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此著作收到了亞洲文化史學家、梵文文獻學家以及普通哲學家們的重視。
這本書是由三部著作組成的叢書裡的最後一部。這一套叢書的主要目的,在於闡述亞洲歷史上稱得上是最為強勁的一場思想運動。這場思想運動產生於西元前六世紀的印度斯坦,再逐步擴展到幾乎整個亞洲地區,甚至影響到日本和印度群島。在這一層面上可以說是討論了中亞和東亞的主要思想發展的歷史。
本書由於按照完全基於「論」一類的原始資料(古印度學者著述),具有特色的梵文學術風格,書中的論證裡所使用的術語很特殊,形式很簡潔,對其思想的解釋與發展都保存在繁雜的注疏而受到了梵語學家的器重。
本書應引起哲學家重視的原因是,它向他們展示了一種他們尚不熟悉的邏輯體系,它是邏輯,但不是亞里斯多德的邏輯;是認識論,卻又不是康德的認識論。
認為實證哲學只存在於歐洲,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偏見;而認為對邏輯研究達到了極致的是亞里斯多德,也是一種偏見。雖然對於未來的邏輯我們尚未達成一致,但對於邏輯現狀的不滿是一致的。因此,處在某個改革前夕老研究一種完全不同的思想方法——陳那和法稱的既是認識論又是形式邏輯的——有可能具有某種重要的意義。
這樣一來,考慮和比較兩種完全不同的邏輯,我們就會發現,人類的思維在打算解決真實與謬誤的時候,就很自然的要遭遇到某些問題——判斷的、推理的和論證本質的;關係與範疇;綜合和分析的判斷;無限及無限可分性的;二律背反與知性辯論結構等。透過文化差異的奇特術語,我們將會發現很多我們熟悉的特徵。在這個邏輯體系裡,這些特徵都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被處理和安排,它們佔據了不同的位置,完全處於不同的環境裡。倘若我們熟悉梵文作品的風格,我們就會試圖用印度概念術語來詮釋歐洲的思想了,而不只是把印度的哲學概念翻譯成歐洲的哲學用語。
我在這本書裡的主要目的是,指出兩種邏輯體系之間的相似性,而非比較和估計兩者的價值。在這一方面,我很樂意聽取哲學同行的意見,在這一個特殊的認知領域裡,他們具有的經驗也許遠遠超過我所能達到的程度。倘若我能引起他們的關注,並透過他們將印度哲學家的思想介紹給歐洲的同行,我會因此深感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