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這一刻：莎莉•曼自傳

前言 默茲之印 ix

第一部分 家族紐帶：場所的重要性 1
1 我雙眼所見之物 2
2 那些漂亮的馬兒 7
3 轉折 15
4 曼這一家 41
5 隱遁 61
6 我們家的農場，還有在那裡拍攝的照片 85
7 留住這一刻 97
8 真情得見真實 129

第二部分 我的母親：記憶中的往事 163
9 多愁善感的威爾士人 165
10 斯基普叔叔和親愛的小不點們 181
11 南方風景 197

第三部分 吉吉：種族的事 235
12 諸多問題 237
13 哈默 261
14 斯馬瑟一家 265
15 路上的孩子 269
16 誰想談談奴隸制度？ 271

第四部分 我的父親：違背願望的現實 285
17 芒格家族 286
18 離開達拉斯 333
19 死亡先生和他的藍眼睛男孩 343
20 環球旅行者，有故事的紳士 365
21 搖籃和墳墓 385
22 見證 397
23 莊嚴的尾聲 405
24 我頭頂上的X 421
附錄：展示A，展示B 444
鳴 謝 467
圖片使用致謝 470
 

默茲之印

我們都擁有許多這樣的東西，比如儲藏室裡的箱子、先人留下來的遺物，而我也有很多的寶藏，都藏在閣樓上。它們大部分是些皺巴巴的紙箱，用各種古老的線捆紮著。這些線有的是用作晾衣繩的結實棉線，使用的時候通常會先繞一圈，然後緊緊地打個結。還有的線就不那麼結實，比如用來捆紮信件之類的細繩，這種松垮的金色細繩原來是用來捆幹草垛的，繩子的尾梢淩亂地繞成一團。

我記得自己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曾見過父親和母親家族裡流傳下來的一些非常老舊的箱子。這些箱子被存放在車庫裡，擱在狗睡覺用的一堆破衣服上，上面落滿長年累月從拳師犬和大丹犬身上落下來的狗毛和皮屑。這些舊箱子隨著時間流逝而漸漸腐朽，卻慢慢具有了一種不容置疑的、被匠人精心雕琢過的氣質。譬如箱子側面貼著的那些舊時代的優雅廣告招貼，還有那些馬口鐵箱上的精緻繪畫—我的父親曾在20世紀30年代用這些鐵箱從柬埔寨的金邊運送藝術品，使它們仍然帶有一絲典雅高貴的氣息。

在我家的閣樓裡，這些箱子被四處散亂堆積的雜物圍繞著，顯得愈加不可親近。我和丈夫拉裡還有孩子們一起，在閣樓裡製造著屬於我們自己的回憶：首先當然是成千上萬的照片，還有信件、科學展會的展覽品、學位證書、傑西曾經穿過的一套提著草編劍的萬聖節戲服、頭髮亂揪成一團的娃娃、弗吉尼婭6歲摔斷腿時用過的鋸成兩半的石膏模子、仍然小心翼翼地披著衣服的紙娃娃、報告用的卡片、綴滿亮片的芭蕾舞短裙、髒兮兮的花邊搖搖欲墜的圍裙、一盒已經壞了的糖果香煙,還有銀行證明、收據、展覽評論、一箱精緻的宴會晚禮服、仍然墊著一團塑膠綠草的豔俗的復活節籃子、兩副洛麗塔太陽鏡—它們的塑膠已經脆弱老舊，還有從我們老房子的廚房那切下來的石膏灰紙夾板的斷片，上面畫著記錄孩子們每年身高的鉛筆記號。

當然了，閣樓裡也藏著我不曾檢驗的過去的遺留物：不同大小尺寸的箱子，被膠帶粗暴地封著，裡面裝著信件、日記、孩提時代的畫和一些照片。瓊·迪迪恩曾明智地建議我，起碼要和過去的自己保持點頭之交，以防從前的幽靈在某個黑暗的淩晨4點突然出現，重算靈魂的舊賬。而我遺忘了這個建議，已有幾十年沒有碰過這些物品了。

這些箱子裡沉睡著我們家族的過往，要不是我始終記著2008年7月來自約翰·斯托弗的一封信件，這些箱子上的膠帶和細繩可能永遠不會被剪斷，更不會有機會展示出它們所蘊藏的複雜秘密。約翰·斯托弗是一位令人尊敬的保守的教授，在哈佛大學從事英國與美國研究，以及非裔美國人研究。他當時寫信給我，希望我能為美國文明史這門課做一場梅西講座。在讀了這封信以後，我經歷了一番對整件事難以置信的情感波動，包括了拍額頭、翻眼睛和誇張地仔細搜索信封，以為會發現某個錯誤等。但是我沒有發現任何東西，他們的的確確希望我這個攝影家，在哈佛大學做三場學術性的講座。講座將從三年後的2011年5月，我60歲生日的時候開始。

我急匆匆地跑去查看日程計畫表，以為能找到什麼日程衝突。但事實上，要找尋的這張日曆是在如此遙遠的未來，我徒勞無獲。
我沒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可以拒絕他。幾年前，我年輕而才華橫溢的朋友尼爾·麥肯茲曾用一句帶些反諷的自吹自擂口氣的句子作為他的開場白：“你知道的，莎莉，當他們請我做梅西講座的時候……”這句話我聽過了多少遍，以至於梅西講座對我來說已經成為一個象徵學術成就頂峰的存在。但我從未認為自己是什麼知識分子，更別提正兒八經的學者了。我甚至不是一個作家。如果要讓我寫作的話，我又能寫些什麼呢？

我曾經獲得過一些讚揚與惡評，包括我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發表第三本攝影書《親密家庭》時獲得的那令人討厭的“富有爭議”的標籤。那本書中有著我的三個孩子埃米特、傑西和弗吉尼婭的生活照片，有些時候是不穿衣服的，拍攝地點從我們的農場直到佛吉尼亞山上。我認為自己的鏡頭應該對他們的整個童年保持完全敞開，並且使每一個相關的人都自願且富有創造性地參與進來，記錄下她們的每一次勝利、困惑、和睦和孤獨，同時還有容易發生在孩子身上的艱難時刻—磕碰、嘔吐、流鼻血和尿床—所有的這些時刻。《親密家庭》發行的時機不佳，那時社會上盛行對描繪孩童身體這一行為的道德恐慌，以及對政府資助藝術的激烈爭議(我曾經被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和美國國家人文學基金會贈予獎金，但並非是為獎勵這些關於我孩子的攝影作品)。在那個時期，我經歷了許多的困惑、迷茫和內心的掙紮。但最重要的是，正是那個嚴峻的時期，推動我萌發了創作下一部作品的強烈願望。

哈佛大學的梅西講座會期望我在整整三年後去為家庭攝影進行辯護嗎？我並不介意那麼做，但是我同時也希望能夠將關注點放在之後的作品上。這些作品是對一些事物的極度私人化的探索發掘，它們的對象包括美國南方的自然風景、死亡的天性（及自然的腐朽）、對丈夫的親密描繪，以及在身邊看到的奴隸制度留下的不可磨滅的痕跡。帶著惶恐，我致電約翰·斯托弗，而他的回答讓我更加坐立不安：任何事情都可以，講你想講的任何事情。

我對這種縱容無所適從，不知道該如何推進這件事，不由得充滿了自我懷疑，擔心自己無法勝任。在終於答應約翰·斯托弗的時候，還有一年就到講座的時間了。但在答應之後，心中那道似乎無法滲透的自我懷疑之牆逐漸裂開，透出一些希望和樂觀之光。隨著希望的裂縫越來越大，我看到了越來越多的可能性。不安全感對於藝術家來說，終究還是一件上天賜予的禮物，無論它有多麼讓人飽受折磨。

我開始在最容易有所收穫的地方搜索—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將其稱為“當地語系化”的搜尋。我不太確定如果他知道我的工作方式，會不會認同我這有些極端的詮釋—在家裡工作，很少離開我們的農場—有點太過“當地語系化”了。對於拉裡來說，這種方式就有點太過極端。有段時間他惱火地記錄下來，我有5個星期幾乎都沒怎麼去店裡購買日用品。但就如一匹極度高亢的賽馬需要一副重一點的馬鞍一樣，我喜歡有些障礙，並享受從充滿限制的日常生活中找出美的挑戰。相反，如連環漫畫人物伯格所稱的“難以應對的機會”才是令我有些恐慌的。對我來說，在一個飛機洗手間裡拍10張好照片，要比在凡爾賽的花園裡拍容易得多。

因此，我想起閣樓的箱子，開始尋找見證了我童年的一些東西。我想在這裡有所發現，發現什麼呢？

我一直認為自己的記憶有所缺失，使童年的回憶遠遠遜色於大多數人。但是經過幾年間的到處詢問，我並不確定這是事實。也許我們都像詩人艾瑞克·歐姆斯比在描寫童年時的家時寫下的那樣：“我們看著過去的門向自己關上，漸漸消失，滿溢的記憶花園被抹去痕跡，那裡帶著陽光印子的牆壁在指尖的輕觸下分崩離析，化為灰燼。”並且，就如歐姆斯比所說的，我們都只能夠“為這猛然發生的瞬間哭泣/如果我們驚訝的眼睛還來得及”。

即使我的記憶還有哪一部分尚未化為灰燼，它也一定在時間的漫長旅途中變換了身影。我通常同意一個理論，那就是，如果你想保持記憶的無瑕，必須不常去呼喚、回想它。因為每次回憶時，你都不可挽回地改變了它一點。你所記得的不再是最初的印象，而是你最後一次回想時的記憶。周而復始，每一次小小的改變逐漸累積，回憶終讓我們與過去漸行漸遠。

經過這些時光，我學會了溫順地接受記憶對自我的背叛，允許思想打造一個自己的美麗謊言。頭腦本該忠實地保存過去的資訊，卻遵循某些出於本能的審美智慧，將資訊稍稍扭曲，賦予我們的人生事件一種完整性、邏輯性，以及一種富有象徵意義的優雅。而我們所真實經歷的那些混亂不堪的事件，是不具備或不明顯具備這些美妙之處的。我在本書的寫作與研究過程中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除去優雅與邏輯，被精心打扮過的記憶無法為我效力，無論它在美學上有多麼的巧妙或仁慈。我需要的是真實，又或者是如朋友所講的“與真實相近的東西”。那種東西是記憶的真相，是一個科學而客觀的真相，就如一片沙地上唯一的一顆珍珠一樣。我所擁有的全部東西就是這些。

於是，在剪開先人留下的箱子上的繩子和膠帶前，我首先打開了自己的箱子，審查飄忽不定的記憶與它們所對應的物件。在這麼做的過程中，我遇上了不完整記憶的邪惡雙胞胎—攝影照片對真實的背叛。早在1901年，愛彌兒·左拉在電報中就描述了這一新媒體具有的威脅性，他評價說人們將無法再聲稱自己見過什麼東西，除非他們有照片作為證據。左拉也許知道或憑直覺明白的另一件事，就是一旦留下攝影記錄以後，你曾經“真正見過的東西”，將永遠不再重現於記憶的雙眼之前。它將被永久地從一個連貫的真實存在中剪切下來，成為一塊薄薄的切片，成為時間那豐腴身姿的一個輕飄飄的、半透明的影子；它如同挽歌，缺乏深度，並立刻具備了感傷與惆悵的琥珀色質感：一個暫態性的萬物皆朽的預告。照片似乎應該使我們的過去免於變質，並不再輕易受重疊交錯的記憶的變形所影響。但我認為這種想法是一個錯覺：照片取代並侵蝕了我們的過去，與此同時，創造了屬於它們自己的記憶。當我握著自己童年的照片，沉浸於溫柔的回憶中時，我同時明白隨著每一張照片，我都遺失了某一部分過去。

我關上了自己的箱子，並轉向那些更久遠的人的遺物。它們在不同階段抵達我的閣樓—首先是拉裡的雙親和祖父母，然後是我的雙親—自從死亡迫使生命被裝入一個盒子以後，它們從未被打開。在這些箱子裡，是這些人的世界所留下的所有東西。他們的整個一生被擠進這些小箱子，它們僅僅能裝得下12瓶啤酒。

當一個動物，例如一隻野兔，在一個帶保護作用的籬牆下築窩後，它蜷曲身軀的重量與溫度會在土地上留下相應的痕跡。那個地方的草地通常會被壓得像編織過的鳥巢一樣，在野兔掉轉身體休憩之前，可能還真的用它那小巧的爪子在草地上抓扯撕拉過。這有著野兔身體形狀的存在證據，整個草地上的一個柔軟的小碗，也有它自己的名字—一個略微過時，卻仍然美麗的名字—默茲（MEUSE，與繆斯相近，繆斯是記憶之神的女兒，也是靈感女神)。我們每一個人，都會留下曾經存在於這個地球上的痕跡，這些痕跡帶著我們身體的形狀。但當我輕輕用手按在野兔這毛茸茸的、圓形的默茲之印上時，我不禁好奇：我在世界上所留下的所有印記，會不會在某一天也被整理起來，放在一個箱子裡？

剪開家族的第一個箱子的繩子—我母親的箱子，我不禁想知道我能夠發現什麼，能夠看到家族未知歷史的哪一部分。我作為藝術家的作品源泉—對我的家族的著迷，對南方景觀的陶醉，對死亡之不可思議的驚歎—會在這些箱子中發現嗎？有哪個辭世已久的家族的未知魂靈，會在那兒埋藏著怎樣的秘密？

我坦白，我對這敘事方式的興趣，部分是因為秘密期望著能夠發現一些南方特色的哥特故事：陰謀詭計和醜聞、酗酒、家庭暴力、車禍、鬼怪、私通、飽受熱愛與非議的家園土地、遺棄、自殺、隱秘的毒癮、美麗新娘的悲劇性早逝、種族糾紛、大得大失的金錢、揮霍浪子的回歸，甚至於血腥的謀殺案。

我有一個強烈的直覺，如果任何一件這類事物被藏在家族的歷史中，我都會在閣樓上這些被繩子捆著的箱子裡找到它們的證據。而我的的確確找到了：不僅是這些，甚至還有更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