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丟了美國：英國統治者、美國革命與帝國的命運

譯者前言
鳴謝
引言
第一部來自倫敦的觀點
第一章「暴君」喬治三世
第二章首相諾思
第二部北線成敗（1776—1778）
第三章和平特使？豪兄弟
第四章「老賭棍」約翰•伯戈因
第五章「北美戰爭的阿基里斯之踵」喬治•傑曼子爵
第三部南線成敗（1778—1781）
第六章「替罪羊」亨利•克林頓爵士
第七章「捕狐」康華里伯爵
第四部擊敗法國和西班牙（1782）
第八章「聖喬治」喬治•羅德尼爵士
第九章「觀鳥者傑米」桑威奇伯爵
結論
注釋
參考書目
索引

假設帝國是一種必需品，那麼何為帝國的最大規模，以及最適當規模，是一個道德兼實務問題，這意味着結構、控制和帝國防務，從而確保能夠為最大多數的帝國人民創造福利和民主。
——美國外交史學家威廉•阿普爾曼•威廉姆斯

崛起於奧斯曼余燼的現代土耳其創建者凱末爾曾叮囑繼任者，在下次戰爭中記得站在盎格魯一撒克遜人那邊，因為和他們結盟的人總是勝利者。看一看17世紀80 年代以后的世界歷史，這話基本正確，但美國獨立戰爭是一次例外。歷史讓英國的對手獲得一次慘勝，不過畢竟勝了。於是這段時期的英帝國究竟發生了什麼，它究竟遇上了什麼無法逾越的困境，必須拱手交出過去九十多年打造的帝國精華——北美十三州，也就成為值得每一個帝國體系（或者按今天時髦的話說——世界治理體 系）的覬覦者好奇打量的問題。

光榮革命后，從奧倫治王朝到漢諾威王朝，經歷九年戰爭（又稱奧格斯堡同盟戰爭）、奧地利王位繼承戰、西班牙王位繼承戰和七年戰爭，如何建立帝國的難題如影 隨形地困擾着不列顛。然而在享受了七年戰爭大獲全勝帶來的20年短暫釋然后，1776年，問題驟然變成如何維持一個跨區帝國。面對這壇上世紀90年代美國 人以「全球治理」的新瓶改頭換面拋出的舊酒，18世紀末的英國人一度喝得憂來無方，只好淺斟低唱憑欄意。

在第一帝國瓦解的過程中②，作為失敗一方的英帝國雖未失去話語權，卻實在沒面子，也不想再去咀嚼這段風干的「窩囊」。這種不難理解的虛榮心讓人類失去了一個玩味帝國治理困境的機遇，直到我們在書架上看到這樣一個名字——《誰丟了美國》。維護榮譽的觀念作祟導致獨立戰爭至今，英國方面鮮有討論獨立戰爭期間英 國指揮系統困境和失誤的著作。美國方面則限於材料，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也難以從這一視角立論。

本書成為獨立戰爭以來，少數涉及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英國指揮問題的著作。作為一部純粹的歷史著作，本書將完善和豐富中國讀者理解這場戰爭歷史的視角。

作為一部描述重大歷史事件的作品，其學術價值不僅在於講述一個精彩而 雋永的故事。孤立的故事在進入時空構建的參照體系中被前后比對觀察時，就不再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而是某種規律性趨勢的注腳，乃至象征。英國在北美獨立 戰爭中面臨的問題也是1498年地理大發現以來，以葡萄牙／西班牙為代表的第一代海權帝國和以荷蘭為代表的第二代海權帝國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問題的映射。

作為第三代海權帝國，英國是上兩代海權經驗積累的受益者，但同時也必然承接了此前的所有問題。地理大發現時代建立的海權帝國是一種全新的政治實踐，新時代 的統治者在全新的政治格局中享受着跨區域、全球貿易帶來的好處——跨區域帝國的建立，使歐洲的區域霸權競爭得到世界性資源的支持；曾經尖銳的政治問題，由於殖民地帶來的新空間和新資源得以緩和。

但是，人類的苦惱就在於，這是一個具有相對性的世界。一種環境，或者一個時期中可以被稱為優勢或者劣勢的因素，在另一種環境，或者下一個時期中，總會展現出其對立面。海權體系在為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帶來空前財富的同時，也帶來了日益多樣、復雜的煩惱。海權雖然不需 要貪婪地攫取領土，但是延伸的領土和航線也意味着正比增長的龐大防務開支；遙遠的殖民地給曾經仰仗母國保護定居者帶來了新生活的挑戰，以及逐漸形成的離心傾向，也帶來了農業時代中央集權化的帝國如何有效控制遙遠地方的政治的老問題。所有因素，無論優劣，均為英國所繼承，並在英國於獨立戰爭時面對的挑戰中被 一一反映。

從純粹的歷史旁觀角度閱讀本書可見，像許多歷史事件一樣，真實的獨立戰爭並非摩尼教式的正邪決斗，主張殖民地分擔帝國防務成本的英國只是提出了一個在現代 國家政府眼中無可厚非的要求，卻無法為習慣了在防務和各種公共服務領域搭便車的北美十三州殖民地所接受。既然英國並非自始站在歷史的反面，也意味着在這場戰爭中，它也不會因為開歷史倒車，而注定要承受被歷史車輪碾壓的命運。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看到了一群似乎應當得到歷史潮流垂青的人：啟蒙時代精通藝術、文學，走在政治文明前列的精英——喬治三世、諾思；拿破侖時代橫掃歐洲的雙列散兵線真正的締造者——威廉•豪；一位已經洞悉不對稱戰爭時代的氣息的「學者型將軍」——伯戈因。總之，這樣一群似乎本應無緣失敗的人，卻在他們似乎應該最有把握的交鋒中，敗於經驗、資源似乎無法與之相提並論的大陸軍。

而在其他歷史時期，他們卻先后達到英帝國、人類文明與戰爭活動的巔峰。經驗告訴我們，無法在戰場上用將帥的戰術和戰略解釋的問題，往往要求深入審視參戰國家的后勤乃至制度。

長期以來，這種失敗被簡單歸咎於英國這一時期的外交失誤，這導致其無法在歐洲大陸上為其宿敵法國構建過去歷次歐洲沖突中慣有的制衡。這也造成英國在歐洲和 北美兩線作戰的困局。這種說法固然符合法國宣戰后戰爭后半期的局勢，但忽視了一個基本的政治斗爭常識帶來的問題——一個堅持斗爭的可靠盟友是大國形成介入 信心的前提。因此無法解釋戰爭前半節的局勢。

如果沒有北美十三州的堅持，法國不會貿然再度橫渡大西洋。而弱小的北美十三州能夠抵抗強大的母國，最終在頑強的拖延中引來強援干預，則有其更為深刻、有待解釋的原因。其根源就在於海權全球帝國的組織結構和指揮結構的缺陷。

沒有全球、跨洋帝國治理經驗的民族與國家很難理解，這樣一種全球系統，也帶來了其特有的生存邏輯與規律，這種規律為缺乏相應經驗的國家所無法理解。即便是身處其中的海洋帝國，也需要一個逐漸摸索與認識的過程，期間難免遇到挫折與災難。

獨立戰爭是西方海權發展歷史的轉折點。如果說揭示了什麼，無非就是一個古老的政治原則——征服不等於持有。這一時期西方海權體系正經歷從以葡萄牙、西班牙為代表的第一代海權帝國，以荷蘭為代表的第二代海權帝國，到以英國為代表的第三代海權帝國的轉變階段（美國是第四代）。

海權體系在給歷代跨洋帝國帶來空前 商業利潤的同時，其治理成本和指揮系統的順暢性問題日益突出。獨立戰爭成為這一背景下出現的一次革命。這也導致英國人開始直面如何有效、低成本地統治全球 體系的嚴肅問題，也是在獨立戰爭中困擾英國決策者的問題。

……
上述種種認識導致對付對手的方法更為復雜、多元，也有了更多討論。英國議會為這種偶爾也許不符合政府口味的浮想提供了一個在實踐層面表達的空間，問題的中心就是帝國能否以更有效、節儉的辦法來治理？包括將軍們對北美戰場實況的披露在內，各種表達與探討帶來的多元視角博弈最終動搖了人們對帝國維持方式的信念。

喬治三世充滿重商主義情調的堅持與執着是否必要？放手是否另有一片天地？這一切雖然沒有答案，但是動搖帝國的潘多拉之盒已經打開。不論未來如何，在北美戰場已經精疲力竭，面對歐洲及世界其他戰場，英國人相信至少放手沒錯。

因此約克鎮雖然沒有耗盡英國繼續博弈的資本，但是商業理性告訴英國，這種血本無歸 的拼搏除了贏得一點面子之外毫無意義。爆發的商業理性帶來的懷疑和爭論最終動搖和瓦解了諾思政府。

歷史就在這一刻走入了新的一頁。當然，這一頁不是北美人民的正義必勝或者幸福生活，雖然那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英國人驚訝地發現，失去北美並沒有導致 英國失去過往源於北美貿易的豐厚利潤，相反，布朗貝斯滑膛燧發槍和凶猛的刺刀沖鋒沒有拿下的北美卻被商業活動的天然規律所征服。

英國的代議制政體再度展現 出其積極意義。開放合理的決策討論帶來的良好營商環境、商業舉措，相對歐洲其他國家更為透明、高效的政治制度以及由此帶來的更為廉價、優質的產品，決定了政治上脫離英國的北美在市場層面仍然依賴英國，獨立戰爭后的英美貿易不降反升。

歷史正在驗證后來美國門戶開放政策的基本理念，只要開放，以及沒有干預，市 場的霸權就屬於擁有制度優勢及其派生產業優勢的一方。另外，只要保持全球交通渠道的暢通，允許貨物和資金根據這種優勢選擇流向，也沒有必要對目標市場和貨 源實施任何行政、軍事層面的控制，並且支付由此產生的龐大資金和人力成本。

當然，獨立戰爭過后的英國還無暇品味這段微妙的轉折。歐洲還有許多按照重商主義邏輯運行的強國，市場首先屬於能夠使用武力控制並划定關境的強國。直到拿破 侖戰爭奠定英國的絕對霸主地位之后，在一段延續至19世紀50年代法蘭西第二帝國重新崛起前的「不列顛和平」時代里，這種主要出現在英國與南美和非洲貿易中、被稱為「非正式帝國」的權力結構及其運作方式才正式步入政治和歷史學者的視野。

在不以武力直接控制領土、建立關境從而以關稅等硬性手段干預市場結構和 決策的情況下，對全球市場的控制首次有可能以產品、服務和商業制度吸引力的形式實現。這也導致世界霸權的重點逐步轉向以知識產權為代表的技術和金融手段創 新領域，形成一種以產業的優勢地位吸引市場，而非武力實體控制市場的新權力模式，這也為后來美國鼓吹的門戶開放政策提供了探索實踐。

當然，以英國之力實現這種新的體系的能力相對有限。隨着其他歐洲強國以及歐外強國在1848年以后的逐步恢復，英國有限的本土資源和市場規模以及帝國必須 為龐大的海外領地提供安全保證造成的資源耗損等短板，導致英國無力將上述新的秩序實踐上升為一種有效的全球體系和世界秩序。在隨后的近一百年里，以19世 紀末為起點，英國反而再度卷入重商主義時代的領土擴張與瓜分，以及為了維護全球帝國而進行的殊死搏斗中。直到美國以更為強大的國力和有利的地緣態勢取代了 英國，並且以今天人們通過《聯合國憲章》看到的形式，構建了這一體系。

在這一新體系中，《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古老的主權平等原則得以延續，但是更為重要的 憲章第二條對武力處理國際事務的否定，則使獨立戰爭后的英國世界帝國實踐首次獲得了國際法的規范性地位，從而為一種構建資本、技術優勢，通過知識產權、技術保護、金融規則實現全球主導地位，更為溫和、隱蔽但也更難超越的霸權結構，提供了法律和道義的制高點。

不過，今天一切的微妙與精彩都源於1776年之后 那段依然久遠的回憶，許多今天的設想和智慧起源於那段維護帝國疆土的艱苦斗爭和博弈。在這一沓記錄今天一切靈感起源的故紙里，預祝讀者同參密藏、妙覺恆玄。

最后，謹對本書編輯張盈盈女士提供的出版輔助工作表示感謝，並且文責自負。
林達豐
廈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