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2012年10月出版李雪梅等著《中國鼓詞文學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前不久又推出了多達10巨冊、420萬字的《清代上海石印說唱鼓詞小說集成》(以下簡稱《集成》)。
《集成》的出版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是為近年來國家所進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申報和保護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資料文獻參考,其次是開闢了中國鼓詞說唱文學清代文本影印資料出版的先河。《集成》的出版實成為中國鼓詞說唱文學研究領域的一座里程碑。
中國文學的源頭首先出現在人們有了“說”與“唱”欲望的年代,魯迅先生曾談到“說”:“我們祖先的原始人,原是連話都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協作,必需發表意見,才漸漸練出複雜的聲音來。”他也談到“唱”,“最早的詩是古人抬東西時的‘吭育吭育’”,先秦的詩歌,如《詩經》中所收入的詩歌,當時都是能夠“吟唱”的,“吟”就是“說”,“吟唱”就是“說唱”。當語言產生、當語言的韻律產生,先秦的“瞽”、“瞍”、“矇”就承擔了用口頭說唱來記錄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歷史、他們的希望和理想的“角色”。兩漢墓葬中出土的“擊鼓說唱傭”和《孔雀東南飛》,魏晉南北朝“木蘭辭”,唐代五代的敦煌說唱變文,宋代的說唱寶卷、說唱影詞,元代的說唱詞話,明清的說唱鼓詞,說唱文學一路走來,走的那麼堅實。
明清時期的說唱鼓詞可以說是中國“史傳文學”作品的彙聚、總結、繼承,這個時期不僅盲藝人以口頭說唱的形式在城鎮鄉村、山莊窩鋪進行著傳播,而且出現了大量經過書坊找人筆錄這些盲藝人即興作品稍加整理後刊行於世的木刻說唱鼓詞小說。這個時期出現的大多是成系列的長篇歷史故事說唱小說,如部頭木刻鼓詞說唱小說有“盤古類”、“兩漢類”、“說唐類”、“北宋類”(“困龍類”、“楊家將”、“呼家將”、“狄家將”、“薛家將”、“征東類”、“征西類”)、“興隆類”(明初朱元璋)等。
至清代中後期以後在部頭木刻鼓詞說唱小說基礎上又出現了小段類的鼓詞說唱小說,這些鼓詞的種類更加廣泛,除了史傳類,更出現了公案類、世情類、時事新聞類、人物傳記類等作品,我們將這些小段的鼓詞叫做“卷回本”木刻鼓詞說唱小說。總之,明清時期中國鼓詞說唱小說無論文本,還是藝術表演都達到了一個高峰。不過,部頭和卷回兩種木刻鼓詞說唱小說屬於雕版印刷製品,其印行數量十分有限,一般在數十冊至百十冊範圍之內,傳播至今者十分稀見。
1840年之後,上海成為被迫開放的沿海幾個主要城市之一,這裡也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進行激烈交流和碰撞的一塊平臺。西方先進的石印術首先進入了廣州、上海、煙臺、營口等沿海城市。由於上海有著優越的地理環境,成為南北交流的一個“通衢”,一個關鍵的“通道”,這裡的石印出版書局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為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為了盈利的目的,他們大批地搜集來自北方的部頭木刻鼓詞說唱小說、卷回木刻鼓詞說唱小說,還有影詞、蓮花落、戲曲等唱本,經過版式的重新調整,加入插圖和廣告,直接將內容重新書寫刻板石印出版。這些作品本身或有木刻書坊的牌記,但更多的則是民間書坊出版的木刻鼓詞說唱小說。
根據近來的研究,大量的明清出版的部頭木刻鼓詞說唱小說、清中期以後出版的卷回木刻鼓詞說唱小說都被變成了“清末”甚至“民國”的上海各書局的石印說唱鼓詞小說進行出版,從《中國鼓詞文學發展史》末尾所附的“清末民初上海石印鼓詞小說現存簡目”之不完全統計就達865種。
《集成》所收入的鼓詞說唱小說有:《繡像牤牛陣鼓詞》、《繡像彩雲球鼓兒詞》、《繪圖大破孟州全傳》、《繡像大破沂州鼓詞全傳》、《繡像大西唐》、《繡像二度梅鼓詞》、《繡像說唱粉狀樓鼓詞全傳》、《繪圖風都嶺》、《醒世小說英雄淚》、《醒世小說國事悲》、《繡像汗衫記》、《繪圖紅燈記鼓詞》、《繡像蝴蝶杯鼓詞全傳》、《呼延慶打擂雙鍽記鼓詞》、《新刻蛟趾羅》、《繪圖鼓詞濟公全傳》、《繡像金環記》、《繡像金陵府全傳》、《繡像歸西寧全傳》、《繡像九巧全傳》、《繡像李翠蓮施釵》、《新刻繡像蓮花盞》、《繪圖新出臨陶府》、《繡像雙釵記鼓詞》、《繪圖滿漢鬥》、《繡像前七國志鼓詞》、《繡像馬潛龍走國全傳》、《繪圖三國志鼓詞》、《繡像三省莊說唱鼓詞》、《繡像金鎖鎮》、《繡像太極陣》、《新輯繪圖太極圖》、《繪圖花木蘭征北》、《繡像天門陣》、《繡像玉堂春鼓詞》。
《集成》所處的時代,是一個國家、民族、文化、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處於“弄潮兒”的上海,則成為這個時代發生變化的“晴雨錶”。清末上海地區利用方言和當時流行小調演唱“賣朝報”:“小鑼敲咯噹噹,肩上招牌插一方。新出新聞賣朝報,三文二文買二張。”“賣小曲”:“唱小曲,句調熟。鬧五更,十八摸,一隻胡琴咿咿呀,一遍聽過無還複。”正是這些“上海說唱”活動帶來了上海新劇、文明戲風的風行一時。這種“上海說唱”形式一直延續到我們今天,這種說唱活動也成為上海地區一種“活著”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集成》作品的時代已經遠離我們而去,而《集成》這份百年前上海城市饋贈給我們後世的“厚重的石印圖書之禮”,希望能夠喚醒我們對於昨日的記憶,同時也提醒我們更加重視並更好地傳承今天仍然“活著”的上海說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