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壯族土司社會研究：以廣西大新縣境為例

本書以清末民初廣西大新縣境土司社會的歷史場景為個案，通過對地方文獻的解讀，展示壯族土司社會中社會群體的生活狀態，探討壯族土司制度變遷下鄉土社會的鄉村秩序，論述改土歸流中的社會轉型。

世襲權威顯達中的土司與官族，是土司社會政權建構與權力運作的支柱。土司是守衛邊疆的精軍統帥、治理地方的中流砥柱、土民依附的封建領主。土司集族權、政權、財權為一體，權傾一方，是整個土司制度的核心人物。改土歸流后，末代土司和官族的日子固然尷尬，但原有的土司政權的政治影響和土司經濟的權勢余威仍然存在。

土漢並治格局中的流官，推行彈壓制度和流官承審，體現出中央政府把原土司地區進一步納人中央集權的策略。在土流兩重政權並存之時，土官與漢官之間處於相互依存又互相排斥的狀態。權輕位重的漢員流官，積極地創建政治業績。

土目操持地方事務，是握有實權的地頭蛇，常表現出強烈的榮耀感和優越心態。同時，由於受到官方與民眾等多種力量的夾攻和擠壓，其處世之難不言而喻。紳商一體的鄉紳耆老擁有民間權威，是協理鄉村秩序的地方精英。農商一體的漢商富戶，是封建領主經濟向封建地主經濟轉化的中堅力量。在以商人為主體的自由平民階層，多數人仍是自食其力的貧苦商民。土司地區的農民具有仆人化的特點，在以不同方式耕種田地的土民之間也存在等級之分。

在土司社會里，土司政權以穩固的封建宗法為根基。漢堂往往流於形式而不起作用，卻成為土官以外的另一重剝削土民的封建官僚機構。土司地區的田地名目雜亂，地租形式多樣，地權關系呈現出二重性。早期官田實行庄田化。但是土司官庄不是封建意義上的領主領地，而是人為地划土地為庄園。庄田內部實施的管理方式是以民管民。在土地買賣過程中，出現贖買勞役的情況，其實質是官方與土民之間的一場利益交易。改土歸流前的田地典賣，主流是土民之間的田地交易。改土歸流后官田買賣帶有濃郁的政治投機性。

清末民初土司地區仍然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主。本地農民極少經商，沒有經商的傳統。在土司的扶持下，雖然上司地區的商品經濟得到一定發展，但是它所受到的阻力也很大。這表現為地方權勢欺壓，圩攤稅收重；土民貧困，市場銷路不大；經營規模小，靠不等價交換獲利；商人沒有形成擴大經營的意識。地主化的漢商大戶，把商業資本轉變為封建的土地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其結果是既強化了商業資本的封建性質，又阻礙了商業經濟的正常發展。

土司鄉規與習慣法、交易慣制和契約意識、歌圩傳統和不落夫家、多神崇拜和禁忌文化，作為民族的歷史文化遺產，是土司社會民眾曾有的世俗認同，反映了土民在文化開放中的倫理信念和文化心理。多姿多彩的民俗活動，體現了在壯、漢文明交融下的民族文化特色。在土司社會里，文化邊界變動下各土司社會群體的生活具有自己的內在秩序，各地土司形成既是同盟又是對手的矛盾共同體。在土司先祖祖源的趨同現象背后，尤其是「弟兄祖先故事」的傳承，昭示着深刻的社會文化寓意。「漢裔情結」的形成，是壯族土司社會對於國家文化認同的重要途徑和過程。這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壯族自我意識的缺失。

總之，土司制度是特殊的民族自治制度，它的實施是國家對民族地區加強統治的重要措施。壯族土司地區的改土歸流，是中央政府將土司地區進一步引向與漢區划一的管理軌道之中。在壯族土司制度文化嬗變中，彰顯了國家，地方、民眾的互動與制衡。壯族土司社會對於保持地方民族文化和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若干舉措，對當今的民族政策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啟示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