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上海民生發展報告

序 總突破基尼系數的盲區
總報告
舉全國之力放大世博效應
大轉型︰實現從工業城區向知識城區的飛躍
世博民生篇
做響世博概念︰積極促進上海居民消費能級
以世博會為契機促進上海交通可持續發展
石庫門︰海派文化符號的世博前景
創導新生活方式︰世博國家主題館舉例
發展轉型篇
“兩個中心”建設與金融創新發展
上海跨國采購中心基地功能研究
新能源汽車發展概述及其社會接受度
上海公交企業運營模式改革分析
生態民生篇
低碳︰影響未來民生格局的重要概念
國際氣候斗爭及其對上海的影響
海洋生態治理與上海周邊環境保護
節能減排對企業可持續發展進程的影響
從耗能污染大戶到節能環保服務業示範區的寶山案例
超高層建築在節能環保中的嘗試
——以上海城開無錫蠡湖項目為例
社會建設篇
培育公益性社會組織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推進優秀人才倍障性住房建設的嘉定模式
張堰古鎮的保護與發展思考
限塑令頒布後城鄉塑料袋治理之現狀分析
經濟發達地區推進社會建設的諸暨經驗
教育培訓篇
關于推動我國職業教育健康發展的若干建議
高師帶徒︰提升職業技能素質的培訓法寶
上海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情況的調研報告
——以楊浦區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為例
加強區域性青少年校外藝術活動體驗基地建設
指標體系篇
移動通信知識問題
上海市金山區環境保護白皮書

當前，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危機因素還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消除，各國政府都在尋求良策以謀求社會發展的穩定性，發展中國家尤其面臨這種不可回避的挑戰。與此同時，各國尤其是抵御這場危機的主流國家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們，也開始了嶄新的戰略思考和理論反思。這種思考和反思主要集中在兩個領域——國民生產與收入分配。其亮，點分別是︰在關于“國民生產”的研究領域，開始批判GDP崇拜；而在關于“收入分配”的研究領域，也已經在醞釀突破基尼系數的言區。毫無疑問，這兩個領域的理論思維，對于社會建設以及民生方面的政策設計意義重大。今天的中國，正站在國際社會反危機的前沿；中國的理論思維也應該起到引領般的作用，而其價值已經不局限在向世界解釋中國的特殊國情了。

基尼系數原本是一個單純的西方經濟學概念。如果用基尼系數來進行中國社會生活中的貧富差距比較，很多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都認為已經很難得心應手了，必須進行一些必要的、符合發展中國家實際的修正或補充。一般的讀者都了解，運用基尼系數這一相對傳統的分析工具，也能夠大致判斷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均衡水平；那麼，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為什麼又要對它進行揚棄呢？這是因為，目前，發達國家對于收入分配的考察，已經開始從原來關注靜態意義上的基尼系數轉向對收入流動性的動態分析研究；而較強的收入流動性，特別是當向上的收入流動大于向下的收入流動時，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以及由此引發的社會沖突就會大大降低和減少。這一嶄新的理論視角及其系統思維，是改革開放30年後繼續前進的中國社會所迫切需要的。而2009年2月，訪問英國——這一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故鄉——的中國總理溫家寶也提出如下論斷︰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注定要威脅社會穩定。這一論斷，得到了英國朝野的廣泛贊賞。因此，對社會收入實際功效的判斷，是理解公平正義的前提。

顯然，這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而是東西方宏觀經濟治理思想的有效交融。這也使我們發現原先的基尼系數概念，在現實的工具運用上已經出現了明顯的言區。那麼，言區主要表現在哪里呢？新的觀‧良是︰基尼系數概念誕生80多年來，雖然是國際機構曾經普遍采用的一種度量收入差距的分析工具，但是這一工具的運用前提很明確——市場經濟發展極為充分、信用制度和相關體系健全、統計指標和工具比較完善，等等。也就是說，基尼系數概念的適用條件決定了它自身的局限性。尤其是在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基尼系數作為一個衡量收入差距的“總量概念”，無法真實地反映收入差距的“結構差異”，而且忽略了大國發展的空間和區域的不平衡、階段性差異以及各地錯綜復雜的異質性因素。看不到這一點，仍然按老習慣以基尼系數比較以及直接套用“0．4的國際警戒線”所得出的結論，作為政策設計的依據，不僅存在著一定的盲目性，而且無助于社會貧富差距問題的有效解決。

因此，基尼系數在現實中國的適用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到大規模人口流動因素對城鄉收入差別、地區收入差距擴大所產生的抑制效應或緩解作用。如果簡單地使用數字計算結果表示我國城鄉收入差距和地區收入差距，忽略人口流動因素對收入分配的積極效應，必然與我國當前收入分配和財富分配的現實情況相悖。所以，有學者認為，我國社會當前的關鍵問題並不是去直接關注基尼系數的大小，而是應該高度重視解決農民工問題。特別是要在允許和加快人口流動的同時，逐步解決城市的“農民工”問題，使得他們能夠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逐漸獲得市民待遇，特別是解決他們在城市的住房、子女教育、基本醫療和社會保障等問題，確保他們能夠順暢地自由流動，在流動中獲得穩定的收入，進而緩解城鄉收入差距和地區收入差距。然而，在目前的中國，我們正在遭遇“雙重兩元結構”的社會難題，即︰一方面城市內部的城鄉差別（中心城區市民與郊區農民之間的收入差別）還未解決；另一方面，新進城市的“農民工”和城市原住民之間的社會差別，又突出地擺在決策者的面前，需要我們進行超常規地著手破題。

當然，這里涉及的為城市“農民工”提供完備的公共服務大課題，其較為完全的解決還有待于我國社會生產力的充分發展。中國畢竟是個地域遼闊的國家，各地經濟差別和財政投入力度的明顯不同，必然會產生社會政策在民生領域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並不值得肯定，但卻是我們可能在2020年之前都必須面對的現實。如關于義務教育階段的責任問題，筆者也曾經在上海進行過專項調研，從中就感受到破解流動中的民生難題的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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