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學科的文學史

《作為學科的文學史》
《學術史叢書》總序
重建“文學史”（代序）
第一章 新教育與新文學——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
一、“虛文”之不可或缺
二、“文學史”的意義
三、“桐城”與“選學”之爭
四、作為知識生產的文學教育
第二章 知識、技能與情懷——新文化運動時期北大國文系的文學教育
一、在“文學革命”與“整理國故”之間
二、相輔相成的“課程”與“教員”
三、從課程講義到學術著作
四、消失在歷史深處的“文學課堂”
五、教育史及思想史上的“文學教育”
第三章 ?術講演與白話文學——1922年的“風景”
一、四座城市與四位學者（上）
二、四座城市與四位學者（下）
三、講演者的風采
四、“白話”如何“文學”
五、以“講演”為“文章”
第四章 “文學”如何“教育”——關于“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
一、學科化之前的“文學”
二、課堂內外的“笑聲”
三、“新文學”如何學院化
四、教授們的“詩意人生”
五、“創作”能不能教
六、詞人上“講台”
七、史家之“詩心”
八、文?史家的“情懷”
九、師生怎樣“對話”
十、因“追懷”而獲得的“思考”
第五章 晚清辭書與教科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為中心
一、類書、百科全書與“學郛”
二、“國學”與“大辭典”
三、百科視野中的“文學”
四、辭書與教科書
五、大學教授的事業
第六章 清儒家法、文學感覺與世態人心——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
一、專著與雜文
二、清儒家法
三、文學感覺
四、世態人心
五、學界邊緣
第七章 小說史學的形成與新變
一、關于“恰當學術”
二、《中國小說史略》與“中國章回小說考證”
三、孫楷第、鄭振鐸、俞平伯、阿英的小說史研究
四、另一種可能性
第八章 古典散文的現代闡釋
一、古文義法之調整
二、散文歷史之敘述
三、六朝文章之重構
四、晚明小品之發現
五、如何面對“古典散文”
第九章 中國戲劇研究的三種路向
一、文字之美與考證之功——王國維的披荊斬棘及其學術轉向
二、聲韻之美與體味之深
——吳梅對于戲曲研究的貢獻
三、劇場之美與實踐之力——齊如山、周貽白、董每戡的戲劇史建構
四、“文學性”與“演劇性”之張力
第十章 重建“中國現代文學”——在學科建制與民間視野之間
一、“文學史”神話
二、專家書與教科書
三、充滿內在緊張的學科
四、演講風格、文學修養以及精神磨礪
引用及參考書目
索引
後記

我關注作為著述、課程以及知識體系的“文學史”，從1988年追隨王瑤先生思考“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算起，至今已有二十年。其間，除了在北京大學、台灣大學、華東師範大學講授“中國文學研究百年”專題課，先後撰寫《小說史︰理論與實踐》、《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編輯《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二編》、《早期北大文學史講義=種》、《學術史︰課程與作業——以“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史”為例》等。此外，還曾和友人合作，出版《文學史》集刊，可惜僅三輯便“壽終正寢”，真應了那句老話，“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談論“文學史”，我關注的對象包括以下四種類型︰第一，學者研究，如《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等；第二，著述研究，如《小說史學的形成與新變》等；第三，學科研究，如《學術史上的“現代文學”》等；第四，課程研究，如《大學校園里的“文學”》等。總括起來，不外是在學術史、思想史以及教育史的夾縫中以及交匯處，認真思考這作為課程，著述以及知識體系的“文學史”，到底該如何生存、怎樣發展。話雖說了不少，文也略有撰述，但還沒到“一錘定音”的時候，故零零落落，尚未刊行“體系嚴密”的專著。或許，這種“路漫漫其修遠兮”，“覺今足ifu昨非”，更能代表我目前的心境。

今天，主要跟大家討論以下問題︰學術史視野中的“文學史”，可愛但文可疑的知識，知識、趣味與技能，以“閱讀”為中心，“重寫”抑或“重建”。

一、學術史視野中的“文學史”

如今的學界，無論討論什麼問題，都喜歡“從頭說起”，借辨析知識構成的歷史，追問“合理性”。這里有傳統巾國“考鏡源流”的學術史思路，但更重要的啟迪，還是來自法用人福柯的“知識考古學”。

1903年，清廷頒布《奏定大學堂章程》，規定“中國文學門”的科目包括“文學研究法”、“歷代文章源流”、“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西國文學史”等，並提示“日本有《中國文學史》，可仿其意自行編纂講授”。從那時起，中國人便開始以“文學史”的編撰與講授作為文學教育的中心。

一百年後，“文學史”的撰述、出版與教學，已經演變成為一個龐然大物。辨析其利弊得失，成為學界的重要話題。最甲意識到此舉意義的，是已故北大教授王瑤先生。1986年，王先生在全國社會科學“七五”規劃會議上發言︰“近代學者的研究成果至少使文學的範圍比較確定和謹嚴了，文學觀念有了現代化的特點，敘述和論證都比較條理化和邏輯化；這些都可以說明，即使是研究中國古代的東西，也必須廣泛從外國的學術文化中汲取營養。文學研究要發展，必須不斷更新研究的觀念和方法，而這就不能不吸收和利用外來學術文化的優秀成果。”這一追溯根源、品鑒高下的思路，日後演變為《中國文學研究的現代化進程》等著述。

一開始足總結治學經驗，接下來是學術史探究，再一轉就成了知識考掘，研究者的思路日益拓展。以下按時問順序，推介若十考究“文學史”的著述︰陳平原《小說史︰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郭英德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史》（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王瑤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趙敏俐等《二十世紀中國佔典文學研究史》（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陳國球、王宏志等編《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台北︰麥田出版，1997年），陳平原《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龔鵬程主編《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研究》（台北︰學生書局，2001年），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陳平原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陳國球《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董乃斌《近世名家與古典文學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5年）等。

以上著述，都足在“文學學科”的框架內進行思考與評說。可還有另一種思路，那就是，將“文學史”作為“歷史學科”的一個分支看待。上世紀20年代，梁啟超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分辨“專f J史”與“普遍史”，稱後者“不惟須有史學的修養，更須有該專門的修養”；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第四章“文化專史及其做法”，則專門介紹語言史、文學史、神話史、宗教史、學術思想史、美術史等，稱這些專門史都從屬于“歷史學科”。顧頡剛刊行于1947年的《當代中國史學》，下編第四章“俗文學史與美術史的研究”，專門討論小說史、劇曲史、俗文學史、美術史等，徑直將“文學史”納入史學範圍來考察。

只是由于學科分化日益嚴重，當今中外學界，多將“文學史”劃歸文學系而非史學系。通行的說法是，“文學學科”由文學史、文學理論、文學批評這鐵三角構成。但落實到具體操作，文學史的研究，或與社會史糾纏不清，或與思想史打成一片，或注重作家印象，或強調形式演變，學者們各有各的獨門絕活。像胡適講文言與白話，周作人分言志與載道�，上世紀50年代以現實主義為主線，60年代強調反映民間疾苦，80年代推崇“純文學”，進入90年代，又有學者以人性作為貫串線索，所有這些文學史寫作策略，都有一定道理，但又都不無缺陷。就看你需要什麼，偏文，重史，熱愛理論，擅長考證，各得其所。近年老听到這樣的“表揚”︰你的書史料豐富，考證精細，不像學文學的——言下之意，“文學研究”就是堆砌形容詞，輕飄飄的。這當然是一種並不美妙的誤會。

2004年11月，在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聯合召開的“中國文學史百年國際研討會”上，我對國人之過分熱衷于編撰體系完整且大同小異的文學史，表示不以為然。結果呢，引起不小的風波。我並不完全否定“文學史”的存在價值，我質疑的是世人對于“文學史”的迷信；另外，就是追問現代中國的文學教育，是否一定要以“文學史”課程為中心。說得刻薄點，中國學界以及出版界之所以傾心于編撰各種各樣的“文學史”，除了學問上的追求，還有利益的驅動，以及莫名其妙的虛榮心。因為，對于學者來說，只有此類著述可能名利雙收、魚與熊掌兼得。

需要區分涵義不同的“文學史”——作為知識體系，還是作為著述形式。二者的邊界，本來就是見仁見智，伸縮性很大。一旦引入大學課程，所謂的“文學史”，很容易就變成了長時段、系統性、四平八穩、以“綜論”為特征的教科書。林庚的《〈天問〉論箋》或陳貽（火欣）的《杜甫評傳》，算不算文學史，就看你站在什麼立場上——假如轉化成課程設計，便是必修課與選修課的警衛。都是課程，哪些必修，哪些選修，主次輕重之間，蘊涵著我們對于“文學史”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