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巴黎：語詞和影像中的作家之城

序
引言
I 靈感
II 技藝
III 影響
IV 愛情
V 召喚
尾聲
致謝
關於作者
海明威的巴黎地圖

序

在《海明威的巴黎》中，羅伯特·惠勒的攝影作品把觀看者送回到海明威早年的青澀歲月，那時他還是個年輕的作家，生活在巴黎。惠勒將其攝影稱為“孤單的黑白小插圖”。欣賞這些作品時，我們會豁然理解那些場景對海明威的影響。

海明威住過、工作過和散步過的每個地方，現在都有他揮之不去的影子。場所感以及實體環境感，成為他寫作風格的核心要素，正是在巴黎，他通過直接的親身體驗，磨煉了觀察、提煉和認知的技藝。惠勒的照片充滿了孤獨、疏離與個人奮鬥的光暈，折射出海明威要“寫出你所知道的最真實的句子”的承諾。

寫《流動的盛宴》時，海明威已經是個老人，回憶著自己巴黎時代的生活。這部作品可以跟惠勒的照片同時參照閱讀，這會讓背景、氣候、情緒對海明威想像力的重要意義變得更加生動鮮活。這些照片的黑白色彩賦予它們自身寒冷與冬季的感覺，在潔白天空映襯下黑黢黢的樹的感覺，匆匆忙忙去往溫暖明亮的咖啡館或者房間尋找庇護所的感覺。

惠勒捕捉到海明威從自己家窗戶朝先賢祠方向望出去的巴黎城屋頂的景觀。先賢祠本身就是很多偉大作家的紀念碑，它框定了海明威工作和寫作時眼中的巴黎風景。“來到那個房間，我決定要寫一篇每個細節我都瞭若指掌的故事。”他寫道，“我寫作的時候一直這樣努力著，這是很好又嚴苛的訓練。”

還有一張通向海明威寫作室的樓梯的照片。拍攝角度是從上面直接俯瞰，樓梯看著像個自動捲曲的瀑布狀幾何圖案。木質扶手上光影的戲劇化應用增添了某種靈性的神韻。逐漸下降的梯道象徵著海明威每天從寫作狀態走出來，步入巴黎的街道，通向自由的路徑。“當我寫得還不錯時—而要做到這點，既需要運氣又得嚴格約束自己—我就會走下樓梯，那感覺真是美妙極了，當時我感覺身心自由，可以去巴黎的任何地方。”他寫道。如果某天得空了，海明威就會縱橫穿越大街小巷，去銘記20世紀20年代在巴黎的所見、所聞、各種氣味，乃至空氣。那些記憶會儲藏在各種筆記本以及潛意識中，長年累月地等著他想寫的時候隨時調取出來。

在巴黎，海明威發現某些咖啡館對良好、清晰的寫作風格具有不錯的導向作用。當他坐在那裡觀察、記錄的時候，雖然周邊有別人陪伴，自己依然可以做到形單影隻，不受叨擾。在某種專心又感性的生機活躍的存在狀態中，他為自己的寫作尋找著新鮮的素材。惠勒拍攝的聖奧諾雷酒館和聖路易島的茶室餐廳這些照片傳達了某種兼具空靈和孤獨兩種特質的誘人暖意。

“幾本藍色書脊的筆記本、兩支鉛筆和一個削筆刀、幾張大理石檯面的桌子、清晨的氣味、打掃乾淨的地板，對你來說萬事俱備只欠運氣了。”

或許海明威寫的是密歇根的事情，而咖啡館外的天氣卻可能會被寫進故事。海明威想寫某個地方時似乎總在等待著恰當的時機，克制著先不要下筆，直到感覺已深刻領會那個地方。“也許離開巴黎我才能寫巴黎，就像我在巴黎才能寫密歇根。”他在《流動的盛宴》裡這樣說，“我不知道寫巴黎是不是太早了，因為我對巴黎還沒有到相識甚深的程度。”

我祖父麥克斯·珀金斯最初是從做斯克裡布納出版社的編輯開始職業生涯的，最終培養了整個新一代美國作家。他從司各特·菲茨傑拉德那裡得到指點後找到了海明威，菲茨傑拉德在巴黎時跟海明威過從甚密。“寫信想告訴你有個叫海明威的年輕人，他住在巴黎。我想要立刻拜訪他。他才是貨真價實的傢伙。”

在紐約斯克裡布納出版社的辦公室簡短地會過面後，珀金斯同意出版《太陽照常升起》，儘管他連這本書的一個字都沒見到。那還是本尚未寫完的草稿，仍然躺在奧地利的一隻皮箱中。但是珀金斯有種不錯的預感，那是一種發現偉大文學作品的本能。他立刻跟海明威簽了合同，並且預付了1500美元。

1926年春天，等待了幾個月後，那本書的定稿終於寄來。珀金斯對這部作品的質感和力量大吃一驚。他寫信給菲茨傑拉德：“這部手稿可謂帶著生命力的蠢動。好多場景回想起來猶如記憶中經歷過，好多人回想起來清晰逼真，仿佛真有其人。”
《太陽照常升起》是在巴黎的街頭、房間和咖啡館裡寫成的。惠勒拍攝的這些照片是對珀金斯在海明威的文字中所見之物的堅實圖解。1928年，海明威離開巴黎尋找新的居所，他遷移到一個陽光明媚、充滿赤道地區的熱度和鮮活色彩的迥異世界。他先搬到基韋斯特，然後又到古巴，他在那裡度過了生命中最後三分之一的時光。在這個新鮮的環境中，釣魚和墨西哥灣流的蔚藍海水成為驅動他寫作的激情源泉。

《永別了，武器》寫於基韋斯特，在海明威準備寫這個新地方之前。但是他已經開始做觀察、記筆記了。到1939年為止，他一直在準備後來成為《老人與海》的這個故事。在給珀金斯的一封信中，他寫道：“我打算跟老卡洛斯乘他的小艇出海，為的是把這件事完全弄明白，包括在與小船漫長的搏鬥中看不見任何別的船隻，在大海上全然孤單無援的狀態下，他所做的每件事，他所想的每件事。如果我能弄明白，那將是個了不起的故事。”

從30年代後期到整個40年代，惠勒所拍照片中的巴黎歲月在海明威的頭腦中都處於休眠狀態。直到人生的晚期，海明威才再度回到那個年代。他已經給自己的寫作生涯找到另一個居所，同時過上了全新的生活，用來支持他在古巴期間的寫作需要。正如惠勒好幾次拜訪巴黎去記錄海明威待過的地方，我在古巴也有過類似的經驗，拜訪海明威寫作和生活的地方。我曾經透過那些窗戶凝視海明威在創作偉大作品的某些片段時所看到的景致。

海明威最初寫關於西班牙內戰題材的小說《喪鐘為誰而鳴》期間，住在“兩個世界旅館”。從他的房間看出去的風景是一片滾燙的、被太陽焙乾的紅瓦屋頂，以及哈瓦那灣藍瑩瑩的海水。雖然那時他還沒有開始寫在墨西哥灣流中捕魚的故事，但已經悄然開始為自己的最後一部偉大小說《老人與海》做準備了。

海明威寫作的最後一個庇護所是在哈瓦那郊外的一個叫瞭望山莊的鄉下宅第。就是在這個地方，他站在充滿陽光的角窗旁邊的一張撚角羚羊皮上時，覺得可以著手寫《老人與海》。如同在巴黎時那樣，每天，只有寫出滿意的好東西後，他才允許自己踱步出門走入外面的世界。雖然建了個高聳如塔的房間供他有處安寧和寂靜的居所寫東西，他卻寧肯選擇在那個完成當天工作後可以跟人們互相聯絡，可以輕鬆進入自由環境的房間來寫作。

雖然巴黎和古巴是兩個在視覺效果和文化特質上反差頗為鮮明的地方，在海明威的作家生涯中這兩個地方卻像兩塊書擋般豎立在那兒。他在巴黎養成的建構一個地方來寫作的習慣——這個地方和現實世界保持一定距離但同時人們的所見和聲音又與其互相關聯——保持了一輩子。穿越惠勒這些攝影作品的孤獨之旅，人們會對需要這樣一個地方的感受有更加深切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