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me: 古代中國的歷史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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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由20世紀上半葉兩位法國漢學家馬伯樂的遺著和白樂日的續寫而成，從社會史、宗教史、政治史、經濟史等多個維度梳理中國古代（上迄商代，下至宋末）的各項制度——官制、選官制、兵制、行政體制、土地制度、財稅、貨幣、交通、商業管理等。

本書不僅巧妙地結合了法國傳統漢學與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而且針對中國歷史進行全面、宏觀地梳理，是法國漢學史上罕見的佳作，向專業讀者和普通讀者簡潔明晰地勾勒出中國歷史上制度變遷的脈絡，對於研究古代中國的各項政治、經濟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參考價值。

作者介紹

馬伯樂，法國的中國學家、敦煌學家。法國國立東方現代語言學院畢業，任法蘭西遠東學院研究員。後繼沙畹為法蘭西學院中國語言文學教授。最初受其父影響，研究埃及學。不久轉向中國學的研究，被稱為“古代中國史的奇才 ”。

第一部分上古（由馬伯樂執筆）
第一章領主社會
第二章從領地到諸侯再到帝國

第二部分秦漢帝國（由馬伯樂執筆）
第一章帝國、領土和人口
第二章社會階層
第三章富裕階層的日常生活
第四章皇帝
第五章帝國的政治架構和行政機構
第六章官員的招募與士人的教育
第七章軍隊
第八章財政

第三部分中古：六朝和胡人帝國（由白樂日執筆）
第一章漢代社會的解體
第二章社會階層
第三章地產和土地制度
第四章民政與軍務
第五章財政與商業
第六章宗教和知識的演進

第四部分新帝國：隋唐時代（由白樂日執筆）
第一章隋的成就：統一
第二章官僚系統的定型
第三章土地制度的演變
第四章國營經濟和私人創業
第五章唐代的衰落：藩鎮和帝國的再次解體

第五部分宋代和當時的外來政權（由白樂日執筆）
第一章北宋的制度
第二章經濟問題與社會問題
第三章重大改革
第四章黨爭和北宋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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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近四十年來海外漢學研究成為學界的一個熱點，其翻譯著作之多，研究展開之迅速，成果之豐碩，在中國當代學術研究領域是任何一個學科都不可以比擬的。據國家圖書館海外中國問題研究資料中心尹漢超副研究館員的初步統計，四十年來學界翻譯、研究、介紹海外漢學研究的著作達3600部之多。儘管如此，在海外漢學經典著作的翻譯和整理上我們仍需努力，對於海外漢學名著的翻譯一直是一項最基礎、最根本的學術工作。

在我們身邊很難再有像錢鍾書先生那樣的天才，精通多國語言，融通中外學術，所以我們只能老老實實地把世界各國漢學的名著一本一本地翻譯出來，這樣才會對歐美漢學史有一個整體的、全面的認知。二十多年來我就是憑藉著這種理念，組織翻譯了一批西方漢學早期漢學的經典著作。

儘管《劍橋中國史》《劍橋中國文學史》等大部頭的著作已出版，關於儒學與道學的海外漢學著作的出版工作也有了顯著的進步，但對世界各國的海外漢學名著的翻譯仍有欠缺，尤其是非英語國家的漢學研究名著亟待翻譯。特別是對“一帶一路”國家的中國研究，我們應給予高度關注。因為僅僅靠英語世界的漢學成果，我們是繪不出一個完整的世界漢學歷史全圖的。

我們應明白中國學術的進步是需要幾代人才能完成的，我們應站在中國學術的全域，一代接一代地把世界各國的漢學名著翻譯成中文出版。我們應鼓勵更多的熟悉法語、德語、意大利語、瑞典語、印地語、波斯語等各種語言的學者投入到海外漢學著作的翻譯研究中來，並像已故的馮承鈞、耿昇先生那樣，獻身於基礎漢學著作的翻譯。我們向所有安於寂寞、獻身學術、從事漢學名著翻譯的學者致敬。這次我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合作，就是希望在海外漢學著作的翻譯上再翻新篇。

四十年來，海外漢學（中國學）研究的進展與當代中國學術的變遷與發展緊密相連，這充分說明海外漢學這一域外的中國知識和中國當代知識的進展以及當代中國學術的變遷有著內在的聯系。

這樣的傳統是從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成立開始的，吳宓在《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中明確地指出：“惟茲所謂國學者，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確精密之方法（即時人所謂“科學方法”），並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於國內之研究國學者也。”學者在解釋吳宓這一思想時說：“近代以來，‘國學’概念的使用有不同的用法，吳宓的提法代表了當時多數學者的用法。後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教研實踐也顯示出，清華國學研究院對國學和國學研究的理解，始終是把國學作為一種學術、教育的概念，明確國學研究的對象即中國傳統學術文化，以國學研究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體系。

在研究方法上，則特別注重吸取當時世界上歐美等國研究中國文化的成果和方法。這表明，老清華國學研究院以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為本色，但從一開始就不是守舊的，而是追求創新和卓越的，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術追求指向的不是限於傳統的學術形態與方法，而是通向新的、近代的、世界性的學術發展。”[陳來，《清華國學院的使命》。]本土之國學與海外漢學互動是近代中國學術發展的重要特點，這樣的傳統在近四十年的漢學研究中也充分體現了出來。漢學的存在標誌著中國的學術已經是世界性的學術，漢學研究的成果已經不再僅僅作為一門“外學”，像外國文學、外國哲學、外國歷史那樣，僅僅作為一種知識產品豐富我們對世界學術的認識。

自晚清以來，中國歷史的自然發展因西方國家的入侵而打斷，同時，中國文化與知識的敘述也不能再在經史子集這樣的框架中表達，從四部到七科，中國現代學術體系和表達形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西方漢學，此時作為西學進入我們的知識和文化重建之中。因此，如果搞不清西方漢學的歷史，我們就說不清中國近代的歷史，並無法開啟今天的學術重建。

在這個意義上，海外漢學不僅僅在海外，而且同時內在於我們近代學術史和當代的學術史之中。為此，我將海外漢學研究說成是一種“內外兼修之學”，意在表達它作為一個學術體系和知識系統，對中國學術具有內在參考性。

梁啟超在百年之前就提出“在中國研究中國”“在亞洲研究中國”“在世界研究中國”三種方法。四十年來對海外漢學的研究使我們體會到：文化自覺和學術自覺是我們展開域外中國學研究，展開西方漢學史研究的基本出發點；開放與包容的文化精神是我們對待域外漢學家的基本文化態度；求真與務實的批判精神是我們審視西方漢學的基本學術立場。

張西平2021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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