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特郡紀事（一）：巴徹斯特養老院

第一章 海拉姆養老院1
第二章 巴徹斯特的改革家10
第三章 巴徹斯特的主教24
第四章 海拉姆的受施人37
第五章 葛籣雷博士駕臨養老院47
第六章 院長的茶會61
第七章 朱庇特75
第八章 普勒姆斯特德—埃皮斯柯派82
第九章 會商95
第十章 苦難106
第十一章 伊菲革涅亞116
第十二章 波爾德先生訪問普勒姆斯特德130
第十三章 院長的決定140
第十四章 奧林匹斯山148
第十五章 湯姆·托爾斯、道學博士和輿論先生161
第十六章 在倫敦的漫長的一天178
第十七章 亞伯拉罕·哈法薩德爵士193
第十八章 院長很頑固201
第十九章 院長辭職了208
第二十章 再會220
第二十一章 結局233
 

譯本序

一八五一年仲夏，安東尼·特羅洛普以英國郵政總署稽核的身份視察了英格蘭威爾特郡的首府，大教堂城市索爾茲伯里。一個月光如水的夜晚，他在那兒的大教堂區內閒步時，構思出了《巴徹斯特養老院》。他說，“……整整有一小時，我站在索爾茲伯里的那座小橋上，使我心頭滿意地設想出了海拉姆養老院的所在地。誠然，在我寫的作品中，沒有一部曾經花費了我那麼多心思的。”①次年七月，他開始寫《巴徹斯特養老院》，這部小說在一八五五年出版後，獲得了很大的成功，使他立刻躋身于狄更斯、薩克雷、蓋斯凱爾夫人、喬治·愛略特等同時代傑出的小說家行列之中。此後十二年間，他繼續寫了五部“巴塞特”小說： 《巴徹斯特大教堂》（1857）、《索恩博士》（1858）、《弗雷姆牧師公館》（1861）、《阿林頓的小宅子》（1864）和《巴塞特郡最後紀事》（1867）。在這組總名為《巴塞特郡紀事》的小說中，如同著名的特羅洛普評論家邁克爾·薩德利爾所說的，除了《巴徹斯特大教堂》如作者最初的意圖那樣，是《巴徹斯特養老院》的續集以外，其他各部都各自成篇，不過它們全是以英格蘭西南部那個假想的巴塞特郡和它的首府巴徹斯特為背景的。

這組小說真實而生動地描繪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教士和中產階級的生活，深刻地揭露了教會內部的爾虞我詐和傾軋爭鬥，反映了當時英國社會的多種陰暗面，無怪《人人叢書》主編歐尼斯特·裡斯認為，《巴塞特郡紀事》代表著特羅洛普文藝創作的鼎盛時期。見特羅洛普《自傳》，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世界名著叢書》， 1980年版，第96頁。見《巴徹斯特大教堂》，英國登特父子出版公司，《人人叢書》，1945年版，《編者的話》第3頁。弗雷德里克·哈里森在《維多利亞初期文學的研究》一書裡也認為，“巴塞特郡一組的那六部小說無可懷疑是他的主要成就……將一直給人研讀下去，而且無疑在未來的一代人中將再次大為風行。這部分是由於這些小說文筆曉暢，對當時的典型人物作了真實得體、細緻入微的觀察這一內在的優點，部分還由於這一事實： 即這些小說會以最質樸的現實主義筆觸，細膩而忠實地為未來的讀者重現十九世紀英國的某些生活方面。”轉引自約翰·霍爾編《特羅洛普評論集》，英國麥克米倫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24—25頁。近年來，不少學者和文藝評論家更從小說的結構上把《巴塞特郡紀事》和他後來創作的一組議會小說同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相提並論。哈利·瑟斯頓·佩克認為，巴爾扎克、薩克雷和特羅洛普是同一時代的三位真正現實主義大師，“他們的作品裡既沒有一絲自然主義的痕跡，也沒有一點繁瑣主義的疵病”。見哈利·瑟斯頓·佩克《多國文學研究》，美國紐約多德出版社，1909年版，第192頁。
 
安東尼·特羅洛普於一八一五年誕生在倫敦。父親是一位相當有才幹的律師，但是脾氣乖張、惡劣，常常得罪他的當事人，所以業務每況愈下，在安東尼出生以後不久，只好放棄倫敦的住宅，到哈羅附近去經營農業，結果又失敗了。安東尼七歲進入哈羅公學讀書，由於家境貧寒，他只好走讀，因而遭到了住讀的富家子弟的恥笑和欺淩，甚至連教師也看不大起他，認為他是一個骯髒、無知的窮走讀生。母親弗朗西絲·密爾頓是漢普郡赫克菲爾德的牧師威廉·密爾頓的次女，生來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她在協助丈夫經商失敗以後，為了養家活口，在安東尼十六七歲時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寫了多部深受讀者歡迎的通俗小說和遊記。她的堅強和勤勞給了兒女們很大的影響。安東尼的長兄湯瑪斯·阿道弗斯後來也成了小說家，寫過不少作品。

一八三五年父親故世，安東尼投考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減費生，兩次都沒有成功，於是經友人介紹，進入倫敦郵政總署當一名小職員。他在那裡工作了七年，待遇很低，經常負債，又給同事們慫恿著打牌、飲酒、抽煙、結交女友，這給他招致了不少麻煩。然而另一方面，就在這一時期，他在一些友人的影響下，開始了有計劃的讀書，開始用法文和拉丁文翻譯，開始研讀賀拉斯和英國詩歌中最優秀的作品，他的想像力逐漸豐富起來，他甚至想著有朝一日自己要寫一部小說！這一時期的經歷對他後來的創作很有幫助，我們從《阿林頓的小宅子》中年輕的埃姆斯的故事裡，就可以看到他本人這一時期生活的剪影。一八四一年，他被調往愛爾蘭西部某地郵局任副稽核，生活逐漸安定，他結了婚，開始利用業餘時間從事創作。開頭十年，他寫過三部小說，都不怎麼成功，直到一八五五年《巴徹斯特養老院》出版後，他才受到了讀者的歡迎和評論家的注意。一八五七年《巴徹斯特大教堂》出版後，他進一步受到稱譽，從而奠定了他在英國文壇上的地位。

一八五九年年底，他從愛爾蘭郵局奉調回到倫敦，在那兒一直工作到一八六七年九月才辭職。在這段時期裡，他始終堅持業餘寫作。他的最出色的作品大都是在這段時期寫成的。這一點非常難能可貴。郵局的工作相當繁忙，要不是具有豐富的想像力、超人的意志和精力，以及對寫作的濃厚興趣，這件事是一般人所不易做到的。離開郵局以後，他主編了三年《聖保羅雜誌》。一八六八年，他以自由党候選人的身份競選議會議員，但未獲成功。一八七二年，他把倫敦郊區自己的住宅售卻，和妻兒一起到澳大利亞去訪問。此後他又去國外作過兩次長途旅行，訪問了南非和冰島、加勒比海地區、美國和埃及，寫了一些遊記，這和他的小說一樣，文筆質樸雋永、詼諧流暢。一八八二年十月六日，他在倫敦中風去世。

特羅洛普是一位多產的作家，畢生勤奮寫作，一共發表了四十七部長篇小說和五個短篇小說集。薩德利爾把他的作品分為十類。參看邁克爾·薩德利爾《特羅洛普評傳》，英國倫敦康斯特布林出版公司，1927年版，附錄第415—419頁。第一類就是以巴塞特郡為背景的《巴塞特郡紀事》。第二類是他一八六三年開始寫的六部議會小說，也稱“帕利澤”小說（因小說的主人公帕利澤而得名）： 《你能寬恕她嗎？》（1864）、《愛爾蘭議員菲尼亞斯·芬恩》（1869）、《尤斯塔斯鑽石》（1873）、《菲尼亞斯的歸來》（1874）、《首相》（1876）和《公爵的兒女》（1880）。這組小說是他後期的主要作品，反映了當時政界紛紜複雜的情況。如同在“巴塞特”小說中，作者感興趣的是教士們的社會聲譽而不是他們的信仰，在“帕利澤”小說中，他著重描寫的是議會當時的社會背景和女人對丈夫的雄心、職權等所施加的巨大影響，對於歷屆內閣的政策與措施等只稍許點明了一下。

他的第三類作品是涉及生活方式與社會習俗的，如《三個小公務員》（1858）、《奧利農場》（1862）、《貝爾頓莊園》（1866）、《布林漢普頓牧師》（1870）和《美國參議員》（1877）等。第四類是社會諷刺作品。如《我們現在的生活方式》（1875）和《斯卡巴勒先生的家庭》（1883）。第五類是愛爾蘭小說，一八四七年出版的《巴厘克羅蘭的麥克德莫特家》被認為是這類作品中較好的一部。第六類是作者到澳大利亞去遊歷和看望兒子所結的果實： 澳大利亞小說共有兩部： 《甘戈伊爾的哈裡·希思科特》（1874）和《約翰·卡爾迪蓋特》（1879）。第七類是歷史和傳奇小說，如《尼娜·巴拉特卡》（1867）和《琳達·特雷塞爾》（1868）。第八類是心理分析小說，其中寫得較為出色的有《堂兄亨利》（1879）和《沃特爾博士的學校》（1881）。第九類是一部寫得很不成功的幻想小說《大限》（1882）。第十類是短篇小說，他把自己在不同時期發表的這類小說親自編選成五部短篇小說集。它們是： 《世界各地的故事》（共二集，1861，1869）、《洛塔·施密特和其他的故事》（1867）、《編輯的故事》（1870）和《弗羅曼太太為什麼要提高她的價格和其他的故事》（1882）等。此外，他還寫了好多部遊記、傳記和一部謙遜、坦率的《自傳》（1883）。《自傳》在他逝世後一年才發表，一時給他的聲譽帶來了莫大的損害，然而今天讀來，卻是“一部非常引人入勝的作品，不下於他的任何一部小說”。見《巴徹斯特大教堂》，《人人叢書》，《編者的話》第3頁。
 
前面已經說過，作者是在索爾茲伯里的大教堂區內構思出《巴徹斯特養老院》的，可是養老院的原型實際上卻是溫徹斯特的聖克勞斯養老院。《巴徹斯特養老院》的故事十分簡單，主要敘說一個小牧師，一個性氣平和的老人，因為是巴徹斯特主教的親家，當上了教會附屬的一所養老院的院長，工作清閒，俸祿優厚，甚至占去了養老院經費的一大半。巴徹斯特有個年輕的“改革家”，外科醫生約翰·波爾德，他自命急公好義，這時候挺身而出，替養老院中的受施人主持公道，然而這個年輕醫生的情人卻是院長的愛女。等她知道以後，她始而對波爾德加以冷落，繼而看到父親遭到種種逼迫和打擊，又親自去向波爾德求情，於是在波爾德的客廳裡演出了一幕風光旖旎、滑稽突梯的喜劇。波爾德禁不住情人的央告，終於屈服了，可是院長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最終還是辭去了職務，儘管他的大女婿教會會吏長和政府的檢察長使出種種手段來加以阻撓。亨利·詹姆斯說，“《巴徹斯特養老院》是一篇清新可喜的故事，也是特羅洛普慣常提供給我們人物的種種景象的一個突出實例。你簡直不可能設想出一個更微妙、更細小、更動人的主題了。它只是一個老人良心轉變的歷史。”見亨利·詹姆斯《不完整的畫像》，英國麥克米倫出版公司，1888年版，第113頁。其實這部小說的含義遠不止此。

當時，英國國教教士一身兼任幾個掛名差事，領上幾份俸祿，或者侵吞前代留下的慈善基金的事情時有發生，其中最為轟動一時的就是溫徹斯特聖克勞斯養老院的醜聞。聖克勞斯養老院是亨利·德布盧瓦於一一五七年創辦的，從一八八年起，院長是吉爾福德的第五代伯爵法蘭西斯·諾思牧師。他的父親大主教在自己當首相的兄長的縱容、支持下，任人唯親，把自己的親戚故舊都安插在主教區裡。諾思生活奢華，除了擔任養老院院長外，同時還據有大教堂的一個聖職和兩個教區牧師的職位，而他在那所養老院領取的俸祿，卻遠遠超出了應該花在慈善用途上的經費。特羅洛普的這部小說就是以當時的這件事為藍本的。不過，特羅洛普筆下的哈定牧師和吉爾福德伯爵截然不同。他是一個性情和善、誠實正直的老人，雖然人家“無法說他以前是一個勤勉的人……可是我們也不能說他是一個好吃懶做的人”見《巴徹斯特養老院》第一章。。只是由於馬虎大意，他才接下了一個當時並不稀奇的閒職，領取了一筆高得不合理的俸祿。在他認識到自己領取的俸祿高得不合理以後，他既不願意強詞奪理地進行辯護，也不願意憑藉什麼卑劣的手段賴著不走。他陷在輿論對他提出的公正指摘和教會要求他效忠並維護教會的特權之間，於是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內心的是非感，便成為兩者之間的戰場。結果，他的辭職成為那種局面中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了。

特羅洛普塑造這麼一個人物的用意，顯然是想通過一個正直的人物捲進一種不公正、不合理的制度下所面臨的困境，來揭露並突出那種制度的醜惡，讓人認識到那種制度的危害。從這個人物的身上我們同時還看出了特羅洛普的矛盾的世界觀。他目睹當時社會上的種種黑暗醜惡現象，一方面真誠地認為英國社會多方面都需要改革，一方面不禁又對那些因為某種改革措施的實行而可能遭到損害、蒙受痛苦的人滿懷同情。在《巴徹斯特養老院》中，他通過三個人物的塑造和刻畫，清楚地表明瞭他本人的三種相互抵觸的思想。約翰·波爾德是他筆下的改革家，會吏長葛籣雷博士是保守派的代表，而塞浦蒂麥斯·哈定牧師則是在這場衝突中受苦的小人物。我們不難看出，作者的最大的同情是放在哈定牧師這個左右為難的人物身上，對老派的、保守的葛籣雷博士和那個“自以為負有特殊的改革使命”的外科大夫約翰·波爾德則挖苦，嘲笑，不無微詞。葛籣雷博士堅持認為，一切教會收入都是神聖的，所以竭力反對岳父辭去院長的職務，同時還出面為院長打官司，但他並不能解除院長精神上的痛苦。我們從這個人物的身上可以看到當時竭力維護教會特權，以衛道士自居的教士的醜惡形象。至於約翰·波爾德，他對哈定先生一向很敬重，又熱戀著他的小女兒，起初他相當天真地以為，在一個真正的強權社會裡，地方上的一件不公正的行為只要通過中央的干涉，就會得到圓滿的解決，不會有所惡化；卻沒想到《朱庇特》（作者隱射當時的《泰晤士報》）撿起了養老院的問題，對院長進行了激烈的人身攻擊。這時候，他對自己發起的這場運動已經欲罷不能，自身也成了更強有力的勢力的犧牲者。特羅洛普對於他的人物由於自身的過失或估計錯誤而蒙受的苦難，特別敏感，對於當時左右國內政治輿論的報紙深感厭惡。在《自傳》中，他曾經說，自己在《巴徹斯特養老院》中既想要攻擊教會經辦的慈善事業中的弊端，又想要攻擊報紙左右輿論的勢力，這可能是錯誤的。然而，出乎他的意料，這部小說卻收到了十分滿意的效果。

特羅洛普在該書第十五章裡通過對所謂道學博士和輿論先生的嘲諷，攻擊了卡萊爾和狄更斯。這給本書招來了不少批評。美國耶魯大學教授廷克認為，“這些攻擊並沒有給故事情節增添什麼……本可以大筆一揮，完全刪去的”轉引自約翰·霍爾編《特羅洛普評論集》，第68頁。。查·珀·斯諾也說，“他對卡萊爾（悲觀主義者、道學博士）和狄更斯（輿論先生）試圖進行的詼諧的抨擊，到今天都使人感到不安。”見查·珀·斯諾《特羅洛普： 他的生平和他的藝術》，美國紐約斯克裡布納父子出版公司，1975年版，第76頁。其實特羅洛普這裡是想向讀者表明自己對創作的看法。他認為同時代的這兩位大作家在對待道德問題時都走向極端，道學博士沒有認識到，“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件善良的事是完美無疵的，也沒有多少邪惡的事裡絕對沒有一點兒善良的種子”見《巴徹斯特養老院》第十五章。。特羅洛普堅決認為，在現實生活中，不問一個人的意圖是什麼，沒有什麼行為盡善盡美或者惡劣透頂。因此，他拒絕把社會上的邪惡全歸到少數品德極為惡劣的人身上。特羅洛普對狄更斯作品的研讀是很不全面的。在他看來，狄更斯描繪的道德畫面往往過於簡單化，許多人物不是極端善良，就是極端惡劣，仿佛社會上的種種罪惡主要是由於別的惡棍造成的。我們且不去探討他對這兩位作家的攻擊多麼片面，多麼不正確。顯而易見，他這裡只是借題發揮，道出他自己的創作觀點而已。正如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魯絲·阿普羅伯茨教授所說：“有些讀者覺得那兩則模仿嘲弄的文字從藝術上講是使人不快的，因而出於好意只去評價這本書的那些寫得好的部分，這樣便放過了一點。且不論這些文字寫得成功不成功——不論它們是出色的，還是得當的模仿——它們完全是有作用的。特羅洛普是在利用一些反面文章來說明他自己所要寫的作品。”轉引自約翰·霍爾編《特羅洛普評論集》，第142頁。

維多利亞時代的許多優秀小說，都是通過種種特殊事件的集中，來取得一種恰當的、持久的普遍性。小說家倘若把對一個特殊問題的調查研究，安排在一個確切的歷史時期，就會有力地促使人們從道德方面去進行思考，甚至會超越那個問題的範圍。就這一點來說，《巴徹斯特養老院》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讀者對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教會慈善機構的改革可能毫不在意，對英國國教可能也毫不在意，但是一個和善的老人在那種不合理、不公正的制度下遭受的痛苦折磨，卻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特羅洛普創作這部小說的時候，正是亞伯丁聯合政府執政的時期，約翰·拉塞爾剛開始實行對教會的改革，而公眾正在對教會中出現的某些不合理的現象進行調查，這些都被作者通過一個平淡無奇的故事反映出來。他在書中所譏誚的《修道院保管法案》，見《巴徹斯特養老院》第七章和第十六章。實在就是一八五三年議會進行辯論的《在某種情況下恢復人身自由法案》，而他在第七章和第十六章裡對議會中政黨採取的策略的諷刺，也很深入透徹。特羅洛普就是如此密切地注視著當時的大事，以及推動那些大事的思潮與動機的，他的目的在於道出絕對的實情，既不誇大，也不縮小。雖然《巴徹斯特養老院》是他的早期作品，它卻異常清楚地表明瞭他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

特羅洛普繼《巴徹斯特養老院》之後又寫的五部“巴塞特”小說中，除《巴徹斯特大教堂》外，都不像這部這麼切合當時的時事，所以《養老院》實在是一部含義深遠的政治小說，鮮明而敏銳地剖析了自己的時代，提出了一些社會與道德問題，在遠遠超出大教堂鎮市巴徹斯特的範圍以外引起了反響。薩德利爾稱特羅洛普為“一個時代的聲音”，這是有其道理的。亨利·詹姆斯說，“我提到《巴徹斯特養老院》，不僅僅是因為這部小說使他贏得了聲譽，還因為許多人全認為它和《巴徹斯特大教堂》一起，是他的才華最最煥發的作品。”見亨利·詹姆斯《不完整的畫像》，第126頁。愛爾蘭作家弗蘭克·奧康納說，“《巴徹斯特養老院》是一部令人喜愛的書。它具有最優秀的英國小說的特點，以一種文質彬彬的方式引人入勝。”轉引自約翰·霍爾編《特羅洛普評論集》，第91頁。不過美國作家詹姆斯·奧斯本等卻認為，《巴徹斯特養老院》由於是“巴塞特”小說的第一部，所以給人的印象最為清新，但是假如唯讀一部特羅洛普的作品的話，那麼那一部應該是《巴徹斯特大教堂》。見《巴徹斯特大教堂》，英國麥克米倫出版公司，《世界名著叢書》，詹姆斯·奧斯本《前言》，第11頁。
 
《巴徹斯特養老院》出版後兩年，它的續集《巴徹斯特大教堂》問世了。在《養老院》的最後一章裡，作者告訴我們，老主教已經到了八十高齡，“大概會像火花消滅那樣，漸漸地、平靜地悠然而逝”。在《大教堂》的第一章裡，主教臥病在床，即將去世。大家全都認為他的兒子會吏長葛籣雷博士具備種種必要的條件，大概會接替父親出任主教。但主教要由唐甯街的政治家們指定，而當時的政府正搖搖欲墜。如果老主教在政府更迭前死去，那麼葛籣雷博士就會獲得主教的職位；如果老主教長期彌留下去，政府一倒，那麼會吏長繼任主教的機會就失去了。會吏長很愛他的父親，可是他又是一個渴望權力、高傲自負的人，很想當上主教。這時候，他守在父親的床邊，內心巴望父親快點死去。接著，他又省悟過來，連忙跪下懇求上帝寬恕自己。作者在這裡把人性中的這種矛盾自私的心理刻畫得入木三分，譏諷得十分犀利而又絲毫不露著意的痕跡。最後，老主教死了，會吏長趕著發了一份電報往唐寧街，然而內閣已經垮臺。美國特羅洛普作品研究會的創始人愛德華·牛頓認為，同時代的任何其他小說，就連狄更斯的《遠大前程》也不例外，沒有哪一部的第一章寫得比《巴徹斯特大教堂》更為出色的。查·珀·斯諾在他著的《特羅洛普： 他的生平和他的藝術》一書中以《在主教的床邊》為題單寫了一章。他說，“《巴徹斯特大教堂》比特羅洛普的任何其他小說都更為深入一層，更為波瀾壯闊，吸引住了更多的讀者，並且更為持久地受人歡迎……它具有所有小說中最精闢有力的第一章，寫得那麼平靜，語氣那麼真實。”見查·珀·斯諾《特羅洛普： 他的生平和他的藝術》，第80頁。
特羅洛普創作這部小說的時候，正是英國教派紛爭趨於激烈的時期，巴麥斯頓勳爵的輝格党政府於一八五五年二月上臺執政（第一章中提到的政府更迭，正是指此）。巴麥斯頓雖然不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可是他的女婿沙夫茨伯裡勳爵卻是全國低教派的領袖，而當時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約翰·伯德·薩姆納也比較同情低教派。因而，低教派的勢力一時大盛，可是正如歐文·賈德威克教授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教會》一書中所說的：“低教派始終沒有獲勝。不過有一個時期，他們是勢力很大的。那就是在一八五五年以後。”見歐文·賈德威克《維多利亞時代的教會》第一部，A.C.布萊克出版公司，1966年版，第440頁。《巴徹斯特大教堂》正寫在這一時期開始的日子。巴麥斯頓執政的十年裡，提名委派了十多名主教，他們大部分是低教派教士，然而這些人多半不學無術，所以特羅洛普筆下的普勞迪主教夫婦似乎倒證實了賈德威克教授的結論，即“巴麥斯頓執政的十年，不斷加強了低教派的勢力，但是卻降低了他們的聲譽”。同上書，第469頁。
 
主萬一九八五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