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摩西 (電子書)

專文導讀／艷粉街啓示錄——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王德威

平原上的摩西
大師
我的朋友安德烈
跛人
長眠
無賴
冷槍
大路
走出格勒
自由落體

跋／我的師承

艷粉街啟示錄
——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 王德威

「惟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於你。」——《聖經．舊約．約伯記》

雙雪濤（b.一九八三）是當代中國大陸最被看好的小說家之一。二○一五年他的短篇小說集《平原上的摩西》出版，迅速引起關注。這部小說以他生長所在——東北瀋陽市鐵西區——為背景，白描世紀之交的浮生百態，敘事精準冷冽，淡淡的宗教啟示氣息尤其耐人尋味。
近年大陸文壇乏善可陳，雙雪濤異軍突起，不僅顯示他狀寫現實的能量，也說明他對「作協」體敘事的不耐。他明顯受到現代主義風格的影響，王小波，海明威，村上春樹都是他的師承。另一方面，他的故事觸及後社會主義轉型的隱痛，寫出「和諧社會」裡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群像。他有意無意的展現底層寫作面向，也因此得到左翼批評者的歡迎。更有意義的是，暴露一個社會的頹敗憊賴之餘，雙雪濤預留了出走甚至超越現實的餘地。書名《平原上的摩西》已經充滿暗示性。
雙雪濤的崛起和台灣息息相關。二○一○年，雙雪濤還是瀋陽市銀行的一名職員，因緣際會，參加了台灣《中國時報》「華文世界電影小說獎」徵文，以《翅鬼》一舉獲得首獎。之後他又得到台北市文學獎創作年金贊助，寫出《天吾手記》（二○一二）。這兩部小說成為雙雪濤放棄銀行工作、專事寫作的契機。《翅鬼》講述神祕的雪國裡，有翅膀、能飛翔的「翅鬼」恆久受到沒有翅膀者的奴役，直到「翅鬼」企求逃出雪國，引發驚人轉折。《天吾手記》則處理一則瀋陽少女的神祕失蹤案，和一名年輕警察的探索考驗，最後所有線索卻指向台北。
沉淪與逃逸、邂逅與消失，隱晦幽深的惡與靈光一現的善相互糾纏，是雙雪濤在《翅鬼》、《天吾手記》中頻頻致意的主題。然而是在《平原上的摩西》的鐵西區艷粉街傳奇裡，這些主題才落地生根、有了動人的呈現。
為什麼是鐵西區？鐵西區是人民共和國重工業區，上個世紀末經歷巨大轉型衝擊，終而解體。鐵西敘事因此有了寓言向度：是東北作為國家重工業基地的興廢始末，也是社會主義體制裂變的殘酷表白。而雙雪濤為這樣的敘事添加個人維度。他生長在鐵西區的艷粉街，這個地方藏汙納垢，卻帶給他最深刻的啟蒙經驗。彳亍在鐵西廢墟裡，雙雪濤撿拾歷史狂飆後的殘骸，喟嘆父輩所經歷的信仰與挫敗，反思年輕世代的艱難探索。但他不願作出簡單的論斷，轉而「橫生枝節」，擬想救贖契機。他的故事陰鬱荒涼，內裡卻包藏著抒情的核心。在那裡，詩意顯現，神性乍生。
從鞍鋼到鐵西
《平原上的摩西》主要以中國東北瀋陽市的老工業區鐵西區為場景。故事中的人物多半和工廠有關。他們生長於斯，以此為安身立命之地。但上個世紀末國營企業重整，曾經天經地義的體制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一九九○年中期下崗潮爆發，上百萬工人和他們的眷屬、社區被迫另起爐竈，其中包括了雙雪濤的父親和親友，以及小說中的人物。
《平原上的摩西》的場景是下崗潮之後的鐵西。曾經的憤怒和困惑已偃旗息鼓，成為抑鬱恍惚的日常。頹敗的廠房、困蹇的居處、混亂骯髒的街道。閒人廢人無以自處，他們酗酒、下棋、撞球、遊蕩、鬥毆，擺出的無非都是不甘就範的擬態。他們從以往大機制的齒輪墜落，墜落到無邊的空虛裡。而這空虛彷彿傳染病似的，蔓延到他們子女身上，以及周遭的一切。雙雪濤多篇作品中都以一個青春期的少年作為敘事者。由他的眼光看出去，父輩的困境難以自拔，同輩的墮落已是命運的必然。而這個少年將何去何從？
鐵西區建制於一九三八年，因位於瀋陽市郊鐵路西側而得名，是滿洲國時代（一九三四—一九四五）日本在東北最重要的工業建設之一。當時如三井、三菱、住友等日商都在此設廠。一九四九年後，瀋陽成為新中國機械製造業中心，鐵西更是重中之重。由蘇聯支持的上百工業項目均設立於此，形成中國最大的工人聚落。一九五一年，共和國第一枚掛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金屬國徽即來自鐵西，象徵意義自不待言。然而八○年代以來，鐵西面臨國家企業轉型的艱難挑戰，曾經輝煌一時的工業區，此時與弊端、污染、倒閉、下崗、民怨、治安敗壞成為同義詞。
艷粉街位於鐵西區南端，原名艷粉屯，清代曾是種植胭脂作物、用以進貢皇家的所在，民國時代是貧民窟，五○年代中期形成街道組織。在雙雪濤筆下：

一九八八年的艷粉街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準確地說，不是一條街，而是一片被遺棄的舊城，屬於通常所謂的三不管地帶。進城的農民把這裡作為起點，落魄的市民把這裡當作退路，它形成於何年何月，很難說清楚，我到那裡的時候，他已經面積擴大，好像沼澤地一樣藏汙納垢，而又吐納不息。（〈走出格勒〉）

艷粉街是雙雪濤成長的所在，也是他小說想像的原型。現當代小說以地景作為敘述輻輳點的作品所在多有，喬伊斯的《都柏林人》、白先勇的《臺北人》只是最明顯的例子。雙雪濤必須呈現獨到之處。艷粉街龍蛇混雜，層層疊疊的棚戶安置著千百社會底層生命。在居民嘈雜和喧囂中，雙雪濤感受到他們難言的隱痛——以及由此而生的隱喻。墮落和痛苦能有什麼樣的救濟？當社會、家國暴力緩慢的滲入生存底線，是帶來卡夫卡式的荒謬循環，還是杜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天啟？艷粉街晦暗而滄桑，深處卻矗立著一座老教堂，光明堂。
二○○三年，導演王兵曾拍攝一部長達九小時的紀錄片《鐵西區》，以最素樸的新式呈現這一大片工業區裡荒涼的人事即景，成為當代經典。艷粉街就是其中重要主題。另外張猛的劇情片《鋼的琴》（二○一○）也以鐵西為背景，描摹下崗工人維持生活尊嚴的不易。作為小說創作者，雙雪濤如何藉由文字傳達他的視野? 我認為《平原上的摩西》必須安置在更廣義的東北工業敘事脈絡裡，才能彰顯小說的爆發力。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東北接收此前日本和蘇聯重工業基礎，迅速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的核心地區。不止鐵西，撫順、鞍山、本溪、長春等地也各有傲人發展。東北以此和廣大天然資源，被稱為「共和國的長子」，地位可見一斑。開國初期，東北工業基本循蘇聯模式經營，但在一九六○年春，毛澤東提出「鞍鋼憲法」，強調「兩參一改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幹部和技術員三結合。鞍山鋼鐵廠位居全國龍頭，毛澤東以此為他的工業論述命名，自然有石破天驚的意義。「鞍鋼憲法」與「馬鋼憲法」——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經驗一條鞭管理制——針鋒相對。藉此，毛澤東表明與蘇聯分道揚鑣的決心，以及中國工業所追尋的理想。毛記國家工業裡，既有個人的參與監督，也有集體的合作管理；工人既是黨國機器的螺絲釘，又是社會主義樂園的主人翁。「鞍鋼憲法」就是個烏托邦敘事。
「鞍鋼」經驗和文學生產有什麼關係？早在解放前草明（一九一三——二○○二）、周立波（一九○八——一九七九）、馬加（一九一○——二○○四）等人已經被委以寫作工業小說的任務，其中以草明最為突出。一九四八年她就推出《原動力》，敘述鏡泊湖水力發電廠設立時一群工人群策群力、戰勝自然和資本主義勢力的經過。一九五○年草明再接再厲，出版《火車頭》，內容可從書名思過半矣。值得注意的是，草明之後扎身鞍鋼基地、實地體驗工人生活，終於在一九五九年完成《乘風破浪》，寫的正是某鋼鐵廠工人努力爭取當家作主，完成大煉鋼鐵的任務。自此「鞍鋼」有了自己的故事。這類故事在李雲德（b.一九二九）的《沸騰的群山》（一九七一）達到高潮。
「鞍鋼」敘事投射龐大史詩背景，已有天啟意義。在這一語境裡，雙雪濤的鐵西故事才顯現它的深度。當年的鐵西何曾不就是另一個鞍鋼？「時間開始了！」解放初期的呼聲有如《創世紀》般預言新紀元到來。但半個世紀後, 「乘風破浪」的神話瀕臨結束時，竟是這樣的拖泥帶水、創傷處處。如果「兩參一改三結合」真的成功，就不會有這樣大規模解體，工人下崗的現象。不該發生的問題發生了。這究竟是資本主義的無孔不入？社會主義的「機器神」（deus ex machina）運轉失靈？還是另有深層原因？
鐵西之外，是雙雪濤對家鄉東北的無盡感慨。改革開放以後的東北遭遇種種挑戰，不僅產業下滑，民氣積弱，甚至人口不斷外流，成為亟待振興的區域。在「一帶一路」高唱入雲的時代裡，曾經的「共和國的長子」是落後與落寞的。從「時間開始了！」到時過境遷，雙雪濤在紙上重訪艷粉街，有太多不能已於言者的感觸。然而面對故鄉困境，他無意感時傷逝而已，那仍然是現實主義的老套。他更要在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中找尋倖存者——《聖經．約伯記》這樣說：「惟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於你。」《平原上的摩西》關乎的不只是東北工人離散與妥協的問題，而更是東北人信仰的匱乏與回歸的問題。
「報廢者」與「報信者」
這些「報信者」是誰？他們是下崗以後酗酒窩居在家的父親（〈大師〉），是曾經犯下殺人罪的父親（〈平原上的摩西〉），是徘徊火車上的殘疾人（〈跛人〉），是離家出走、剛剛墮入勒索行業的孤兒（〈大路〉），是以好勇鬥狠甚至以自殘為傲的無賴（〈無賴〉），是即將陸沉的山村裡的流浪詩人（〈長眠〉），是有精神分裂傾向的青年（〈我的朋友安德烈〉），是一路走向墮落的女孩（〈走出格勒〉），是監獄歸來的和尚（〈大師〉）……。
這些人物浮游於社會低層，從任何的角度說，他們是畸零人、失敗者、犯罪者、重症病人，或根本就是魯蛇無賴——他們是社會價值觀中的一群廢人。然而雙雪濤對他們別有一種親近之感。〈大師〉裡，下崗的父親百無一用，唯獨棋藝高超，沒有敵手。某日他遭到一個無腿和尚挑戰，後者是當年手下敗將。但再次鏖戰的勝負關頭，父親竟棄子投降，「他的眼睛從來沒有這麼亮過。」和尚贏了棋局，念頭一轉，突然明白什麼：「棋裡棋外，你的東西都比我多。如果還有十年，我再來找你，咱們下棋，就下下棋。」〈大師〉的細節遠較此複雜，但雙雪濤的敘事風格已經浮現。生活的敗北者是廢物，是渣滓，卻總有深藏不露的一面。父親的棋藝空前絕後，但在關鍵時刻卻寧願認輸。和尚是誰？何以歸來？而父親又是怎麼樣的人？一股淡淡神祕氣息縈繞不去。父親逝後，他的棋藝就此失傳。
〈大師〉讓我們想起上個世紀八○年代阿城的成名作〈棋王〉，同樣是以藏身民間的棋藝高手，折射一個時代的平庸與無明。但雙雪濤所安排的棋王是個父親，這使他的故事陡然有了倫理向度。即使命運多舛，父親卻在唯一可以贏得尊嚴的鯤那突然鬆手，成全對方。他似乎在和尚殘缺的身體、歷盡風霜的面容上，印證了難以言傳的、人我相生相剋的共業，因而有了不忍之心。棋盤之外，雙雪濤刻畫父親真正能量所在——就是慈悲。
在〈無賴〉裡，雙雪濤描寫了父親的一個朋友，好勇鬥狠，無所不為。卻是這樣一個下三濫收容了下崗後走投無路的父親一家三口。此人神魔兼備，誇示勇氣的方式是用酒瓶痛砸自己的腦袋，玩命也就不過如此。然而當故事急轉直下，無賴竟挺身而出，以自己的性命作為籌碼。他倒下的那一刻 ，「好像有誰拉動了總開關……工廠裡所有的機器突然一起轟鳴起來，鐵碰著鐵，鋼碰著鋼，好像巨人被什麼事情所激動，瘋狂地跳起了舞。」在〈我的朋友安德烈〉裡，雙雪濤的主角成為敘述者的同學，一個「不學有術」的混混。從學校到社會，安德烈總是不按牌理出牌，處處違反人情世故，但他面對是非曲直卻又洞若觀火。安德烈思考國家大事到宇宙問題，越發狂亂，最後被送進精神病院。他真的瘋了麼？一個世紀以前魯迅的〈狂人日記〉於是有了最新版。
這些艷粉街上的廢人放蕩而沉淪，卻有某種堅持。當父親自廢武功時，當無賴以酒瓶砸向自己的腦袋時，或當安德烈在精神病房裡喃喃自語時，他們彷彿要以最有限的生命籌碼，創造奇蹟。社會主義的經濟倫理一向以對體制「有用」是尚。雙雪濤的人物儼然流露「無用」之用的可能。他們的行徑如此不可思議卻又若有所指，以至有了奇異的審美暗示，有了詩意。
雙雪濤的「廢人列傳」包括詩人，因此並不令人意外。〈長眠〉是個晦澀的故事。敘事者是銀行職員，突然接到一個詩人舊友的死亡消息，匆匆踏上了悼亡之旅。冰封的荒原，即將陸沉的山鄉，真槍實彈的械鬥，一切圍繞著一具冰凍的屍體發展——一個詩人的屍體。就此，雙雪濤亮出了他的底牌。「死亡，是哲學的……是詩性的。」唯有詩描摹生命的荒謬於萬一，也構成了荒謬的核心。小說以詩人的遺作〈長眠〉作結：

讓我們就此長眠，
並非異己，
只是逆流。
讓我們就此長眠，
成為燭芯，
成為地基。
讓我們就此長眠，
醒著，
長眠。

詩人的文字猶如偈語，卻成為我們思考雙雪濤廢人倫理的線索。在一個號稱乘風破浪、天天向上的社會裡，詩人無所事事，向死而生，注定是邊緣人。但「詩人並非異己，只是逆流」。他們咀嚼文字，試圖說出難以言傳的真相；他們自嚙其心，回味著初心本味的苦澀。死的奧祕，生的惘然，穿衣吃飯的日常中，閃爍著生命的幽光。
回到前述的鐵西敘事。有多少年，共和國的宏大敘事運作有如機器，釘是釘、鉚是鉚，容不下任何運轉意外。「自動糾錯」、興廢立新不僅是國家建設的憧憬，甚至是道德立法的律令。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曾在四、五○年代風靡一時，不是偶然。八○年代以來，宏大敘事迸裂，但國黨一體的機制仍然運行不輟。唯有在虛構世界裡，廢人——不論是頹廢、殘廢、還是報廢——紛紛出現，提醒我們新中國裡被「包括在外」的主體。從韓少功的〈爸爸爸〉到余華的〈一九八六年〉，再到閻連科的《受活》、《日熄》都是例子。
雙雪濤是在這個脈絡下敘說他的艷粉街故事。與前輩不同的是，他在廢人群像中重新看見了重啟倫理關係的可能，更看見最另類的詩意。殘缺的身體，報廢的經歷，無償的信仰，無不成為這些人物銘刻、演義生活意義的形式。他們身心的潰敗成為隱喻，投射社會的、也更是生命的黑洞。但更重要的，置之死地而後生，他們帶來奇妙的啟悟契機。走出社會主義加資本主義的無物之陣，他們是「報信者」。
於是我們有了像〈走出格勒〉這樣的作品。依然是烏煙瘴氣的艷粉街。陰暗潮濕的撞球場、無所事事的青年男女、難以啟齒的家庭創傷，烘托一個少年艱難的啟蒙儀式。故事中少年父親入獄，家庭破碎，前途黯淡。一日他隨女伴出門遠行，來到城外巨大的廢棄礦場。空虛的廠區、高聳的煤山、怪物般的機器，那是怎樣猙獰而荒涼的廢墟：

這是哪啊？我問。列寧格勒，她說。我大吃一驚說，真的？她說，傻逼，旁邊有字。在鐵門旁邊的石牆上，有四個紅字，像是許多年前刷上去的，好多筆畫已經脫落，不過還是能辨認出是「煤電四營」四個字。

列寧格勒就是蘇聯時代的聖彼得堡，在這裡成為不請自來的暗號，召喚出「煤電四營」曾經追求的海市蜃樓。故事高潮，少年發現自己落單迷失在礦山間。天色已暗，黑幕掩來，無路可出。他闖到一灘積水邊，只見一隻手浮出水面。情急下他脫下短褲，將那手綁在一輛煤車的鐵杆上，一點點把溺水者拉出來……後事如何，讀者必須自行分曉。
一九八七年，余華以〈十八歲出門遠行〉開啟先鋒寫作。在那個故事裡，遠行的少年最後陷在暴民反噬的僵局裡，動彈不得。二十多年後，雙雪濤的少年出門遠行，闖進「煤電四營」。在最黑暗無助的情況裡，少年卻伸出援手，拉住那隻即將沉沒的手。雖然他功虧一簣，卻完成了自己的生命洗禮，終於走出「格勒」。我們要問，是少年救贖了那神祕的陷溺者？還是那隻神祕的手救贖了迷路的少年？在那一刻看似徒勞的救援裡，雙雪濤寫出了心中塊壘。
「向下超越」的方法
從「報廢者」到「報信者」，雙雪濤作品對超越面向的興趣和描寫，已有評者紛紛指出。最明顯的當然是他對聖經典故的引用。像是〈大師〉裡的神祕和尚，懷裡竟然揣了個十字架。或〈長眠〉的篇頭按語就是上述《約伯記》的金句：「惟有我一人逃脫，來報信於你。」他另一本小說集《飛行家》裡的〈光明堂〉更以一座教堂作為主題。而〈平原上的摩西〉的出處更是不言可喻。
雙雪濤不諱言來自村上春樹的影響。村上作品善於處理日常生活的小奇蹟。淡淡的奇想懸念、似曾相識 （uncanny）的邂逅與分離、無可承受之輕的生命思考，曾被一個世代的全球小清新讀者奉為經典。但同樣的裝置放在雙雪濤的鐵西世界裡，畢竟格格不入。他早期的《天吾手記》就有這樣的毛病。另一方面，左翼評者也已指出，雙雪濤提醒我們後社會經濟狂潮下被席捲犧牲的工人階層和無產者。他們是新時代裡被侮辱和被損害者。而他們對社會正義和公平的渴求、對群體關係的嚮往，正是革命尚未完成，同志仍須努力的訊號。
這些評論立場雖然不同，都指向雙雪濤作品對所謂「神性」的思考。在當代中國大陸文學裡，這是久違了的題材。共和國早期敘事的毛澤東神話鋪天蓋地，但並未著墨形上超越的層面。八○年代以來的尋根、先鋒運動雖在題材和風格上作出極大突破，但基本是新啟蒙論述下操作的文學。那是「放逐諸神」的時代。弔詭的是，上個世紀末新左、新自由、新儒家三大陣營交戰，竟然創造出不可思議的空間，為諸神歸來鋪路。例如八○年代曾經倡導基督神學的劉小楓改換方向，致力恢復漢代公羊學派讖緯之學的晚清脈絡，作為當代天命聖王的理論基礎。 以「天下論」知名的趙汀陽甚至提出將中國視為一個「政治神學」的概念。「中國的精神信仰就是中國本身，或者說，中國就是中國人的精神信仰，以配天為存在原則的中國就是中國的神聖信念。」 「政治神學」始作俑者施密特（Carl Schmitt）在中國魂兮歸來。
知名學者汪暉也從魯迅作品中找尋思想資源，發表了《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 在他看來，阿Q 雖然粗鄙無文，但他暴起暴落的生命未必一無是處；至少在六個瞬間裡，阿Q顯示他對社會的彷徨以及改變現狀的微弱吶喊。中國的社會因循苟且，但在循環的過程中，政治潛意識也一樣去而復返，幽幽縈繞，彷彿「有鬼」一般。阿Q因此沒有白白犧牲，因為他求生存的本能已經顯示中國主體性的「下層建設」仍然蠢蠢欲動，蓄勢待發。汪暉稱這種能動性為「向下超越」。
汪暉企圖藉「向下超越」的論述，擺脫以往啟蒙與革命的簡單辯證。他質疑大人先生的高調，轉而從社會底層如阿Q的身上找尋生命原初本能的動力。這樣的論述其實前有來者，不是別人，就是四○年代倡導「主觀戰鬥精神」的胡風（一九○二—一九八五）。但汪暉走的更遠，強調生存的物質性本能就是「超越」的動機；他從而懸置了胡風所強調的主觀性。然而汪暉仍然難免有先入為主之嫌：畢竟他所謂的「本能」本身已經被物化——或神化——為革命的唯一出路，與唯心的「主觀戰鬥精神」成為五十步與百步的拉鋸。而在革命世紀終了後談論革命幽靈的永劫回歸，除了發思古之幽情外，難免為識者嘲諷為阿Q「精神勝利法」的重新包裝。
我仍然認為「向下超越」有其批判力，但卻無需再獨沽一味，僅從魯迅作品中苦思微言大義。我們大可以從當代文學中找尋靈感。雙雪濤的作品只是其中一例，其他可參考的包括閻連科的《四書》（二○一一）、韓松的《醫院》（二○一八）三部曲等。而我之所以強調《平原上的摩西》，正是因其對超越的方向和方法有獨特見解。對雙雪濤而言，他的作品當然始自人物「向下超越」的掙扎，但他並不排斥「向上超越」的可能。這不意味雙雪濤對宗教或聖人有任何期許；他顯然對凡夫俗子所可啟動的一線靈光更心嚮往之。底層寫作不必只和生命本能或淺薄的人道主義搭上線；在渴求溫飽和欲望滿足的同時，工人與農民一樣有敬畏、慈悲、懺悔、謙卑，以及愛的能量。這些能量必須落實在生命的艱難實踐裡，以及「有情」之人的見證裡，而其結果難以預料。
《平原上的摩西》最受讀者青睞的作品就是與書名相同的中篇〈平原上的摩西〉。這篇小說採取多重視角，切入世紀末鐵西區工人下崗潮的前因後果，故事緣起則上溯到文革時期。人物包括轉業成功的企業家、改行的出租車司機、意外受傷瘸腿的女孩、尋兇辦案的老少兩輩刑警、以及一位研讀《摩西五經》的母親等。故事的重心則落在一件讓東北人心惶惶的連環搶劫兇殺案、陰錯陽差的緝捕、以及無從挽回的悲劇後果。
這篇小說裡，雙雪濤習於處理的原型人物基本到齊，所有的角色和事件環環相扣。一路讀來，我們不能不為其間偶然關係所困惑，並感嘆生命的無常。然而只有將故事放回當代東北歷史語境，從文革的混亂到國營企業解體，從工人下崗到社會治安動蕩， 雙雪濤蒼莽的視野才有了依託。
〈平原上的摩西〉令人好奇的當然是小說何以如此命名。雙雪濤可能認為上個世紀末東北所面臨的困境如此沉重，有如末世景觀；他企圖從宗教角度召喚天啟，思考救贖可能。小說中的兩位女性有機會研讀《摩西五經》，與其說她們在尋找任何信仰依歸，不如說她們從讀經過程中發展出相濡以沫的關係，作為向下或向上超越的準備。事實上，摩西率領子民出埃及、尋找迦南美地的典故僅僅點到為止，並不主導小說情節主線。哪個人物最令人聯想到摩西也成為評者莫衷一是的話題。
小說最後，兇殺案即將水落石出，青年刑警與殘廢女孩約在一座湖的湖心見面。他們各自划著船，背負著父輩罪與罰的祕密，也心懷彼此的盼望。但他們真能相見而和解麼？湖水悠悠，載浮載沉，就在此刻，摩西分開紅海的願望出現彼此之間。但湖水真能分開，或化為平原，通向應許之地麼？小說戛然而止。
雙雪濤的〈平原上的摩西〉其實是個沒有神蹟的故事。也因此，他為「向下超越」的論述提供另一種解答方式。「神性」期待的不必取決於宗教啟悟的有無、或革命幽靈是否復返，但卻與看待人間境況的意志與方法息息相關。沈從文論聞一多〈死水〉，曾經如是說:

以清明的眼，對一切人生景物凝眸，不為愛欲所眩目，不為污穢所噁心，同時，也不為塵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厭煩而有所逃遁；永遠是那麼看，那麼透明的看，細小處，幽僻處，在詩人的眼中，皆閃耀一種光明。

從艷粉街出發，雙雪濤前來報信。那信息的形式就是文學，就是詩。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Edward C. Henclerson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