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自1965五年從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畢業後,被分配到故宮博物院工作,至今已達四十五年之久。初到博物院工作的十年時間裡,大家都忙於“與天奮鬥、與地奮鬥、與人奮鬥”,個人不要說業務上有何長進,甚至連原先所學的知識也快丟得差不多了。 1972年自湖北成寧文化部“五七”幹校返回北京後的一段時間裡,仍然無法開展正常的業務工作,雖然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政治形勢有所改觀,但是多年來形成的習慣勢力和思維定式,仍然在起著相當大的作用,鄙視知識和知識分子、藐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風氣還十分盛行,一個人想要鑽研點業務,總會被周邊某些人側目而視,被戴上“不突出政治”“不安分”“想成名成家”“資產階級名利思想…'走白專道路”等莫名其妙的帽子。在這樣的氛圍裡,也就根本談不上什麼提高業務水平、開展研究工作,只能隨大溜,去混一口“大鍋飯”吃吃。
隨著時間的慢慢推移,“左”的那套東西,終究還是慢慢退出了歷史舞台,社會的整體逐漸恢復到正常的狀態中來,“撥亂反正”是這一時間段裡最響亮的口號。國家總體形勢的進步,逐漸改變了“臭老九”們的命運,於是才有了我們知識分子專業人員在故宮博物院發揮作用的可能。
粉碎“四人幫”之後的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時任業務部領導的楊伯達先生,極有遠見地提出一項工作,即整理院藏的清朝宮廷繪畫作品。這批清朝宮廷繪畫作品數量頗大,但是卻從來沒有經過認真的編目,有的甚至還沒有文物號。這些作品大的有一面牆大小,是為“貼落”,小的只有巴掌大小,屬於案頭玩賞之物。因為很長時間沒有加以整理,保存情況也不是很理想,有些還是“灰頭土臉”的模樣。於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參與了這項工作,幾乎每天都在藏品庫房內,既是體力勞動,又是腦力勞動。在整理的同時,我就比較關注這批文物,隨手用筆和用腦(當時記性還比較好)做了些記錄,回到辦公室再將每天的觀感整理謄寫。日積月累,過目了大量的作品後,逐漸就對這部分繪畫作品有了與以往不同的看法。
在過目了大量的清代宮廷繪畫作品實物之後,還有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查閱清代內務府造辦處的檔案。當時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還屬於故宮博物院的建制,稱之為“明清檔案部”,故宮的工作人員要去查閱檔案手續十分簡便,都是些熟悉的人,只要打個招呼、點個頭就行。於是我就利用整理文物的空暇,在一個很長的時間段裡,翻看原始檔案資料,並且隨手將有關繪畫方面的信息,沒有按照“急用先學”的訓條,而是不管鉅細、不管大小,一律將其抄錄,製作成卡片。如此翻閱抄錄檔案的工作持續了近兩年的時間,這樣日積月累的成績很是可觀的,卡片裝滿了一整個抽屜。當時尚無電腦,全靠動手動筆。彼時“明清檔案部”所收藏的內務府造辦處檔案,還未製作成膠片,我們翻閱的還是檔案資料的原件。觸摸著這些數百年前陳舊皺褶的紙張,一種歷史的滄桑感從心頭油然而生。
這些檔案資料如果只是少量或局部的查閱和抄錄是不夠的,而是需要逐年不斷地完整抄錄,這樣才能前後比對,看出點名堂。所以這項工作既是比較枯燥的,但也是會帶來某種驚喜的。檔案中的文字突然變成了某件過目的宮廷繪畫作品實物,那種喜悅一下子就將抄錄文字的單調沖得無影無踪。
在整理實物的過程中,我過目了清宮內大量的紀實性質的繪畫作品,其中包括有皇帝、后妃們的肖像,反映以皇帝為主的重大事件的畫幅,表現清代隆盛時期軍事得勝的圖畫,描繪他們日常生活的“行樂圖”,等等。這些藝術品完全可以達到“以圖證史”的功效,在照相機、錄像設備發明之前,用畫筆記錄下的人物和事件,保持了幾乎是“原汁原味”(雖然經過美化)極其有價值的圖像資料,為自有宮廷繪畫歷史以來所罕見,大大增加了後人對於這段歷史的感性認知。若干巨幅的作品給人以身臨其境的震撼效果。稍後我將其中的很多作品,編入了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宮廷繪畫》和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故宮博物院文物珍品全集·清代宮廷繪畫》兩種大型圖錄中,為更多的人參考或研究提供不少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