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除非人們想走得更遠一點
朱剛勇(「人生百味」共同創辦人)
● 第四世界運動
二○二四年初,十幾個來自台灣的NGO工作者歷經十多小時飛行與轉車,來到巴黎一處郊區。這裡緊鄰梵谷生前最後居住的奧維小鎮,除此之外並無任何觀光景點。
吸引我們來此的,是一個以貧窮者為主體號召的國際組織:第四世界運動(ATD Fourth World)。這是從一九五七年起,由一位天主教神父號召世人與「窮人的智慧」共同拒絕赤貧的行動,志願者們在培訓後進入貧困社區,與居民一同生活,在日常中學習對話與經驗,同時也相互培力、橫向連結,組織成對公共事務發聲的行動群體。
此運動從巴黎貧民窟出發,至今已拓及全世界。ATD發起人在法國經濟社會理事會(CES)提出的貧窮研究報告書,首次提及「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ve)概念,影響後來法國的社會福利設計,推進醫療、住宅、就業等反排除政策,更促使聯合國在二○一二年通過《人權與極端貧困問題指導原則》。
● 促進世界改變的力量,來自於最隱蔽的群體
其中一天行程,我們來到赫忍斯基記憶中心。第四世界運動在此典藏了數十年來從貧窮社區而來的紀錄:從行動發起人若瑟.赫忍斯基神父的手稿、演講,志願者所做的筆記,到貧窮經驗者的畫作與書信。若瑟神父甚至保存了一位小女孩送來的紙條:這張小小皺皺的便條上,寫著走投無路的母親想借些錢,餵飽自己的孩子。「這張紙條傳遞的訊息不只是請求,更包含經驗者對於貧窮所感到的羞恥與痛苦。」
這些物件被仔細分類在檔案室,用不同的溫、濕度保存。它們為貧窮研究報告提供珍貴文本,許多研究者也會來此申請瀏覽,作為學術與政策研究重要參考。
除了研究者,貧窮經驗者也是這裡重要的訪客。負責管理檔案的工作人員告訴我們:「窮人的生命常歷經驅離、安置。失根使人們容易陷入身心折磨。」貧窮經驗者也會來此調閱自己親人與家鄉社區的檔案。一位女士在年幼時便被安置,與家人分離,後來她找到了失散的手足,發現大家都因受創而衍生疾病。他們一起來到記憶中心,找到母親的檔案與書信。
「我一直以為母親是因不愛孩子、不負責才害我們被拆散,原來她曾經如此努力爭取我們,但也因失敗而深陷痛苦。」
● 歷史能治病嗎?書寫與記錄的意義
「然後呢?這位女士因此好轉了嗎?」聽完故事後,一些人急切詢問,工作人員笑而未答。來自台灣的工作者們也立刻意識到這問題多天真,尷尬地笑了。身為投入在邊緣群體中行動多年的我們,當然明白面對苦難從沒特效藥;何況看見紀錄,人就康復,那還需要助人工作者存在嗎?然而此刻,我們是為何因經驗者與歷史的相會而觸動?甚至因此被激發出一點天真想像?
傅柯在研究監獄、精神病院中的權力結構過程,曾寫下一篇名為〈聲名狼籍者〉的文稿,敘述在閱讀這些病人、犯人的官方檔案時,曾有此揣想:「在這些不再言說的名字背後,在這些極有可能包含著錯誤、虛假、不公、言過其實的短暫敘述背後,有那麼一群人,他們曾經活過又死去,一生與苦難、卑賤、猜忌與喧嘩為伴。」他形容底層群體自古便是在無光、無名的狀態下度過一生,唯有在與權力的光短暫交會時,才會留下存在的證明。然而權力只會記錄失序與過錯,使這些人從此聲名狼藉,身分被烙下爪痕。
當失去歷史,或被偏頗詮釋,乍聽似乎不會對人造成實質傷害。甚至社會學家高夫曼的《污名》、人類學家斯科特的《支配與抵抗的藝術》,在在都強調經驗者的能動性,其如何與汙名及權力共舞,研發出一套生存技能與智慧,甚至為自我撐出些許空間容納尊嚴。
然而,受壓迫的生命若無法為自己言說,苦難終將以世代傳承。來到記憶中心的女士如此,台灣民主化過程的原民、障礙者與性別等運動,不也是如此嗎?壓迫造成的噤聲使歷史傳承斷裂,經驗群體始終得回頭面對集體的創傷來由,從中辨認與梳理自我、群體,以及社會結構間的關聯,才能得到解放與自主。
● 光是被好好聆聽,人就能感受到存在
貧窮群體的歷史重建之路是漫長的,然而,每一個瞬間都有意義。在都市貧窮議題耕耘的十年裡,我見證過許多這樣閃亮的瞬間。
回到文章開頭,這些從台灣遠赴巴黎參訪的工作者們來自台灣各個非營利組織,分別從事無家者、脆弱家庭、逆境兒少、精神疾病經驗者等領域的陪伴與倡議。我們在二○一七年共同舉辦「貧窮人的台北」展覽,並於隔年成立聯盟,開始了以經驗為主體,向貧窮者學習的聯合行動。而本書作者楊小豌也是當時參訪團的成員之一。
社工系畢業的小豌,行動足跡深入街頭、監所,其在《街頭的流離者──一名街頭社工與無家者的交會微光》書中記錄的街頭生命,也讓我看見了這些光芒。年輕的流浪者為何無法信任他人,曾經傷害過家的無家者是否有資格說自己的傷痛,以及外界看似弱勢且單薄的女性,如何在流浪中以韌性的方式而活。
在每則紀錄中,小豌並不總是順利與他者生命連上,許多時候是遭遇閉門挫敗與被質疑。然而,我認為這樣真誠的揭露反而更觸動人心。關係的建立從無捷徑,許多時候行動者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而願袒露自我的囿限與意願,猶如在黑暗中點起一道光火,便會映照出彼此的容貌,使人們得以相認、凝聚。這樣的光使人想起非洲祖魯族有一個傳統問候:我看到了你(Sawubona)。而回應方式,是告訴對方:「是的,我也看到你了。」
「若人們想走得遠一點,便會往文學走。」傅科在〈聲名狼籍者〉文末如此作結。這並非意味著要將貧窮與無家浪漫化,而是提醒我們應在龐然數據與制式公文下,真實看見一個個鮮活立體的生命與光。
只要能記住一則故事,一種活法,一位存在的人,被隱匿許久的歷史即在我們不遠處。
推薦序
街頭滋養而茁生的豌豆
黃克先(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危殆生活》作者)
● 初識小豌
三年前的春天,在台大社會社工系館四樓的一間會議室內,長方形桌的另一邊,坐著的是一位外表符合大家對「好學生」、「年輕女孩」刻板印象的大學生,她有著一個可愛、親切的名字:小豌。我坐在桌子這一邊,參與著這本以艋舺公園的大哥、大姐為題的學士論文審查。
正值撰寫《危殆生活》的我,那些日子時不時回想起,自己在艋舺公園從事田野調查時,每次與無家者大哥、大姐的相處及他們的語句,總啟發著對生命發展及社會運作想像單一的我;結束一天田野後,返回住處途中,在捷運上的我常會不自覺露出滿足的微笑,覺得當初決定走入這個外人看不見的世界,實在太正確了。
然而,那段時間唯一的困擾,是當旁人問起我在忙什麼時該如何解釋。「太危險了吧!你有結伴嗎?」「那裡不是一堆瘋子、站壁的,會不會久了變得跟他們一樣?」或是對方沉默不語,只報以微妙的笑容。儘管事實並非未進入公園久待的外人想像那樣,但他們的回應正印證了這社會對於無家者及他們棲居的地方賦予的汙名及莫名恐懼,正是這汙名及恐懼阻礙了人們進一步地認識無家者、對其伸出援手或反思自身盲點。
我很難想像,我作為一個外人眼中的成年男性、有一定社會經驗及判斷能力的大學教授,尚且花不少力氣克服種種質疑的目光及言論,及自身劃定的無形舒適圈界線,而眼前這位形象好像小豌豆的女孩,怎會同樣走入艋舺公園做田野? 我一方面佩服她自我突破的勇氣,另一方面更好奇她是抱持什麼樣的眼光看待公園裡的無家者──是像某些蹭熱度、想著流量的網紅來獵奇?或欲藉做好事提升自我感覺的一些「善心人士」,想救濟這些他們眼中已失去人性與各種能力的可憐存在?
真的細讀這篇論文,發現小豌是確實投入在這項田野,誠懇、平等,不帶太多預設地與公園住民們長期相處,論文中透露的是沉浸於田野後,「發現」看不見的世界的那種喜悅;這不僅來自知性拓展對過去陌生的社會人群的知識,更因那些被旁人無視、歧視或蔑視的邊緣人,實實在在迸發出可貴的人性尊嚴及互助情誼。她形容這些無家大哥、大姐相處有如「街道芭蕾」(street ballet)──借用自著名的都市研究學者珍.雅各(Jane Jacobs)描繪看似無序,實則背後有邏輯及相互牽引關係的街頭互動。
小豌的論文,最後獲得了台大學士論文最高榮譽的校長獎肯定。這肯定的不只是論文本身的品質而已,還包括論文的起心動念與紮紮實實的研究執行。我當時很好奇未來小豌的發展。帶著這本論文畢業後往下走人生道路的她,是否會再與我相會。倘若再相遇,會是在哪裡?學術研討會上;某社福機構的評鑑會議中;在台北市信義區,與眾多年輕人一同擦身而過?
● 街頭助人經驗的書寫
在這篇文章寫成的幾天前下午,我們再見了,而此時的她已是在街頭滋養、長出堅韌助人力的小豌社工。那個場合是「向貧窮者學習聯盟」(簡稱窮學盟)舉辦的一場座談活動,一同參與的還有來自第四世界運動的國際友人,以及台灣服務貧窮者的幾個團隊。這些參與者雖然遍布各個不同領域──服務對象包括弱勢兒少、精神障礙者、無家者、拾荒者等──但都共享著對貧窮議題的想像,認為要正視貧窮造成人們除了物質匱乏外的多重傷害,同時在聆聽他們的聲音、尊重其尊嚴及正視其能力的前提下,與他們共融以共榮。因此,會中不只有助人者,更包括有貧窮經驗的人,大家一同集思廣益如何能讓台灣的貧窮問題更被看見,有貧窮經驗的人更願意站出來分享自身經驗,並投身公共倡議。
在會場中,我突然被一個聲音叫住,我轉頭後見到的是熟悉、但不確定為何熟悉的臉孔。經對方解釋,才知道是過了數年後,已出社會工作的小豌。後來才曉得,她這些年陸續從事了監所訪談計畫及街頭外展無家者的工作,並帶著教友們走出會堂的高牆,來到街頭,與我自身過往的經驗多所交集。
《街頭的流離者──一名街頭社工與無家者的交會微光》這本書立基在她工作上的反省,其中有許多觀點都令我深有共鳴。
本書中出現的人物,都帶著各類令我們避之唯恐不及的標籤,即使不撇開眼,也會封上心:令「大人」頭痛的非行少年,身染酒癮的暴力施行者,羞澀躲在街角、不願接觸人群的女人,百病纏身、自我放棄的長者……但透過小豌的眼與筆,讓我們看見他們與我們共享的情緒、感情及人性,同時揭示過去自身無法決定的外在力量及命運,如何偶然地交織出當下的結果。這不是一句「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可以概括,更不能由此得出這是他們咎由自取,而可任他們自生自滅的結論。
從本書小豌的書寫中,我們能感受到街頭流離者的奮力及隨之而來的無力。行文中反映出我們社會立起一堵困住邊緣者的高牆,這牆或許是行之於文字的法令制度,或是人與人相處時,投射至對方的無形思維習慣或刻板想像。牆的高築當初有其原因,也因其築起而保護、捍衛了一些價值與資源,防範了令人恐懼的不確定性,但同時亦排除了最需要幫助的人群,並阻絕了許多可能性。牆既然是人所築,就可以因時、因地置宜地被拆除與重建。
● 直面街頭流離者的臉孔
台灣許多關於社會救助及社會秩序維護的法令,都是在一九七○年代走向工業化及都市化時期所確立,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型態、價值取向及道德恐懼。往後雖多經修正,但根本的邏輯並未改變,亟待調整與重塑。
如今,早已非愛拚就會贏,願做必能有事做、有屋住的時代。今日墮入貧窮、位在邊緣的群體,面臨嶄新的排除型態與無助的困境,需要更多的同理、陪伴及倡議。盼望你我能跟著小豌的書頁及她散發著青春樂觀之氣息踩出的勇敢腳步,直面街頭流離者的臉孔,伸手投入富含意義的未知助人志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