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定格中的同情──阿巴斯的另一個世界
電影的製作曠日廢時,在拍攝前後,要耗費大量時間等資金、等演員、等後製、等上片。電影很難視為一種純粹創作,因為現實的牽制重重。資本主義世界的電影要看老闆臉色,極權國家的電影要通過層層審核。身為導演,往往得耗費極大的心力在等待上,有時一等就是好多年,甚至一輩子。等待的時候,除了發想一個又一個無法完成的電影夢,導演還能做什麼呢?
蘇聯時期的亞美尼亞導演帕拉贊諾夫,或許是最鮮明的例子。他以飽含詩意的電影聞名,包括以詩人莎亞・諾瓦生平為主軸的《石榴的顏色》、改編萊蒙托夫長詩的《吟遊詩人》。在他漫長被監禁、被禁止拍攝的年代裡,他經常把身邊的物件、或朋友贈送的禮物砸碎,再重新組合拼貼成一件藝術品。這是他的物件詩,表達他的憤怒與從殘缺中追求美感的渴望。而伊朗導演阿巴斯・基阿魯斯達米,則是在拍片空檔拍照及寫詩。他的詩很短,像他的攝影作品一樣簡潔,時而寧靜,時而幽默,時而充滿戲劇性的張力。裡面呈現的時間感與存在感,甚至超越了他的電影,彷彿電影才是他在寫詩空檔,偶爾從事的副業。
阿巴斯曾如此衡量電影與詩這兩種藝術:「電影像一個固定下來的東西,不會同你一起成長;而詩卻會同你一起成長、一起變化。」會把電影固定下來的,無非是敘事。難怪阿巴斯晚期的電影經常拋棄敘事性,越來越趨近於詩。比如以五個拍攝自然界長鏡頭組成的《五》,以及他結合攝影與動畫的遺作《24格》。這些作品讓人靜觀、沈思,迥異於一般電影想盡辦法令人興奮的企圖。阿巴斯是這麼說的:「我喜歡給人安寧的東西,能夠讓人找到自我。」
阿巴斯的安寧,往往被視為空靈的禪意。但一旦深讀,會發現他的詩並不空靈,一如他的電影。比如《何處是我朋友的家》,成人眼中的小事(還作業本給同學),卻是孩子眼中無比嚴重的大事。又如《櫻桃的滋味》主角,是個想一心求死的男人。這些都絕不輕易。他的安寧,毋寧是一種關照世事的專注,而非事不關己的超然。看看這一首:
秋天第一道月光
射在窗上
震顫玻璃。
一道月光,竟可以如許溫柔、又如許鋒利。詩人沒有解釋玻璃因何震顫,這是給讀者的留白,但讀者卻忍不住跟著震顫。再讀這首:
數千枚針的傷口
在絲綢布上。
可見阿巴斯的「物哀」之心,無所不在。他陳述的力道,如果是禪,也是具有棒喝效果的禪。他的詩所帶來的頓悟,不是解脫,反而是深陷在萬物有情的理解與共感當中。
阿巴斯最熱愛書寫的是自然。他拍了數十年的攝影作品,率皆為自然風景,用意原只為與未能親臨現場的朋友分享。那些畫面完全可以呼應他的詩作:荒涼的、蜿蜒的山間道路,雪地裡的一匹馬、一條狗、一棵樹、或一棟小屋。在他的攝影裡充滿了寂寞,但他的詩卻在寂寞裡孕育了豐沛的感情。
阿巴斯的電影慣以紀錄式的手法、拍攝非職業演員與真實場景著稱,可以說現實感十足。風格看似素樸,主題與脈絡卻無疑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展現了通透的人情練達。他的電影除了廣袤的自然,最重要的,畢竟還是人物。他的人物詩中,也經常流露人情練達的心得:
你不在時
我和你
談話,
你在時
我和自己。
把情感關係描繪得既幽默又傷感。他一系列的人物速寫,豐沛的情感往往寄寓於素樸的意象當中:
一個挺著大肚子的孕婦
醒來
在五個沉睡的女兒和一個男人中間。
充滿敘事的暗示,但前因後果闕如,只有一個切片,彷彿從一部小說中攔截的片刻,卻引人浮想聯翩,讓讀者想要自行完成這部小說。每一個停格畫面,都將戲劇性的對比瞬間凝結,令人驚愕或莞爾。例如這一首:
穿黑衣的哀悼者中
一個小孩
盯著柿子。
在生動的畫面裡,死亡瞬間被吃的慾望驅趕走了。有時,這些被凝結的片刻更兼含複雜的悲傷與幽默:
落在最後的馬拉松選手
回頭望。
阿巴斯的深度,就在於他看見了荒謬、指出了矛盾、經歷了難堪,在千迴百轉的感受之後,卻不多置一詞,讓讀者自己玩味。這無疑是詩意的極高境界。
然而,在他最後一本詩集《風與葉》當中,阿巴斯變得更直接、更尖銳了,更為孤獨、更為傷感、更為憤怒,更不避諱展示傷口,也更多直面死亡的篇章。他從旁觀者,變成了主角,詩成了他的心靈自傳。彷彿在印證薩伊德所指陳的「晚期風格」,那種粗礪的、無解的、不再刻意追求圓融的風格,卻更真誠地表達了生存的艱難。他的詩找到了自我,但不再是透過安寧。如果說他的電影從入世逐漸出世,他的詩則剛好相反,從出世轉而入世,而且無意回頭。詩不再是未能拍成的電影的餘緒(如他在某次訪談中所言),而成了站在電影對面的獨立質問。這樣一個悶悶不樂的阿巴斯,我們可能並不熟悉,但是對他所有拍過的電影、對他從前寫過的詩,卻是一個珍貴的補充。詩不只是領悟(如果真的悟了,何須一悟再悟?)也可以是內在真實陰影的投射。在這裡,我們發現導遊有他自己的故事,於是我們也不得不省視自身的陰影、自身的不快、自身的空洞──然後呢?
阿巴斯不疾不徐地說:「讓我們往前走。」
鴻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