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歷史，在轉捩點上
龔鵬程
觀乎人文，察於時變
「江聲不盡英雄恨，天意無私草木秋」，歷史的驚濤駭浪，翻翻滾滾。奔騰處，激越慷慨；低回處，幽咽纏綿。但是，游動波流，卻徒然教人悲喜莫名、棖觸萬端，而不能知其究竟。
到底歷史只永遠表現為一種周而復始的循環，還是發展成無窮無盡的追尋？一切變化都歸於既定的人類使命，還是它在變化中帶領我們攀上幸福的頂峰？文明的驟起驟衰，猶若潮汐，人類的生涯有限，又怎能探勘歷史的跫音、尋找文化的座標？暗夜長途，何處才是歷史的光明？忽焉就死，歷史對人生的意義又在哪裡？
任何人在面對這些問題時，都是相當惶惑茫然的。歷史，常像雅士培（Karl Jaspers）所說，不時表現為一團烏七八糟的偶然事件，如急轉的洪流，從一個騷動或災難緊接到另一個，中間雖有瞬間出現的短暫歡樂，亦如小島一般，終究也要遭到吞沒。但有時，歷史也並不全然如此盲亂，它彷彿如康得所說，是一種明智計畫的理性過程，並不斷趨向於成熟完美──雖然他也承認整個人類歷史之網，是由愚昧幼稚的虛榮、無聊的邪惡、破壞的嗜好所織成。那麼，歷史到底是什麼？歷史中是否確能找到明顯的因果關聯或變遷的規律呢？
這當然是相當困難的事。我們傳統的史學，大抵總相信歷史的道德趨向，王道理應成功、霸道終歸失敗，暴君一定亡國、仁者當然無敵。歷史的道德規律，推動著歷史的發展，所謂「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東方朔《答客難》）。西方自奧古斯丁（Augustine）以降，亦輒欲說明人類歷史乃遵循一種形而上的律則在進行著，一切皆為上帝所安排，個人的遇合、國家的治亂，乃至於皇權之成立，都決之於上帝的旨意與恩寵。十八世紀以後，因受科學發展的影響，認為人性與物理都須受自然法的支配，一切都決之于理智，而既以理智為依歸，則人類即必須珍視自由，不自由，文化必定衰落。十九世紀後，又由於達爾文學說的影響，相信人類的歷史一定是步步前進的，不管分成若干階段，後一階段總要比前一階段好些。另一派則是自古以來就有的歷史循環說或週期說，諸如「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五德轉移，治各有宜」之類，與西方思辨性歷史哲學亦多有暗合者，其言甚為繁賾。這些主張，雖各有論點，但總都具有決定論傾向，不認為歷史只是盲目的、偶然的聚合，故努力地想在歷史的變遷中，抽絲剝繭，爬梳出一個規律的模型，以掌握歷史的動態。不幸的是，歷史事件之雜亂無章、龐然紛若，歷史知識之性質特殊，往往使得這些規律在解釋時遭到困難。所以自十九世紀蘭克（Ranke）及普魯士歷史學派提倡經驗的史學以來，黑格爾式思辨性的歷史哲學即逐漸式微了，近代實證論及行為主義者，甚至都曾排除對歷史之意義的追究。但是，這也是矯枉過正之談，因為追問歷史的意義，不僅是一種合法的（legitimate）探索，而且是我們非做不可的事。故奧古斯丁這個傳統，在當代又漸有再生的趨勢：梅耶霍夫（Meyerhoff）所編《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哲學》中，曾列舉Berdyaev（柏提耶夫），Barth（巴特），Niebuhr（尼布林），Tillich（蒂利希），Butterfield（巴特菲爾德），L öwith（洛維特）等當代思想家，來證明這一點。
糾纏於這些傳統、質疑與趨勢之中，歷史，依然曖昧難明。那裡面，自不乏小樓聽雨、深巷賣花的款款情致；那裡面，也總含藏著鐵馬秋風、樓船夜雪的莽莽蒼蒼。英雄叱吒，遺民淚盡，千古興衰，一紙論定。歷史的浩瀚博大、莊嚴深邃，實非此類爭辯與追詰所能窮盡。每當我們仰觀蒼穹，列星燦燦、浮雲皓皓時，便自然而然地會興起這種充脹胸臆的歷史感情，思而不見，望古遙集，歷史的呼喚，於焉展開。
就是在這樣的呼喚與感應中，歷史才對此時此地的我們具有意義，而我們也才能真正進入歷史中，去「觀看」歷史的動態，稽其成敗盛衰之理。不管歷史是理性自主的運作，是隨順理性的計畫安排，抑或只是受到盲目意志的撥弄，既無理想目標，也無法則，我們觀察歷史的這個行動，本身就具有省察人類存在之歷程的意義。而這種省察，也內在地開展了我們的世界，讓我們超然拔舉於此時此地之上，開拓萬古之心胸，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這不是遁世逃避，乃是積極開拓自我，並借著這樣一種活動來跟現實人生社會做一番對照，以「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賈誼《過秦論》）。換言之，歷史縱使只是一條惡魔遍佈的價值毀壞之路，觀看歷史，依然可以讓我們更清明地向理性與道德的完美境域邁進。
這也就是說，歷史的性質與功能，它所能提供給我們的，其實就在我們觀乎人文、察於時變的行動中。人文的發展、價值的探索、社會的變動、人類一切理性與非理性的成就，俱在歷史中向我們招手，並展露它廣袤繁多的姿容。只要我們真正涉入其中，歷史立刻就進入了我們的生命，使我們能通古今之變，參與歷史的脈動。
歷史遺忘了中國，中國也遺忘了歷史
古今之變，到今天可說是劇烈極了。
明朝末年，利瑪竇來華傳教時，他所繪印送給中朝士大夫的《輿地全圖》中，因為中國並不在中央，以致引起許多批評，《聖朝破邪集》裡甚至攻擊他：「利瑪竇以其邪說惑眾。……所著《輿地全圖》……真所謂畫工之畫鬼魅也。……試於夜分仰觀，北極樞星乃在子分，則中國當居正中，而圖置稍西，全屬無謂。」（卷三）這時，中國人對自己的國家與文化，還是充滿自信的，他們所表現的文化內容，也能讓耶穌會遠人欣然嘆服：認為在世界各國仍處於蒙昧之時，中國即已有了孔子，孔子與基督有相同的神性與使命，是「真的神」；而儒教基於相愛之關係所產生的政治制度，迥異於西歐基於主人與奴隸的關係，對西歐社會，更為一優美之對照，要改造西歐，即有「接種中國思想」的必要。
可是，不到二百年後，這種局面就完全改變了。在歐洲刮起的中國熱，逐漸冷卻，自十五世紀以來，基督教國家向「落後地區」擴展其文化的行動倒越來越熾烈。不僅有黑格爾這樣的大哲學家宣稱「所有的歷史都走向基督，而且來自基督。上帝之子的出現是歷史的軸心」；詩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也高唱「白人的責任」。所謂白人的責任，就是說白種人有責任「教導」有色人種，要他們採取西方的制度、西方的生活方式，並學習西方的技術。遠洋殖民和貿易事業，逐步把他們這種「偉大」的理想推拓到非洲、亞洲。利用船堅炮利，轟開了天朝的大門，搖撼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
於是，夕陽殘照漢家陵闕，天朝的光榮，恍若西風中的枯枝敗葉。沉淪崩圮的世代、花果飄零的民族，這時所再呼喊的，便不再是歷史與文化，而是接種西洋思想了。受挫折的中國靈魂，從此被迫去擁抱另一個天朝，學習另一套歷史與文化，以重塑中國的未來，並理解中國的過去。
這當然是可哀的事。昔日的真神，現在概在打倒之列，歷史被當作包袱，視為與現代對立的僵化凝固體、阻礙進步的絆腳石。任何人在面對中國歷史時，都可以毫無敬謹謙撝之心，或莊嚴誠懇之情，都有資格恣意批判。很少人真正通過歷史的屬辭比事，以疏通知遠，卻大言炎炎，棄此歷史文化如敝屣。社會上一般人，對歷史更是隔膜，歷史知識至為貧乏，即使是高級知識分子，對本國史，亦輒有比鄰若天涯之感。
連橫曾說：「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龜鑑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虛，均於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國，未有不重其史者也。」（《〈臺灣通史〉序》）章太炎也以為：「群之大者，在建國家、辨種族。其條例所系，曰：言語、風俗、歷史。三者喪一，其萌不植。」（《檢論》卷四《哀焚書》）這些，在今天大概都是不甚流行的看法。姑不論我們是否仍可稱為文化之國，也暫時不管當前社會名流是否皆以競作世界公民是尚，而恥言民族主義；倘若我們毫不諱飾地來看，自會發現目前我們對歷史的淡漠與無知，確實已經到了令人拊膺長嘆的地步了。
造成這種現象，固然肇因於這次天朝的大變動，勢之所趨，莫可奈何，但我們對歷史教育的輕忽與僵化，實也是一大原因。至少在制度上，大學分組的辦法，幾乎強迫一半以上資質穎異的學子，從高中起便視歷史為身外之物，從此不再接觸。少年時期，如此缺乏歷史的薰陶，長大以後又怎能奢求他們會有歷史的感受和理解？而等到整個社會上的成人都普遍欠缺歷史的認知時，又怎麼會尊重歷史？怎麼可能汲探文化的根髓？徒然讓兒童去肩負背誦《三字經》《唐詩三百首》的重任，就算達到歷史灌輸的目的了嗎？何況，歷史教育並非灌輸即能奏效的。現今歷史教育之所以收效甚微，不能激發國民的熱情與嚮往，無法砥礪種性、激昂民氣，教材之平板僵硬，自屬重要癥結。須知讀史之要，在使人知政事風俗人才變遷升降之故，所謂「《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皋繇謨》可以觀治，《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書大傳》）。我們的歷史教育，似乎對此仍少措意。
當然，可以告慰的是，在學術界、高等研究機構中，仍有不少傑出的學者在從事歷史之探索。但彷彿大家還不曾理解到：歷史，尤其是自己國家文化的發展歷史，並不只是一門孤立的學科，而是人存在的基石。人存在的意義，無不是根于歷史而展向未來的，過去的歷史傳統，構成了我們理解的背景。我們之所以能立足於世界，並向這個世界開放的唯一依據，仰賴的就是這個力量。這個力量一旦不顯，歷史就成了搞歷史的人的專職，成為紙面上的一堆堆資料，與公共大眾無關，而我們的研究與教學，自然也就僅能局限於平面事件的排比與介紹，不再致力於觀人文、察時變了。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當我們漠視歷史時，歷史也正在遺忘我們。
從前，四夷賓服、萬方來朝的時代，我們天朝對於四裔遠人及寰宇全貌，實在缺乏理解。而現在的天朝，也同樣沒有把「落後地區」算進人類的歷史裡去。像房龍那本名著《人類的故事》裡，你就幾乎找不到人類之一──中國人的故事。威那·史坦恩（Werner Stein）原著，貝納德‧古倫（Bernard Grun）和華萊士‧布勞克威（Wallace Brockway）英譯增訂的《歷史時間表》中所指的歷史，也不全是整個人類的歷史，而只以西歐、美洲為其重點。儘管印度、中國、日本等國的重大歷史事件也有記載，也非有意省略，「但作者們也沒有做任何努力來調查這些地區的歷史事件」（見該書序文）。
更有趣的例子，是羅伯特‧唐斯（Robert B. Downs）所寫的《改變世界的書》（Books that Changed the World）。唐斯是著名的圖書館學家，他認為自文藝復興以來，有十六本書改變了世界，這十六本書是：一五一三年馬基雅弗利的《君主論》、一七七六年潘恩的《常識》、一七七六年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一七九八年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一八四九年梭羅的《不服從論》、一八五二年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一八六七年馬克思的《資本論》、一八九○年馬漢的《海權論》、一九○四年麥金德的《歷史的地理樞紐》、一九二五年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一五四三年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一六二八年哈威的《心血運動論》、一六八七年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八五九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一九○○年佛洛伊德的《夢的解析》、一九一六年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原理》。
這些書，在我們《辭海》的「中外歷史大事年表」裡差不多都提到了，但是像《傳習錄》《四庫全書》之問世，卻不見於唐斯這份書單裡。當然，我們並不因此而否認這紙書單裡的書確實影響深巨，確實改變了人類的歷史，可是，這究竟是誰的歷史？那個也曾參與人類文明之創造、也曾貢獻世界歷史之開展的中國，難道就這樣被遺忘在歷史之外了嗎？
是的，天朝的燈影舞姿，正如是之璀璨，蜷縮在文化邊陲的荒煙蔓草中的我們，恐怕早已被剔除在歷史之外，置諸天壤若存若亡之間了。
然而，何必慨嘆，何用嗟傷，旁人本來也並沒有義務要熟諳咱們中國的歷史。而且，只要我們自己不遺忘歷史，歷史也必不遺忘我們。無人懷疑中國現在必須參與世界，必須接納西洋文化，可是假若我們再想想當年新文化運動諸賢如梁啟超、胡適等人開列「國學最低限度必讀書目」時，為什麼要說「並此而未讀，真不得認為中國學人矣」，就可知道歷史的認知，原無礙于新世界的開拓；歷史文化的熏習，則是人生必備的條件之一；至於對歷史變動與發展的理解，更是國民最可貴的能力。何況，王國維說得好，「只分楊朱嘆歧路，不應阮籍哭窮途」，因為「窮途回駕無非失，歧路亡羊信可吁」（《天寒》）。處身在新舊交沖、中西激蕩的偉大時代，加強歷史的認知，正是「窮途回駕」，時猶未晚，且也是避免「歧路亡羊」的唯一辦法。我們對此，自宜知所戮力。
只不過，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歷史文獻龐雜無儔，要瞭解中國歷史的源流與交遷，我們「必讀」的又該是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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