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與修復：創傷倖存者如何想像正義？

　　創傷倖存者將是領路人，引領社會走向對於正義的全新理解

　　針對女性的暴力是世界上最常見的人權侵犯事件。美國的統計報告指出，大約有20%的女性曾是強暴受害者；12到24歲之間的女孩與年輕女性屬於高風險族群，有色人種、原住民族跟女同志的統計數字甚至更糟。根據一項以美國大學生為對象的保密調查，大約每四名女性中就有一名承認曾被強逼發生性關係，而大約5%到10%的年輕男性承認，至少曾有一次對女性「占了性方面的便宜」。

　　還有其他形式的性剝削。涉及反覆侵犯的性販運跟職場騷擾，受害者與犯行者之間交織著愛、服從、經濟依賴等複雜關係的家暴，或是兒童與青少年的性虐待。童年時期的暴力可能會破壞受害者形成信任、親密與相互關係的能力，也可能傷害了她保護自己的能力，讓她容易反覆受暴；童年受暴倖存者也極度可能變成強暴、性販運或親密伴侶暴力的受害者。

　　性暴力事件中，只有少數會向執法單位通報，其中予以逮捕、起訴與定罪的案件更少。根據美國針對刑事司法體系的統計數據，所有強暴案中或許只有1%到5%實際上會被起訴，而達成認罪或定罪的比例是0到5%。那些確實向執法單位尋求幫助的受害者，鮮少透過這種方式找到幫助或慰藉。即使是在傳統司法體系能得到最好結果的狀況下，對倖存者而言，整個尋求正義的過程仍是痛苦的，創傷的傷口並不僅限於犯行者的暴力與剝削所導致的那些，旁觀者──所有參與共謀、寧願不知有虐待發生、或者責備受害者的人——他們的作為或不作為，導致的傷口往往更深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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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創傷真的是一種社會問題（它確實是），那麼復原就不可能只是個人私事。

　　在復原過程中，倖存者免不了要直接面對許多複雜的正義問題：她們敢公開說出她們的故事嗎，要是這麼做了，她們的真相能夠得到社群承認嗎？傷害能被修復嗎，要是可以，修復會需要什麼？倖存者與加害者如何能夠繼續生活在同一個社群中？向加害者問責是什麼意思？和解是某種值得期待的事情嗎，如果是，能夠如何達成？社群要如何提供公共安全並且預防未來的傷害？

　　如果創傷源頭在於一種根本的不正義，那麼完整的療癒就必須要求來自更大社群的某些正義措施來加以修復。

　　《創傷與復原》提出復原過程大致上分為三個階段：恢復安全感、重建信任關係；回顧與哀悼；重新（與自我和社群）連結。《真相與修復》將提出復原的第四、同時也是最後一個階段，正義。

　　本書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權力」，對照暴政與平等兩種不同權力關係的原型，並探究世界各地的父權體制霸權，鋪陳出全書理論基礎。什麼才是倖存者想要的正義？許多倖存者說她們想要真相與修復，司法體系實際上提供的卻是懲罰與金錢損害賠償，第二部「正義的願景」即是作者詳盡闡述從報導人證詞裡浮現出的正義願景。第三部「療癒」是從如何補償倖存者、避免未來傷害，發展進一步的正義概念：療癒受害者、加害者，以及更大的社會。最終以充滿願景的「倖存者的目標」作結。

　　赫曼援引哲學、社會科學、歷史、法律與心理學作品，以及律師、法官、倡議者、教育家、心理衛生臨床工作者等直接與倖存者一起工作的專業人士的訪談內容。不過究其核心，這本書是奠基於倖存者自己的證詞，因為她們就是倖存者正義或者療癒正義的專家。赫曼深入傾聽倖存者的聲音，由她們帶領我們走向更上一層樓的正義願景。

　　「第一步很單純，就是去問倖存者，對她們來說，怎麼做才能夠糾正錯誤——或者說是盡可能地糾正。這做法聽起來很合理，實際上卻鮮少有人這麼做。因此，到頭來，傾聽變成一種激進的行動。
　　在這本書裡，我設法顯示出對許多倖存者來說，正義意味著什麼——而且透過她們的想法去預想，如果她們的需求與願望真的被納入考慮，我們的司法體系會變得多麼不同。」──本書導言

　　審訂、導讀
　　何雪綾，臨床心理師、政治暴力創傷療癒工作者

推薦人

　　尤美女，律師、婦權捍衛者
　　王曉丹，政治大學法學院特聘教授、女學會前任理事長
　　李晏榕，律師、民進黨性別平等事務部主任
　　房慧真，作家
　　阿潑，文字工作者
　　彭仁郁，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法國分析空間學會臨床精神分析師
　　劉芷妤，小說家

各界好評

　　本書探討性犯罪被害人的真正需求，發現被害人真正希望的是被社群看見而不再躲藏、被社群傾聽而被同理、透過加害人的真誠道歉而被療癒、得到加害人當責的補償、加害人深刻反省不再犯；至於加害人的刑事懲罰，則是鄉民的正義，而非被害人的最迫切需要。——尤美女

　　《真相與修復》是一部直擊靈魂的必讀之作，揭示倖存者創傷的多重面貌，挑戰你對真相與正義的根本認知。本書引領我們深入性暴力權力結構的核心，展示真相如何在不斷地反思與對話中層層顯現。更重要的是，它探討司法如何可能在矛盾與張力中釋放能動力量。——王曉丹

　　陪伴性暴力的倖存者多年，我深知正義對她們來說有時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然而如果能夠跳脫司法與正義的連結，回歸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真誠的接納與道歉，或許才是社會與加害人能夠給予性暴力倖存者最真實的療癒。——李晏榕

　　在出版前收到書稿，我以為是我要推薦書，但卻是這本書拯救了我。受創不是一瞬間的事，在漫長的修復過程中，是這本書讓我知道，社群的支持與沉默至關重要，那並不是對他人的奢求，而是無論在政治、性別以至於族群的議題上，都不能缺少的關鍵一環。——劉芷妤

　　如果說她早期的作品就像照亮黑夜的大燈，暴露出長期以來被阻擋在視線之外的系統虐待行為，那麼《真相與修復》則像是一面放大鏡，審視著#MeToo運動和其過程中一直存在的微妙成見。《真相與修復》瞄準的是縱容者和辯護者，「他們從他人的屈從中獲利」；也瞄準了旁觀者，「他們寧願不知道真相或選擇袖手旁觀」。赫曼認為，「比起犯行者造成的直接傷害，倖存者對這些背叛的痛苦，感受往往更為深刻。」這本新作不像《創傷與復原》這麼有份量，也沒有那麼明顯地啟發性，但赫曼殷切的傾聽方法，本身就揭示了一種新的正義模式。──《紐約客》書評

　　透過高超的敘事技巧，茱蒂絲・赫曼繪製出從創傷到正義的航路，讓我們不得不跟上。《真相與修復》是激勵人心又實際的行動呼籲，頌揚倖存者的智慧，還有她們療癒自己以及我們生存的世界的力量。——安妮塔・希爾（Anita Hill）

　　在奠基之作《創傷與復原》出版三十年後，赫曼精彩的新作讓我們直面復原中另一個重要卻大半被忽略的面向：社會正義。要療癒在創傷經驗中極其核心的淒楚羞辱感與被拋棄感，正義是必要的元素。在得不到正義的時候，創傷的印記很可能惡化成無助的憤怒。這是一部氣勢恢弘又激勵人心的貢獻之作，對於療癒專業與整個社會都有深刻的寓意。——貝塞爾・范德寇，《紐約時報》排行榜第一名暢銷書《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作者

　　赫曼寫過某些最具開創性、最能改變人生的書，討論針對女性的暴力。現在，在她的新書《真相與修復》中，她做了更加激進的事。她傾聽倖存者自己的話，巧妙地把她們的聲音與智慧，形塑成一份實用又真正啟迪人心的道路地圖，供我們未來所用。字字真切又必要。——V（舊名伊芙・恩斯勒〔Eve Ensler〕），《陰道獨白》劇作家

　　三十年來每一本寫到創傷影響的書，都站在赫曼劃時代巨作《創傷與復原》的肩膀上。現在，過了三十年之後，我們收到那部大師之作的補強支撐作品，其中檢視了性別暴力倖存者如何尋求正義與療癒。《真相與修復》是一本研究深入、發人深省的書，當許多暴力受害者覺得現有的大型社會機構背叛、忽視了她們，或讓她們再度受創時，這樣的作品給了她們希望與療癒。——米雪兒・鮑德勒（Michelle Bowdler），《強暴是一種犯罪嗎？》（Is Rape a Crime?）作者

　　赫曼較早的婦女與兒童受暴研究，重新鑄造了我們對於創傷的理解。現在，在《真相與修復》中，她補完了整個過程，描述了起初缺乏權力的受害者可以透過創新的社會安排，達成艱辛贏得的倖存者正義。在過程中，對於受創者而言正義真正的意義是什麼，我們學到許多。赫曼的觀點是深切人道的，並且根植於歷史與政治現實。她的作品有著獨一無二的發展歷程與原創性。——羅伯・傑・立夫頓（Robert Jay Lifton），哥倫比亞大學
 

作者簡介

茱蒂絲．赫曼（Judith Herman，1942─）

　　心理創傷研究先驅、哈佛大學精神醫學榮譽教授、女性心理衛生輔導中心（Women’s Mental Health Collective）創始成員，同時也是一位擁有多年暴力創傷臨床經驗的專業心理工作者以及女權運動者。曾獲國際創傷壓力研究協會終身成就獎（1996）、美國醫界女性協會傑出女科學家獎（2000），也是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傑出會員（2003）。

審訂者簡介

何雪綾

　　台大臨床心理學博士，臨床心理師，專長為末期照顧、重大壓力與疾病調適，近期投入政治暴力創傷療癒政策規畫相關工作。

譯者簡介

吳妍儀

　　中正哲學研究所碩士畢業，現為專職譯者，譯有多本小說與非小說，非小說類譯作包括《憂鬱：牛津非常短講》、《焦慮：牛津非常短講》、《看見自己受的傷》、《讓心理的傷不倒帶》、《哲學能做什麼？》、《早安：我心中的怪物》等書。
 

第四章 承認（節錄）

證明清白

倖存者希望她們的社群能夠做出多種補償行動，從危機中的即時幫助與支持（就像里維拉當年要求的），到防止暴力的廣義教育計畫都包括在內。然而在任何形式的行動之前，倖存者希望得到道德上的平反。她們希望旁觀者表達立場，認可有人做出不公之事，而且毫不含糊地譴責罪行。在面對常見的偏見，也就是把發生在受害者身上的任何事都歸咎於她本人的時候，她們想要得到社群的保證：她們不該被虐待。她們希望能將那份羞恥的重擔從她們肩頭移到加害者的肩膀上，重擔該屬於他們。這是我的訪談中所出現的共識。我的談話對象都敏銳地覺察到，罪行是刻意要破壞她們的名譽，並且孤立她們；因此，她們尋求恢復自己的名譽，並且重建她們自己跟社群的連結。她們一致把正義定義為承認與證明清白。

然而，我們的正義體系讓承認與證明清白兩者都變得難以企及。律師兼政治科學教授羅斯．柴特（Ross Cheit）也是一位兒童性虐待倖存者，他的故事同時說明了得到承認與證明清白是什麼感覺，還有即使只是為了要得到這些正義的首要條件，也通常需要經歷一場巨大的戰鬥。已經是個成年人的柴特回憶起他在舊金山男童合唱團舉辦的夏令營中被指導員虐待，這個合唱團是個備受尊崇的組織，他在其中長大。他做了調查，然後發現還有不少男孩也在合唱團的夏令營裡遭到虐待。他跟另外兩位倖存者提起刑事告訴，不過到頭來無法起訴，因為追訴時效已過。柴特轉向加害者比爾．法莫與合唱團提出民事損害賠償。

理論上來說，比起刑事控告，民事訴訟提供倖存者一個比較沒那麼險惡的正義之道。民法是關乎兩位公民、或者個人與機構之間的爭端。以法官這個人所代表的國家，是爭端的仲裁者，而不像刑法裡的那樣，代表其中一方。倖存者有提出告訴與否的選擇。如果針對傷害索賠，被告必須有所回應，法庭有義務聽取雙方說法，並且批准解決方案。如果傷害得到證實，補償辦法就是金錢，傷害的嚴重性則可以由犯行者必須支付的補償金額來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