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上下兩篇,上篇將八思巴字文獻與《蒙古字韻》作對比研究,下篇八思巴字58種漢語文獻的系統整理與研究。上篇除緒論外分五章:首章從文獻與《字韻》的異同看《字韻》,二章言《字韻》聲母系統,三章言韻母系統,四章言八思巴字拼寫規則,五章從《字韻》看元代語音研究。工程浩大,皇皇巨著不下五十萬字。全書既立足於文獻,專注於文獻,就脫不了學術研究史的干系。可以說,全書有兩個本體研究,一是八思巴字文獻音系與《蒙古字韻》的關系的對象本體研究,一是引進歷代學者研究成果,學術史本體研究。這兩個本體融貫於全書,互相依存和促進,且前者是橫向的,后者是縱向的。橫向的就主要概念及其體現而言,縱向的就歷代學者的闡說、揭櫫而言,經作者的艱苦努力,橫向和縱向形成綜合,而非「兩張皮」式的離散。在綜合中,重點始終專注於第一個本體研究,而以第二個本體研究為參照點,以致全書形成「接着講」的總格局。「綜合」和「接着講」,這本身就是對傳統學術研究中必然遇到的「雙本體」關系處置的創新。
例如「八思巴字官印用字與《蒙古字韻》之比較」題,文中舉出照那先生《元國書官印匯釋序言》中的話,以八思巴字為「國書最重要的用途」,又舉出羅常培、蔡美彪說官印「由中書禮部造發」,對「當時統一規定用蒙古字」起直接作用,循前賢之指點和思路,作者遂即展開他的大規模工程:對官印字作全面整理研究,將官印字全部編進統一的總字表,總字表的制訂體例,即字頭整體排列全部按《蒙古字韻》十五韻部進行。
宋洪民,南京大學博士,山西大學教授。2008年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博士后,在導師照那斯圖先生的指導下,受照那先生「整理八思巴字漢語實際文獻材料」思路的啟發,立下「八思巴字漢語實際應用文獻材料的全面整理與音系歸納」的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