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婭的駕駛課

“駕”如人生
代譯序

提起丹麥作家，人們往往首先會想到被稱為“現代童話之父”的漢斯·克裡斯汀·安徒生（1805—1875）， 他的作品已經被譯成 150 多種語言，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到了二十世紀， 憑藉《走出非洲》（1937）中對非洲大地的詩意書寫，伊薩克·迪南森（又名卡倫·布裡克森， 1885—1962） 成為一個蜚聲世界的名字，而由梅麗爾·斯特裡普主演的同名電影1986年一舉斬獲奧斯卡七項大獎，則引發更多讀者對於小說的興趣,從而進一步鞏固了伊薩克·迪南森作為丹麥文學國寶的地位。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尤其是近幾年來，一位名叫多爾特·諾爾斯（Dorthe Nors）的女作家再一次引起世界範圍內的讀者和評論家們對丹麥文學的高度關注。

多爾特·諾爾斯1970年5月20日出生於丹麥白德蘭半島中部的海寧， 1999 年畢業于奧爾胡斯大學，獲得文學和藝術史學位，2001年出版第一部小說《靈魂》（Soul）， 迄今已有5部長篇小說、2部中篇小說和2部短篇小說集問世。最先將她帶上世界文壇的是短篇小說，收錄在短篇小說集《空手劈》（Karate Chop， 2008）中的作品被陸續譯成英語，發表在英文雜誌上。2013 年，短篇小說《蒼鷺》出現在 9 月份出版的《紐約客》上，多爾特·諾爾斯因此成為首位在《紐約客》上發表作品的丹麥作家。長篇小說《索尼婭的駕駛課》出版於 2016年，其英文版 Mirror, Shoulder, Signal 由米沙·霍克斯特拉（Misha Hoekstra）翻譯，英國普希金出版社出版， 並於 2017 年入圍國際布克獎短名單，雖然最終與大獎失之交臂，卻將多爾特·諾爾斯成功地推至世界文壇的聚光燈下。

本書譯自英文版 Mirror, Shoulder, Signal，原書名源于駕駛教練指導學員學車時的指令，意為“看鏡子，檢查盲點,打轉向燈”。 全書篇幅不長， 情節也相對簡單，由於主人公索尼婭是一個內心敏感細膩的女性，外部世界的一人一物、 一言一行都能引起她內心世界的漣漪或漩渦，作品的內容可簡略概括為“正在進行的事件”和“索尼婭的內心活動”兩部分，前者主要包含4次駕駛課、2次按摩、3次眩暈症發作、打給家人的3個電話、寫給家人的2張明信片和1封信、1次參加遠足冥想卻提前離隊、1次陪同朋友去聽音樂會卻不告而別；後者包括索尼婭對往事的回憶、對現時的疑慮和對未來的迷思。多爾特·諾爾斯以索尼婭學習開車為切入點，通過巧妙運作，將這些隨時可以淹沒在日常生活之中微不足道的雞毛蒜皮，串聯成一出“人在囧途”的悲喜劇。

人們常說“四十而不惑”，但索尼婭卻似乎恰恰相反，正處於大惑之中。索尼婭的家鄉是位於白德蘭半島的一個小鎮，早年由於厭倦那兒單調重複的生活，她發奮努力，得以在中學畢業後與好朋友莫莉一起到哥本哈根上大學，並通過多年打拼，貌似在城市立穩腳跟。現在的索尼婭已經四十多歲，經歷了戀愛不順，至今婚姻無著，沒有子女，單身一人住在一套租來的公寓裡，屬於典型的城漂一族。她從事著一份表面光鮮的自由職業——將瑞典著名犯罪小說家的作品翻譯成丹麥語，在高強度翻譯工作的間隙，她決定抽出時間來學習開車。正是通過上駕校這個契機，通過自己的駕車之惑，索尼婭對自己的職業之惑和身份之惑進行了深度審視和拷問。

索尼婭很羡慕別人能輕易學會開車並輕鬆駕駛，自己卻人到中年才開始有所行動， 而學車的過程也並不順利。首先，索尼婭發現自己是駕校裡年齡最大的學員，在一群年輕人中顯得格格不入。其次，她與教練的相處也是尷尬連連。第一位教練尤特是個脾氣暴躁的長舌婦，練車途中總是說長道短、喋喋不休，特別是為了不中止嘮叨而乾脆幫索尼婭換擋，使得索尼婭始終處於“不會換擋”的窘境。 第二位教練——也是駕校的老闆——福爾克態度友好，很有耐心，但因為有過勾搭女學員的“前科”，而讓索尼婭處處設防，時時戒備。與此同時，索尼婭還有一個難言之隱：因為母親一系的遺傳，她患有良性陣發性位置性眩暈，只要頭部處於某個特定位置， 就會引發眩暈。雖然索尼婭安慰自己說這對駕駛沒有影響，但她深知其中的隱患，深知此事絕對不可以被駕校方面知曉。因此，一路小心翼翼卻磕磕絆絆地走來，幾番努力和掙扎之後，還是無助又無奈地發出“為什麼就不能只是學開車”之問。

翻譯是一項搭建橋樑的工作，自有其崇高偉大的色彩。作為瑞典暢銷小說家的御用丹麥語譯者，索尼婭是母親與姐姐的驕傲，也經常受到媒體的關注和讀者的好評。 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譯著的“橋樑”作用在實際生活中卻出現反轉。索尼婭一直對自己與姐姐凱特的關係耿耿於懷：曾經親密無間、手足情深的姐妹如今卻冷漠疏離。凱特喜歡閱讀索尼婭翻譯的犯罪小說，也為索尼婭的成就感到自豪，卻不肯接索尼婭的電話，不願與她交流，從某種意義上說，索尼婭的譯著成了姐妹倆不由自主碰面的“場所”,“因為正是由於索尼婭的努力，凱特現在才可以埋首於一個用丹麥語描繪的井然有序的罪惡世界中”。而跟福爾克一起學車時，聽說他妻子喜歡看書，索尼婭便刻意為她帶了幾本自己翻譯的書，放在汽車的後座上，以營造出一種他妻子也在車上的氛圍，阻隔福爾克對她的非分之念。另外，這些小說雖然充斥著腐爛的屍體和殘缺的陰道，卻是國會議員們的最愛，是他們眼中的“數獨遊戲”，是他們去鄉下別墅度假時攜帶的唯一讀物。索尼婭不禁對自己工作的意義產生嚴重質疑，覺得自己是“西方文化這個巨大屍體上的寄生蟲”。而對小說的原作者而言， 索尼婭的作用也並非無可替代，一旦索尼婭退出，很快就會有新人登臺。由此看來， 譯者的價值究竟何在？

中年、女性、單身、譯者組成了索尼婭身份的四維，但不足以構建出一個鮮明獨特的身份。身在哥本哈根的索尼婭處於焦慮、迷茫之中。她情不自禁地回溯過去，卻發現家鄉是一個永遠無法返回的地方，當年一起闖蕩世界的閨蜜也早已改名換姓今非昔比，她曾經愛上的男人都不會真的“看到”她的存在。注目現在，城市裡人頭攢動，車流如織，但這裡的一切都不願與她有任何關係，鄉愁無所依託,理想無處安放。展望未來——索尼婭的未來已經因為一次算命而關閉，算命師的預言她既不敢相信也不敢不信，從而徹底剝奪了她對自己未來的發言權。就這樣，索尼婭沉溺於“失根”“失位”“失焦”的狀態中，尋尋覓覓，兜兜轉轉，而位置性眩暈的疾病無疑是對這所作的隱喻性注解。

按摩師埃倫對索尼婭身體的解讀總是讓索尼婭想起大學時的文本分析課,“一切都另有其意，一切都應該昇華，要掙脫自身的外殼，上升到某種更高的含義”。同理，索尼婭的駕駛課也不僅僅是為出行方便而上的駕駛課，也應該另有其意。正如英文書名中的三個單詞“Mirror”“Shoulder”“Signal”所指涉的，步入人生中途、 陷於人生囧途的索尼婭在看後視鏡（回首往事） 和檢查盲點（檢思迷惘） 之後， 頓悟人生就是一段苦樂相間、 得失相依的旅程，終於準備打轉向燈（調整生活方向，離開哥本哈根），與生活握手言和。

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