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序
在功名和自由之間的掙扎
當我打開周非的這部新作時，想起了這樣一句猶太諺語：「如果你想在冬天躲雨，就造一個茅屋；如果你想在許多個冬天躲雨，就造一個石屋；如果你想讓後代記住你，你就造一座環繞城市的圍牆；如果你想永垂青史，就寫一本書吧。」我為周非先生的另外兩本專著《拷問歷史》和《非議歷史》也曾做過「接生婆」，但幾乎沒寫過任何文字，儘管那兩本書也寫得非常不錯。在審讀這部書稿的時候，我的內心油然而生出一種強烈的自豪感，這本書將使作者名垂青史。
古希臘的「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在他的代表作《波斯戰爭》中，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他的事業的目的在於，保存那由於人而存在的東西，使其不致為時間所湮沒，賦予希臘人與野蠻人光榮，賦予令人讚歎的行為以充分的頌揚，使後世能夠紀念他們，並使他們的榮耀光照數個世紀。」這句話告訴了我們這位西方「歷史學之父」的主要史觀，但並不是歷史學要告訴我們的全部。亞里斯多德曾明確的向我們保證，人類作為一種自然存在的物種來說，擁有通過生命周而復始循環的不朽性，在生死變換之間體現了他們的永恆存在。但是，中國歷史書中出現的許多人物都被無限放大了，而且體現的並非人類的偉大品格和智慧，正如凱瑟琳．莫蘭（珍．奧斯汀小說《諾桑覺寺》的女主角）在談論歷史時說道：「我總認為，要說歷史是枯燥無味的，那就怪了，因為大多數歷史是編造出來的。」中國的史書尤其如此。這回周非先生反其道而行之，用輕鬆的筆墨從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起源和座標點談起，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主流知識分子的蛻變過程說得一清二楚，從士到策士，再到謀士、進士和名士，不僅闡釋了知識分子的功能和精神追求，還揭示了他們的痛苦和迷惘，以及在功名和自由之間的掙扎與抗爭，並在瀟灑之後自甘墮落。同時還揭露了二千多年來，統治者對思想異己的殘酷鎮壓和無情打擊，以及通過「焚書坑儒」和「文字獄」，把他們從「百家爭鳴」弄到噤若寒蟬，直至徹底沉淪與墮落，變得只會說大話、謊話、牢騷話和馬屁話，大多沉溺於「酒色溫柔鄉」與「白日夢」，最後由歪門徹底拐入邪道。與此同時，中國的學術思想也一直在衰退，從「百家爭鳴」到「獨尊儒術」，從儒學到理學，從「格物」到「致良知」，從經世致用到我注六經，再到對經典的捨棄、篡改、偽造和歪曲，不僅沒有新思想的影子，連基本的底線都沒有守住。這是中國歷史和中國知識分子莫大的悲劇，也是對古希臘歷史追求人類不朽光芒的巨大反動。
中國許多史學家所謂的「史學」，其實是對中國歷史細枝末節的娛樂化演繹，唯獨缺少的是獨特的史觀和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特別視角。周非先生的這本書則不同，他穿行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彷彿一頭闖進古董店的公牛，用牠尖利的犄角頂撞了傳統的堡壘，不僅是對中國歷史的另類解剖，也是用理性的光芒反思中國知識分子的墮落與沉淪，既是一曲悲壯歷史的輓歌，也是一首中國知識分子的安魂曲。正如吳思先生在他的新作《我想重新解釋歷史》一書中所言，「創造理論好比是蓋房子，理論的地基要打到單細胞生物，因為在根子上所有的生物都源於單細胞。單細胞生物存在的問題，生命展開後出現的問題，最終都可以歸結到那個根源。順著單細胞生命演化的思路，物質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都能得到解釋。」中國知識分子最缺乏的就是對絕對真理價值觀與生命信仰的捍衛。知識分子最核心的靈魂就是：人生的終極意義在哪裡？怎麼安身立命？怎麼樣讓人生意義最大化，怎麼樣走入人類精神的永恆和不朽。知識分子的真正功用，就是為社會提供他們觀念的產品，這些產品有助於人們更準確的把握事實的真相和建構新的價值體系。
每一個知識分子最終都會在歷史的審判臺上接受檢驗，一切的盛世繁華和功名利祿都彷彿過眼煙雲。誠如耶穌所云，「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它的美榮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唯有主的道路是永恆的。」後來，馬克思的女兒燕妮問一位歷史學家：「您能用最簡明的語言，把人類歷史濃縮在一本小冊子裡嗎？」這位歷史學家回答說：「不必，只要四句德國諺語就夠了。一、上帝讓誰滅亡，總是先讓他膨脹。二、時間是篩子，最終會淘去一切沉渣。三、蜜蜂盜花，結果卻使花開茂盛。四、暗透了，更能看得見星光。」用一句猶太聖典《塔木德》中的格言說就是：「人的眼睛是由黑白兩部分組成的，可是神為什麼要讓人透過黑的部分去看東西呢？因為人生必須透過黑暗，才能看到光明。」而要用佛教來解釋所發生的一切的話，那就是世界萬物皆有因果。中國歷代的思想者和知識分子都將接受歷史和上帝的審判。
沉淪意味著新生，當代的知識分子站在先哲的肩上，應該給出更加滿意的答案。
是為序，與周非先生及廣大讀者共勉。
賀雄飛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於北京
（本文作者為中國著名出版家、猶太教育研究專家，南開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
前言
關於知識分子
知識和知識分子都是外來詞。所謂知識（英文knowledge），一般是指人類在實踐中獲得的認識和經驗。人與動物的不同，是人能在本能之外，不斷獲得知識、積累知識、傳承知識、運用知識。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誌，就是對知識擁有和運用的程度。
那麼，簡單地說，知識分子就應該是知識的探索者、承載者、傳播者和運用者。
由於對知識的價值認識有差別，對知識的運用就有了選擇。認定知識的價值、選擇知識的運用，往往是統治者。這樣，西方的一些知識分子就提出來一個「知識分子良心問題」。即知識分子從人類真、善、美的立場出發，應該對知識的價值有一個認定，當這個認定與統治者、世俗者的認定有矛盾時，知識分子應該堅持自己的認定、反對統治者的認定。這種堅持與反對，就叫做知識分子的良心。
如此一來，我們就應該在上述定義上，加上一條：捍衛者。
這樣，知識分子的定義就應該是：知識的探索者、承載者、傳播者、運用者和捍衛者。
知識分子在漢語裡有許多相似的稱呼，卻沒有完全相應的辭彙。最接近的詞是文人。但這個詞歧義很多。比如，文人與武夫就是一個對立的詞，漸漸地，軍事家就不為文人這個概念所容。如今，人們在文人的基礎上，又創造了一個文化人的概念，文人似乎就是指文化人。但文化這個詞，外延也在不斷縮小，先是將政治、軍事排除在外，繼而又將科學技術等排除，最後似乎只剩下文學藝術了，因而，文化人往往就只能特指那些文學藝術工作者了。
除了文人、文化人之外，古代還有讀書人、書生這兩個詞。顯然，讀書人和書生也是不能等同或接近知識分子的。因為讀書人、書生，最多只能指知識的傳承者，更何況中國古代多數讀書人，專門讀儒家聖賢書，他們中的多數人，讀書的目的，並非是探索、傳承知識，而是通過科舉去獲取功名。
漢代以後，中國人又用儒生一詞，泛指文人和讀書人。我們當然不能用儒這個詞，來對應知識分子。
現在國內最流行的關於知識分子的說法是「社會的良心」或「社會的良知」，其中呼聲最高的是關於所謂「公共知識分子」。這些概念，一般認為是起源於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以色列的康菲諾（Michael Confino）曾在此基礎上，將知識分子特點歸結為五條：一是對於公共利益的一切問題（包括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諸方面）都抱有深切的關懷；二是有自覺的責任感，因此認為上述各種問題的解決，都是他們的個人責任；三是傾向於把一切政治、社會問題看作道德問題；四是無論在思想上或生活上，他們都覺得有義務對一切問題找出最後的邏輯的解答；五是他們深信社會現狀不合理，應當加以改變。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士、士大夫，倒是最接近知識分子概念。可是，這樣定義知識分子，也把概念弄得太狹義了，而且，在現實生活中，這種知識分子畢竟只是極少數，不具有普遍性。
實際上，上面這種觀點，涉及到知識分子品格問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對知識進行探索、承載、傳播、運用和捍衛中，需要的條件相當多，其中就個人品格而言，首先要有強烈的責任感，僅僅從個人的欲望出發，在對知識的探索、承載、傳播、運用或捍衛過程中，就會發生價值的偏差：在探索中，會不關心人類的幸福、社會的進步，在承載中會選擇性地取有利於自己的知識、捨棄不利於自己的知識，在傳播和應用中亦然，當然，對真善美的知識也就不會捍衛。其次，要敢於張揚個性，推崇創造。第三，要敢於、善於與不利於知識的探索、承載、傳播、運用的外在環境做抗爭。
世間有許多違反知識的因素，要而言之，有五種：人類過度的欲望、統治者的自私、生產資料占有者對利益無止境的追求、世俗享受者一味追求感官刺激、消極者對生命無視。因此，知識分子有五大責任：批判人類對自然的破壞、統治者的獨裁、生產資料占有者的貪婪、世俗者的墮落、消極者對生命的無視。批判的同時，一定要建設，要鋪設人與大自然和諧發展的康莊大道、創立人間治理的民主方式、建立實現財富增長的合法手段、有利於身心健康的娛樂享受以及尊重個人愛護生命的信仰。
所以，評判一個知識分子的歷史地位，要看他探索知識的程度和對人類發展的價值、承載知識的廣度和厚度、傳播知識的受眾面和受眾的接受程度、運用知識的深度和效果、捍衛知識的態度和力度。其中，第一條中，獨創性最重要；第二條中，建立知識體系最重要；第三條中，影響力最重要；第四條中，對文明進步和人類幸福的貢獻最重要；第五條中，具有特立獨行的品格最重要。
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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