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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在四百年前就被稱為“四大奇書”之一，它的命運的確是夠奇特的了：它在清代被列為禁書，迄今為止它的全本，無論是詞話本，還是崇禎本，仍然是禁書。
雖然如此，《金瓶梅》在改革開放以來卻曾經“熱”過、“燒”過，“金學”也已經成了“顯學”。《金瓶梅》不僅為中國讀者、學者所重視，也為外國讀者、學者所珍視.它已經“國際化”了。
學術界或金學界喜歡把《金瓶梅》研究大致分為兩大塊：瓶內學、瓶外學。瓶內學指《金瓶梅》的思想、人物、藝術研究，瓶外學是指基礎研究。與此相應，也把研究者大致分為瓶內派、瓶外派。《金瓶梅》給瓶內學、瓶外學都出了太大的難題。給瓶內學出的難題是“醜學”，給瓶外學出的難題是“作者與版本”。
研究物件本身的特殊性，造成了版本研究的複雜性。
但學術難題是牽引學術發展的動力。對於《金瓶梅》在“瓶外學”方面的研究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績，極大地推動了學術發展與突破。這只要舉出張鴻魁先生的研究成果，看看他的《張鴻魁<金瓶梅）研究精選集》，我們就不難發現他對傳統“小學”的新突破、新貢獻，不難發現我們在這方面所取得的豐碩成果。
這是對“笑學”的譏諷的有力度的反諷。我們且不說張鴻魁先生在《金瓶梅》語音研究、文字研究方面對“小學”的貢獻，我們只要看其在《金瓶梅》校勘方面對輾轉錯訛的一些個難字的校勘，就不難看出這種研究是怎樣地遠遠超出了傳統的所謂“形近音同”而致的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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