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之軟與國家之硬
——許暉的《身體的媚術》
《身體的媚術》有一個副標題:中國歷史上的身體政治學。許暉在封底的文字中如此解釋:“中國歷史上的身體政治學,表現為‘沒有自己的身體’,即身體不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有呼吸和悲喜的‘肉體’,而是被附加了人身依附、政治權謀和哲學理念的社會化了的身體。簡單來說,身體不是屬己的,而是屬他的。”這裡的“他”指向權力,或曰掌握權力的國家。許暉書中寫到的所有“身體事件”,都表現出身體與國家之間的糾纏錯結。
顯然,在這場 “軟”與“硬”的歷史悠久的對話中,身體永遠處於下風,而國家始終高高在上,面目威嚴。
御用文人與聖誕異象
關於國家的威嚴與強硬,《詩經·小雅·北山》中有句名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
王臣。”我們應該注意到,這句話並非出自帝王之口,它是第三人稱。如果是第一人稱,就意味著自上而下的要求和宣諭,比如法王路易十四所說的“朕即國家”。第三人稱與之相反,它表達著自下而上的認同與維護。於是,透過《北山》這兩句詩,我們看到了御用文人的身影。
在《身體的媚術》中,許暉考證了御用文人的源頭——王的禦者。禦者白天為王前驅,晚上還要在馬圈裡刷馬,“伴隨著馬的擾動,禦者不免哀歎自己的身世……禦者在馬圈裡哀鳴的時間久了,言為心聲,歌以詠志,遂誕生了‘馬圈文學’,純粹幹體力活兒的禦者慢慢就轉變成了專事歌詠的‘御用文人’。”
許暉以辛辣的筆觸,將御用文人與自宮者等同而視。自宮者揮刀切去了男根,御用文人閹割掉了自己的精神,身體動作雖然不同,本質卻如一:他們都是“自願的取媚者”。取媚者付出高昂代價,收穫了豐盛的回報。自宮者進入幽深後宮,為帝王管理他的三千佳麗;御用文人走上前臺,為帝王高唱讚歌。
漢儒無疑是御用文人的模範。在漢武帝劉徹的全力支持下,漢儒發起大規模的文本闡釋運動,為先秦殘留文本注入嶄新的內容。在朱大可看來,這種文本闡釋運動“是一種更機智的湮滅和焚燒”,比秦始皇的“焚書”厲害得多,它“用君王的歷史法則的陰險火焰,去塗抹(修改、編撰和取消)歷史本文中的事實與真理……闡釋大師們秉命而生,說出上古世界的秘密消息。而他們的姿態、聲音和語句,成為他們之後兩千年中所有臨摹者的範本。”(朱大可《中國神話的識讀革命》)
許暉的敘述,首先指向那一系列範本和摹本的開端。在歷代官修史書的堂皇話語中,帝王、聖賢的誕生神話突兀現身,以《本紀》《世家》《載記》之名,放射著令人迷惑的巨大輝光。許暉把它們摘出來,放在了《身體的媚術》一書的開篇,名為《異象:聖誕》。這種安排本身,就是對範本的戲仿,而許暉不加一句評論,僅僅將它們羅列並嚴格對譯成現代語言的刻意的莊重,使《異象:聖誕》成為一個喬裝打扮的反面的摹本,為整本書奠定了批判和嘲諷的基調。
官修史書熱衷聖誕神話,目的無非是通過增加帝王的魅力,確認帝王的權威,強調帝王統治的合法性。在帝王遼闊的國土上,無數身體俯首稱臣,跪伏於最前排的,就是這些口吐蓮花、筆走龍蛇的知識份子們。他們通過捏造聖誕神話,將帝王塑造成為道德完美、權力無邊的救世主,以此領受帝王的恩賜。而在通向國都的大道上,更多祈求進入國家心臟的身體蜂擁而至。這些已經或者即將被國家徵用的身體,從此淪為權力的工具和媒介。
透過充斥國家歷史的聖誕異象,我們看到了御用文人柔若無骨的身姿,聽到了他們謹慎悅耳的聲音,讀到了他們閃爍其詞的錦繡文章。他們,有些是自願的,有些是不自願的。自願者“身國合一”,內心充滿歡樂,不自願者將精神從肉體中分裂出來,面帶微笑,內心痛苦。但是,不管自願還是不自願,當他們投身於歌頌國家的唱詩班,誰都難逃“身體媚術”的指責。
“媚”與“臣”
所謂“媚術”,當即獻媚逢迎之術,或與中國古代的房*術絲縷相關。左民安先生解釋,在甲骨文中,“媚”是一個跪著的女人,頭部用一隻大眼睛表示,眼睛上部是兩彎長眉,表示好看。“媚”字的本義是“美好”,由此引申出“喜歡”與“討好”兩層意思。
後宮是身體媚術的起源之地,彙聚了天下女人之美,衣香鬢影,蕩心娛目。然而,作為身體美學的淵藪,後宮同時也是一座小型的戰場。許暉說:“後宮的鐵律是爭寵、妒忌和因此導致的壽夭。”在《後宮:身體美學的第一次淪亡》和《金蓮:遠觀和褻玩的精神分析》兩篇,許暉極為詳細地描寫了後宮的帝王爭奪戰,以及由此導致的經久不息的身體改造運動。“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和起源于後宮的“三寸金蓮”,堪稱後宮身體媚術之極,而劉邦寵姬戚夫人慘絕人寰的遭際則成為後宮之戰最血腥的場面——它用身體醜學取代了身體美學。“自此之後,在後宮的範疇之內,為了鍛造對天下一人的媚術,對身體美學的戕害,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後宮,徹底完成了它的語義轉換。”
起源于後宮的身體媚術,在帝王的朝堂上被發揚光大。司馬遷在《史記·佞幸列傳》中說:“非獨女以色媚,士宦亦有之。”士宦者,做官之人,帝王之臣,而“臣”字的本義乃是“奴隸”,在甲骨文中,也是用一隻大眼睛來表示,只不過這只眼睛是豎著的,表示它在俯首。包括御用文人在內的群臣跪伏於地,山呼萬歲,與後宮群芳美目流波爭相獻媚的場景遙相呼應,在“天下一人”的帝王看來,本質上並無區別。
“媚”與“臣”,在它們誕生之初,即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性,這使它們擁有了彼此隱喻、替代的廣闊空間。翻閱史書,我們會發現,無論帝王還是他的臣子,都已習慣自如地運用這種隱喻。虞翻被孫權放逐到交州,喟然而歎:“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三國志》裴松之注引《虞翻別傳》)唐太宗李世民喜愛魏征,放聲大笑:“人言征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新唐書·魏征傳》)
帝王樂見臣子“嫵媚”,因此高明的帝王力圖掌握一種支配人體的高超技術,以“使人體在變得更有用時也變得更順從,或者因更順從而變得更有用”。(福柯《規訓與懲罰》)這種統治技術與“三寸金蓮”上的裹腳布有著相似的功效。在《金蓮:遠觀和褻玩的精神分析》一篇,許暉寫道:“金蓮僅僅是一雙腳,層層纏裹的結果,女人非但不能淫奔,甚至連走路的功能都弱了,纏得比三寸還要小的女人,甚至走動都要人抱著才行。”喪失行走功能的三寸金蓮,在滿足男性的性期待方面,實際上變得更“有用”,就像“舉動疏慢”的魏征,使李世民擁有了善於納諫的美名因而更加具有帝王魅力一樣有用。
無疑,魏征是幸運者,所謂“喜逢知己之主,竭盡股肱之力”,已是專制統治下最理想的畫面。只是如此“明主賢臣”的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大多數時候,如魏征這般不順主上之意、冒險進言者,下場都極慘,比如許暉寫到的伍子胥(被賜死)、屈原(被流放)、司馬遷(遭宮刑)……許暉懷著敬意“撫哭”這些國家的“流亡者”“叛徒”,以及為對抗強權而殘身、犧牲的先秦刺客,使之與蟻群般的取媚者劃清了界限。
一組對照
許暉重點關注的身體事件大略可以分為三類:放逐、殘損、消亡。顯而易見,這三類身體共用一個賓語,即身體,而主語都有兩個:國家和身體的所有者。以國家為主語的身體事件是相對容易評判的,其內涵清晰明瞭:國家對這些身體不滿意,因此施以“規訓與懲罰”。當主語為身體自身時,身體事件的內涵便具有了多重性。
西元前99年秋天,漢將李陵在前有敵兵、後無援手的極端危險情況下,內心百感交集:當生死關頭國家棄臣于不顧時,臣該如何抉擇?是力戰而死,還是生降匈奴?李陵選擇了後者——這是一種嚴厲的自我放逐,李陵不出意料背上了叛臣的駡名。許暉寫下《生降:丈夫不能再辱》一文,以近40頁的篇幅,細考李陵事件的前因後果,為李陵辯護。此文是全書的華彩樂章,大開大合,痛徹肺腑,但儘管如此,許暉仍然將敘述儘量限定于追索歷史的真實面目,從現實人生的角度,剖析李陵驚心動魄的心路歷程。
作為一個參照,許暉寫到了與李陵有過交集的蘇武。蘇武是一個堅如磐石的愛國者,他被匈奴流放於遙遠寒冷的北海牧羊,身體遭受極大的痛苦,但始終不改對漢朝的忠貞。那麼,當蘇武與李陵在匈奴的土地上相對而視之時,兩人各自心緒如何?對身負勸降使命的李陵而言,與蘇武的相遇,無異於重溫當日抉擇之苦痛。雖然面對李陵的勸降,蘇武未加一句詈詞,但李陵終究無法避開自我的道德詰問。多年之後,面對漢廷的召喚,李陵拒絕回去,他的回答被許暉用作了此文的標題:“丈夫不能再辱。”這意味著,他認同了李陵抉擇:儘管痛苦縈懷,身負駡名,但人必須捍衛自己的尊嚴。
許暉說:“在背叛和守節的兩極,李陵和蘇武的形象對峙著,又互為補充,形成了中國史上兩種最為極端的人格症。況味難辨——只有這四個字才能形容盡兩人故事和兩種人格症中的複雜意味。”
張承志在評價李陵事件時說:“當他無家可歸,朝廷執行不義的時候,叛變也許是悲壯的正道。”(張承志《杭蓋懷李陵》)雖然國家不義,叛變卻只能“也許”是正道,而且悲壯。
李陵事件的言說困境,蘊含著一種深刻的無奈。
相比之下,嶽飛的遭遇更像一則寓言。嶽飛背上有一枚刺青,“盡忠報國”。《孝經》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孝經》還說:“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將不孝列為大亂的根源之一。因此,當岳母把“盡忠報國”四字刺刻于嶽飛背上時,已然違背了儒家的孝道,成為岳飛悲劇人生的鋪墊和隱喻。在《刺青:國家主義的刺青》一篇,許暉說:“這枚令國家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歡呼雀躍的刺青,從此就沉甸甸地壓在嶽飛的背上,在每一處歷史的拐角,痛徹肺腑地提示著他的使命。” 嶽飛的使命就是他的宿命——“報國”必須“盡忠”,而“盡忠”的極致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許暉寫道:“永遠、永恆、永不退色、萬世不易是國家主義烏托邦的終極理想,它渴望把這枚刺青刺進每一個臣民的背上和心中。”通過岳母的行為,我們看到國家完成了這一壯舉,而嶽飛此後的政治生涯,正如他不惜毀傷身體一樣,成為“不斷越界的人生”。當他的越界行為終於超出帝王忍耐的限度時,他被國家徹底放棄。
岳飛面對一日接連而至的十二道金牌時,他的遭遇實際上與面臨著兩難抉擇的李陵有著某種深刻的相似性。李陵要回去,嶽飛要出去,從現實與公理的角度看,他們都是對的,但國家都予以拒絕。嶽飛能否不顧一切,揮師北上?不能,否則他就是國家的叛徒,像李陵一樣。嶽飛背上的四個大字,成了他一生的夢魘,把他牢牢圈在國家嚴厲目光的審視之下,最終把他推上了國家的祭壇。
苟活于“胡地玄冰”之中的李陵縱然痛苦、寂寞,終究做了一次身體的主人,而身披刺青“慷慨赴死”的嶽飛,不過是國家祭壇上眾多祭品中最顯眼的一道。
兩種改寫
身體事件的複雜之處,不僅在於事件本身,還在於傳播這些事件的角度和策略。伯夷、叔齊的故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伯夷、叔齊兩兄弟是古代隱士的代表,司馬遷將其高置於《史記》七十列傳之首。在他們之後,更多層出不窮的隱士被歷史記載下來——因隱而顯,道出了隱的秘密。假的隱士,我們可以拎出一大堆,比如高臥東山時刻準備複出的名士謝安,住在終南山裡翹首北望長安的盧藏用。伯夷、叔齊的隱,是“無道則隱”的真隱,他們以周朝不仁不孝得天下為恥,義不食周粟,采薇為食,最後餓死。
在《潔行:采薇的怨歌》一篇,許暉提出,伯夷、叔齊並非死於無食,而是死於不食,不食的原因是“他們的道德優越感出現了巨大的裂隙”——“野有婦人”指責他們說,你們不吃周粟,吃薇菜,可是薇菜不也姓周麼?
但是這個婦人的出現是可疑的,無論《史記·伯夷列傳》還是《莊子·讓王》,都沒有提到她,她的身影似乎最早出現在劉向的《列士傳》中,而劉向是西漢著名的儒學家,生活在司馬遷之後。我推測,這位發出嚴厲指控的婦人,很可能是漢人添加的。漢人之所以這麼做,正如張承志在《滿山周粟》中所說:“不食周粟的典故,潔則潔矣,卻使聰明的中國人對它感到顧忌。因為它和中國人的歷史,有那麼一股子彆扭。”周革殷命,從此開闢正統的譜系,而伯夷、叔齊竟以之為不義,漢儒如何能接受?
這個半途出現的婦人身後,依稀閃過御用文人的嫵媚面容和國家嚴峻的目光。她的尖銳指控,類同于國家的道德脅迫,讓兩位不合作者變成了被嘲諷的物件。因此,與其說伯夷、叔齊陷入了道德困境,還不如說他們陷入了儒家的改寫和闡釋。
屈原遭遇的是另一種改寫。
被昏昧國家放逐的屈原,懷抱“甯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的高潔之心,懷石自投汨羅,以決絕的一躍,完成了對國家的無情嘲諷。在《放逐:兩個人的端午》中,許暉說:“和專制國家的意識形態相左,這兩個國家的敵人(只屈原和伍子胥,許暉考證,端午節起源于紀念伍子胥)卻得到了民間的一致懷念,以至於兩千多年來端午的傳統從未中絕。這是一個深刻的提示:端午從來是民間的節日,只要專制尚未*除,它就永遠不可能被官方意識形態所稱許,更不會進入官方節日的譜系。”
但是,端午節終究還是進入了官方節日的譜系,因為國家意識形態改寫了端午節的內涵,“端午節在今天蛻變成了單純的粽子節和龍舟節,核心價值消散了,形式取代了內容。人們在吃粽子的時候,僅僅想起了一個圖騰化的會寫詩的騷客,同時還在擔心自己吃到的是不是假冒偽劣的黑粽子。”
事實上,國家意識形態改寫的不只是端午節的內涵。在一年一度的浩大紀念活動中,叛國者(伍子胥)和流亡者(屈原)被推入幽暗的角落,一枚枚隱約的刺青在五月五日的人群中露出燦爛的笑容。
結語
《身體的媚術》是一本令人沉痛的書,閱讀的過程,如同在觀賞一部身體戕害大全,場面絢麗、荒誕而殘暴。即便本書的後半部命名為《愛情考古》,寫盡歷史上的妖嬈女子,卻依然充斥著陰謀、仇恨和死亡,仿佛是為前半部《身體的媚術》填漏補缺。我們如同進入了一個國家主義的“無物之陣”,幽閉黑暗,戕害無處不在,令人絕望。
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身體媚術的歷史,就是我們今天面對的現實,你可以在各種場合發現它的身影:官場、職場、風月場……一個新舊雜陳的“無物之陣”。
有學者認為,魯迅最終找到了反抗“無物之陣”的三種策略:用“真的聲音”彌合語言與真實的裂縫;用看對付被看;用權力對抗權力。作家的權力就是寫作,許暉的策略就是這本《身體的媚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