電影以來最艱難的作品,艱難的部分不是整個故事寫作跟執行而已,而是自己面對台灣過去歷史時的猶豫不安。用復仇的故事來探討歷史,把被害者變成加害者,這在一切公平正義還沒得到答案的時候,用這種方式來陳述歷史是非常危險的。
通常復仇的故事,裡面有很鮮明的好人跟壞人,好人被長久地欺負壓迫,最後起來反抗甚至報復,最後都會得到觀眾的掌聲跟認同,《餘燼》這部電影基本上也是這種類型故事,但是所謂的壞人到底是誰,是那些當權者,還是執行任務的人呢?在一個錯誤的時代裡,來自不同地方的人碰在一起,產生了壓迫和屠殺,從此,所有的善與惡糾纏不清,只剩下顏色當作唯一的信念。這是個多麽悲哀的事情。
我不是白色恐怖受難者的下一代,我爸爸也不是1949 年跟隨國民黨從中國大陸來台的,在做這部片子的時候,我一直告訴自己,我是用什麼身分來理解這件事情,而且很多人問我:「鍾導,這片子跟政治有關嗎?」政治這兩個字在台灣是很敏感的,這兩個字已經不再是孫中山先生所講的「管理眾人之事」,它的意義比較像是「你是偏向哪一個顏色?」當然每個人都有他的政治信仰,但是用一部電影帶領那麼多演員、工作人員,往藍綠的死胡同裡衝進去,那是多麽愚蠢的事情。我很小心地帶著所有人走向「餘燼」的路,我希望大家能從路上看到製作電影的惶惶跟美好,在這路上,我們沒有談論任何政治信仰,只是想把電影做好。
電影最後結束時,有一首歌叫〈北方來的人〉伴隨著工作人員字幕到結束。有一天,一位朋友來公司,我放了這首歌給他聽,他聽完後沒什麼表情,沉默一段時間,突然間,他哭了起來,當時我嚇了一跳,我拍拍他的肩膀,問他怎麼了,他有點語無倫次地講著他父親及父親的部屬,他們1949年從中國過來,顛沛流離了大半生,最後在台灣孤老。我趕緊倒了杯水給他喝,好不容易心情平復下來,沒多久,他又再爆哭了起來。眼前這位朋友平常的樣子是威武不能屈,個性爽朗,笑起來很大聲,但現在哭得滿臉委屈,我覺得他哭的是那個時代,是很多人想遺忘,但是卻又有很多人遺忘不了,一直在徘徊尋找答案的時代。
記憶很容易變成一個深化的教條,而且不同的記憶也很容易變成衝突的根源,對我來說,電影應該是用影像跟畫面打開大家的視野跟彼此的瞭解,重新面對自己的記憶。為了拍這部電影,我讀了很多史料,甚至包括很多俄國文學,像是《戰爭與和平》、《卡拉馬助夫兄弟們》,想藉此從這些書裡了解人的更多面向,當然,由於《餘燼》是一部復仇類型電影,我也重讀了《基度山恩仇記》,想了解基度山伯爵整個復仇的過程。其實看完這些書沒多久,很多細節甚至故事都忘記了,唯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基度山伯爵在書中最後講的幾個字:「等待與希望」,莫子儀在片中有一段演講的台詞是從這幾個字衍生出來的。
「人生就是要抱著希望,來面對漫長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