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

編者的話
中文版序
前言
第一章 權力的文化網絡
第二章 清末鄉村社會中的經紀統治
第三章 華北地方政權的現代化建設
第四章 宗族與鄉村政治結構
第五章 鄉村社會中的宗教、權力及公務
第六章 鄉村政權結構及其領袖
第七章 國家與鄉村社會的重組
第八章 國家政權的現代化與地方領導
結論
後記 社會史研究方法淺議
引用書刊目錄

《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譯為中文出版，我甚感榮幸。此書英文版出版以來，已近5年。其間通過公開的商討和私下的談論，使我獲益匪淺。在此，我想進一步闡釋書中的一些概念和名詞。自然，這里的闡釋也反映出我現在的思路和看法。不過我確信，這些思路和看法在本書中已有所流露，而反思則有助於更好地闡釋它們。

「國家政權建設」和「權力的文化網絡」是貫穿全書的兩個中心概念，兩者均超越了美國歷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思維框架——現代化理論。盡管「國家政權建設」這一概念有時與現代化進程相連，但它同時強調的是伴隨現代政體而來的壓制、僵化和破壞性的一面。「國家政權建設」是一種全球性現象，作為一個概念，它同更為古老的「資本主義」等概念一樣，具有深遠的分析性含義，但我們對此卻研究甚少。我試圖以發展中國家，如過去的中華民國為例，通過分析「國家政權內卷化」，來進一步探討「國家政權建設」這一概念，這在第三章中有詳細論述。

在英文版《前言》中，我將「國家政權建設」與「民族形成」作了比較，用以說明19世紀末以前完成「建設」任務的近代國家與20世紀初的國家經歷了極不相同的發展道路。在我目前的研究工作中——它可以被稱為對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後現代解釋，我將進一步探討二者之間的關系。例如，我們必須花更多的精力來研究近代中國國家政權建設的意識形態基礎，很顯然，這一基礎與民族主義緊密交織在一起。本書對意識形態問題只簡單提及，但這並不否認意識形態問題的重要性，它不僅是理解中國及東亞政權作用，而且是理解近代中國市民社會軟弱的關鍵。

對比之下，書中的另一重要概念——「權力的文化網絡」，則更為接近後現代化思想。通過這一概念，我力圖吸收西方學術界有關文化研究的思想結晶。受解構分析和後現代主義的影響，文化研究開始探討文化與權力之間的關系。他們認為，象征符號、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本質上都是政治性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它們或者是統治機器的組成部分，或者是反叛者們的工具，或者二者兼具。作為一種趨勢，當代文化研究也反對用封閉的、一成不變的觀點看問題。「權力的文化網絡」贊同以上論點，它反對一些現代化論者用單一社會體系或一套所謂的「中國價值觀」去理解中國的觀點。同時，它也反對認為價值觀點交互感應的功能主義論者的學說。我認為，象征符號之所以具有權威性，正是由於人們為控制這些象征和符號而不斷地互相爭斗。也許，第五章中關於關帝的討論能更好地說明「權力的文化網絡」這一概念。

為了方便中國讀者，在此，我簡略地說明一下書中幾個名詞的含義，這些詞對中國讀者來說可能比較陌生。在第二章中，我討論了鄉村統治中的「_羥紀模型」。在英語中，「經紀」是指在交易中起不可或缺作用的中介人，其本身既無褒義，也無貶義。我將官府借以統治鄉村社會的「經濟人」（或稱」中介人」）分為兩類，一類為「保護型經紀」，他代表社區的利益，並保護自己的社區免遭國家政權的侵犯。該經紀同社區的關系比較密切，社區有點類似於「鄉村共同體」，所以，中國讀者對此一類型的經紀可能易於理解，另一類型的經紀視鄉民為榨取利潤的對象，我將其稱為「營利型經紀」。但「營利型」（本意為「企業性」）一詞又有積極的和合理性的含義，因此又無法准確地表達這類經紀對待鄉民的貪婪性，甚至掠奪性。正因為如此，我有時也稱他們為「掠奪型經紀」。

另一組名詞，如「象征增添」、「象征盜用」或「霸權意識」等（見第二章），其英文含義同中文含義一樣，比較模糊，因為它們是指抽象的觀念而不是描述客觀的事物。簡單地說，我用「增添」或「盜用」來形容一個群體——不論是國家還是農民——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接受某一偶像或符號，但卻賦予該偶像或符號以新的含義。至於其他群體是否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接受這一新的含義或解釋，則依不同環境而定。最後，我想說明的是，我是從人類學意義上用「地界性」（territoriality）一詞的，它是指一個群體的活動范圍，這一范圍不是由該群體的功能需要——如市場活動——所界定，而是由一個早已存在的區域界線——如一座廟宇的「神力圈」，而圈外文人可能並不信奉該廟中的神靈——所界定。在第七章，我從這個意義上進一步探討了「村界」問題。

由於語言文化上的差異，譯文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確無誤，我很感謝譯者不辭艱辛地翻譯此書，並衷心希望以上簡單的闡釋和說明有助於理解全書，且未妨礙譯者的遣詞用句。

杜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