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文一
相信內在的力量，讓貧窮深淵的黑暗有處可去
吳曉樂
過往，在討論社會福利的擴大與減縮時，始終有種揮之不去的忐忑，直到遇見史戴芬妮・蘭德的文字，才明白到這份忐忑的由來。這些討論欠缺了一道至關重要的聲音：那些「領取相關補助的人」的聲音。這些更動大幅影響著他們的生活，但我們似乎未曾聆聽他們的想法和感受。刻板印象持續主導大眾對這些人的認知，史戴芬妮的現身說法則翻轉了一切。她是一位清潔人員，以美國政府的社會福利維持她與女兒的生活；她試圖自立，但單親媽媽的身分以及整體環境的氛圍，令她的規畫與行動大打折扣。即使如此，史戴芬妮仍展現了超凡的自制，利用少得可憐的餘裕，維持進修和書寫的習慣。或許，也能這麼說，正因內心的苦痛何其浩瀚，她必須將自己的世界鑿穿一孔，好讓裡頭的黑暗有處可去，也能讓外人一窺貧窮的深淵，到底生作什麼模樣。
史戴芬妮得拿著一堆資料，耗上數個小時等待，證明自己一無所有，才能領取社會福利。女兒米亞生日派對上的檸檬水和蛋糕是用食物券兌換的，住處的部分租金由政府的一項計畫支撐。史戴芬妮必須把女兒送去品質堪憂、但能接受托兒補助繳費的日托中心，哪怕是女兒出現感冒症狀時，她也狠心照送，頻繁的請假可能令她失業，而單親媽媽的工作已經夠難找了。史戴芬妮依賴高單位的止痛片來舒緩過度勞動身體導致的劇痛，因為就醫的費用宛若天價。她更得記住每一制度的規則，並且接受適用範圍一再（隨著人民的抗議）限縮。然而，最難受的莫過於當她「接受救濟」的身分現形時，與她接洽的人員態度轉而變得輕慢而心不在焉。
史戴芬妮與男友決裂，離婚又各自成家的父母亦自身難保，援助額度有限。單親媽媽的身分，讓史戴芬妮的職涯被大幅限縮，起初只能在清潔公司領取最低時薪。她把我們拉進一個充滿污名、罪惡感與羞恥感的世界，當她一接受政府支援，其他標籤也前仆後繼地飛來：懶人、蠢蛋、髒鬼、潛在的詐欺者。在如此劣等的地位，哪怕是再怎麼基礎、寒微的福利，都能讓旁人發出「真好命啊」的喟嘆。史戴芬妮要搬進隨時會進行尿檢的過渡住房時，社工恭喜她；史戴芬妮跟老友交代她如何運用五花八門的補助勉強維生時，得到的回應是「不用謝，那些福利全都來自我繳的稅」。我最心疼的莫過於史戴芬妮得把自己經營成像是「恪守本分的窮人」，來抵禦部分民眾對窮人的獵奇目光；另外，也聯想到之前台灣社會的一些討論串「領清寒補助的同學卻用著iPhone」，有人對此不以為然，也有人認為不應多管閒事。史戴芬妮則以自己的故事，傳達另一種思維。當她經濟稍微寬裕時，買了一個兩百美元的鈦金壁鑲鑽戒，她也明白那是「不必要的東西」，但她認為自己當下需要一些物質，來提醒自己，必須相信內在的力量。史戴芬妮領我們看到，同樣是購買iPhone的消費行為，對於在底層掙扎的人來說，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他們深諳這榮景是虛的，但他們的確也需要一些奢侈的物件來說服自己，哪怕一瞬間也好，自己能夠親近某些情調和品味。
史戴芬妮的書寫，也蘊含著強大的自省和關照。她並未否認窮人某種程度上或許目光短淺，欠缺長程規畫的能力，但她以自身經驗推動後續的討論，解釋這種思維並非天生如此，而是環境所逼。他們只能把注意力用來計算幾元的價差和信用卡的請款日，而沒有閒暇放在幾個月、甚至幾年後的生涯規畫；再者，若深度思考人生，或許將陷入絕望而動彈不得。史戴芬妮即自承她「過一天算一天」。但有一個細緻的落差：她擁有一個不虞匱乏的童年，這培育出對個體、對自己的信任。史戴芬妮咬緊牙根，保持進學，並認為清潔人員一職並非長久之計。但她提出質疑：「我身旁一起排救濟金申請的人，如果沒有這種成長背景可以回顧，他們是否也有這份自信？」
此書另一亮點在於史戴芬妮交出個人版本的《寄生上流》。她以清潔人員的身分走進那些人家，無意間洞見了中產階級的焦慮。這些人明明有能力負擔有機的飲食和蔬果，能夠上健身房，也能在生病時沒有顧忌地就醫，為什麼他們也看似憂鬱孤獨，還得服用各式藥劑？答案昭然若揭，因為這些人得保持「完美」，他們不能坦承自己的無能和脆弱。史戴芬妮意識到自己和米亞擁有某種自由和相互扶持的親密，她從單純的歆羨轉變成深刻的體悟。到了此刻，我們也可以說史戴芬妮完成了一套主角的旅程，她自終點歸返，與起始的世界達成和解。
此書的動人之處，有史戴芬妮的掙扎，也有她坦言不諱說出她對於愛的飢渴。史戴芬妮傾向把對她釋出善意的人形容為「彷彿我的家人」，不難想見她多麼欠缺安全感，也多麽企求一份穩定恆久的關係，因此，或可嘗試將整本書抽繹出另一種質地：一個女人培力自己的決心。史戴芬妮慢慢嘗試不再把所有身邊的人想像成「即將帶她走出深淵的拯救者」，並意識到當她停止這麼做，她也不必再忍受每次期望落空的重擊。在接受美國書商協會（ABA）採訪時，談到此書的結尾，她並未如一些女性作者在處理逆轉人生的題材上，採取以「白馬王子的出現」作結的敘事手段。史戴芬妮說，這是有意為之。她認為：「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故事。一個女人到頭來過得還可以，並不需要一個男人的出現來提供她保護或溫暖。」
最後想表白一事。我的母親曾為了養家，做過房務員，也跟蘭德一樣，為了避免層層剝削而逐步轉型為接案者。遙記大學暑假，我提著笨重的去污用品，跟在她身後，作為幫手。回到家時，我渾身痠痛地甚至不願說話，鼻子也因長期吸入清潔劑的氣味、飛舞的塵埃而刺痛不止。我從而明白了，為何母親每次回到家，只能沉默地縮在椅子上，久久不語。在我翻頁的過程中，不斷地追想到，母親的精神是否也曾跟史戴芬妮一樣，被突如其來的痛苦與無助侵襲？我在史戴芬妮的長征中看見了母親的倒影，而在她跟米亞的相親相依中，緩緩理解了自己的生命中，也經受過一份樸實且完整的愛。
（作家，著有《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可是我偏偏不喜歡》等書）
推薦文二
所有單親母親的故事
林立青
讀完《我只想讓我女兒有個家》以後，第一時間我腦海裡浮現的是同類型的故事──《當收入只夠填飽肚子》，甚至《被壓榨的一代》，寫的都是女性育兒時的困境：職場的歧視，難以顧及家庭以及無法陪伴孩子的失落，還有無法給予孩子更好的條件時，所產生的挫折感和強烈的痛苦。本書更有著《我在底層的生活》專欄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所寫的觀察和推薦。
這類書籍近年來成為顯學，開始有更多作者投入這方面的寫作。社會問題沒有國界，人類社會的問題雖不相同，但同樣的場景處處可見。過去的社會總認為窮人不夠努力，但經過數百年，我們開始知道責怪窮人懶惰等方式並不能解決這類問題，反而加重這些問題的出現，讓窮困者愈來愈沒有聲音，愈來愈不敢承認自己的困境。而過去單純的統計和分析等工具，只能反映出原本設計的指標，不能告訴我們真正的困境在哪裡，也無法描述人在貧困和無力感的生活中的全貌。所以這種書應當被重視，因為它們給了我們一個瞭解實際困難和提供細節的可能。
這是史戴芬妮的世界，也是許多單親母親每天要面臨的問題：我愛我的孩子，但我沒有辦法給她應該被給予的。
這類型的書幾乎不需要太多解釋。從本土創作到翻譯書，這種作品都是以大白話呈現，愈白話反而愈能呈現真實的生活樣貌。《我只想讓我女兒有個家》從一個單親媽媽對孩子的愛開始，足見無論環境多麼困頓，就算獲得的工作毫無希望，每個接觸到的男人都爛軟無比，車輛隨時可以拋錨，遭遇的每個困境都可能因為缺錢而無法擺脫，每個住處都可能在退租時被苛扣押金，但是母愛不變。
為什麼我們需要讀這些故事？對我來說，是因為具體且令人難受的真實情節不斷被呈現出來。作者寫到自己從事清潔工作的過程。當她幫雇主清理黏在噴射按摩浴缸邊緣的陰毛和腿毛渣時，聽的是雇主嫌棄那些領取食物券，卻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移民家庭。這些言論讓她感到痛苦，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能將心中的苦悶化成文字，寫下自己也希望能給女兒喜歡的洋裝，在女兒的聖誕襪裡放入巧克力，拿到小費時，想的是可以帶女兒去吃麥當勞。這些都是雇主、會給小費的雇主所抱怨的行為。她選擇不回話。
只是聽過雇主的抱怨後，從此她只在深夜去超市，避開可能的人潮，因為聽過一次以後，便會發現這些指責貧困的文字多不勝數，又如此尖銳傷人。即使這些食物券有嚴格的使用規定，即使這些防弊的措施讓窮人的孩子根本無法取得真正營養的食物，即使她小心翼翼挑選有補助的商品，但領取社會補助，就是低人一等。連那些在後方排隊的人不經意的眼光，都可能讓你再一次受傷，還會讓你的朋友對你嫌棄地說：「不用謝，那些福利全部來自我繳的稅。」
更令人難堪的是，這些雇主就在你身邊，他們會給你小費，給你的孩子著色本和蠟筆。而那些在超市結帳的人，只是再平凡不過的市民，也可能是你的雇主。身為一個母親，卻要在使用食物券購買有機營養牛奶時，顧慮這些人的眼光。
正是這樣的故事和書寫，作者到不同家庭去打掃時，我們透過她的眼睛，看出其他人的悲傷或痛苦、貧富差距，以及人性的複雜。或許，我們可以透過這本書進一步思考：台灣的女性呢？在重男輕女、更受「傳統價值」影響的台灣，這些單親媽媽去了哪裡？又過著多麼沉重的生活？
書中的貧困看來也是世襲的。當一個單親媽媽出車禍後，不知道拖吊車要花多少錢，看著罰單而哭泣，甚至連自己的外公開車來接她們時，也付不出油錢。我們看到她的人生幾乎沒有什麼選擇。讀者甚至可以推想，如果這時將她趕出家門的男人回來、用錢解決一切的話，她只能接受，因為母女兩人沒辦法承受損失第二台車的後果。
我們能做什麼？或許這本書可以讓我們重新認識貧窮。讓讀者知道即使努力、也難以翻身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再來思考我們是否要改變觀念，重新建立起真正有用、而非只會檢討窮人的社會福利體系，或者用少數個案來掩蓋大規模貧困的現實生活。
看完本書之後，我直接能聯想到的是《悲慘世界》中的「芳汀」和「珂賽特」。同樣都是母親努力工作而無法擺脫貧窮，我們該問的是，為什麼過了一百五十年，同樣的故事幾乎時時上演？
過了一百五十年，對一個母親來說，如果看著自己的孩子只是免於飢餓而無法給予陪伴，沒有安全和沒有選擇的生活，根本不算真正活著。
（工人作家，著有《做工的人》、《如此人生》）
推薦語
阿潑
如果我們跟著作者的敘事閱讀《我只想讓我女兒有個家》，或許會看到一個因意外懷孕生子而人生轉向的單親媽媽，如何在男友、家庭與人際關際中克服對寂寞的恐懼、情感的依賴，求得一份屬於自己的空間尊嚴；也會看到一個忙著處理家務，卻得跪坐在他人廁所清洗馬桶、打掃屋室的女人，穿梭在自己與他人的人生中；而這麼一個普通的白人大學生，一邊奮力謀生，一邊受著社會福利，也反映出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困境與貧窮問題。這本書可以說是一個單親媽媽的求生記，同時也可以是一部美國某個隱性族群的寫真集，有著八點檔的戲劇性，但也有客觀信實的數據證明。在陪著作者度過一個又一個的關卡時，我們看到性別、勞務、社會福利制度、醫療等議題，如何自然地在作者行雲流水的文筆之中展現，讓我們一窺一個女性視角的當代美國。
（轉角國際專欄作者，著有《憂鬱的邊界》、《日常的中斷》等書）
前言
歡迎來到史戴芬妮．蘭德的世界
進入本書的方法是拋下心中的所有刻板印象。你對於幫傭、單親家長的看法，還有媒體塑造出來的窮人形象，統統都得放下。如果用高高在上的形容詞來讚美作者史戴芬妮，她可說是很努力、「能言善道」（articulate）；在英文裡，菁英分子常以某種姿態，用這個詞形容某人沒受過高等教育，卻天分極高。本書講的是史戴芬妮成為母親的旅程。她靠著東一點、西一點的公共福利，以及低到不像話的清潔工薪資，努力活下去，提供女兒米亞安全的生活與一個家。
本書的英文書名「maid」（侍女、女傭、女僕、下人、清潔人員）是個典雅的詞彙，令人聯想起唐頓莊園（Downton Abbey）的茶盤與筆挺制服。在現實生活中，清潔人員每天面對的卻是髒亂與馬桶上乾掉的大便。他們撿起我們的陰毛，好讓水管不會堵住。我們的髒衣服與醜陋的一面攤在他們眼前。即便如此，他們是隱形人，美國的政治與政策無視於這群人，看輕他們，冷眼旁觀。我很清楚這些狀況，因為我在寫《我在底層的生活》（Nickel and Dimed）這本書的時候，曾經跑去臥底，暫時經歷這種生活一小段時間。我跟史戴芬妮不一樣，我隨時可以回去過舒舒服服的作家生活。另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我體驗窮困生活時，不必靠自食其力養孩子。我的孩子已經大了，沒興趣為了我瘋狂的報導點子，和我一起住拖車停車場。所以說，我知道幫人打掃房子的工作是怎麼回事──那會使你精疲力竭，而且每當我穿上繡著「國際女傭」（The Maids International）字樣的清潔公司背心，我感受到社會上的人對我的輕視，然而，和我一起打掃的許多同仁心裡的焦慮和絕望，我只能用想像的。她們和史戴芬妮一樣，很多是單親媽媽，幫人打掃房子是為了活下去。她們為了外出工作，有時得把孩子留在惡劣的環境裡，一整天心裡七上八下，擔心自己的孩子。
幸運的話，你永遠都不必活在史戴芬妮的世界。本書會告訴你，那個世界為缺乏資源所困。錢永遠不夠，有時連食物都不夠吃；餐餐是花生醬和泡麵，麥當勞是大餐。在這個世界裡，什麼事都不可靠，車子不可靠，男人不可靠，住的地方不可靠。食物券是史戴芬妮能活下去的重要助力。近日美國要求必須工作才能領食物券的規定，只會讓人想握拳。少了這些政府資源，工人、單親家長，還有其他人將活不下去。這不是在施捨。他們和我們其他人一樣，希望能在社會上有穩固的立足之處。
史戴芬妮的世界最令人心痛的地方，或許是幸運人士散發的敵意。這是階級偏見，幹體力活的勞工尤其深受其害。工人經常被認定，他們的道德感或頭腦不如穿西裝、坐辦公桌的人。上超市時，要是使用食物券付帳，其他顧客會用批評的眼光，看史戴芬妮的推車裝了什麼，覺得是用自己繳的稅施的恩。一個老男人曾大聲告訴她：「不用謝我了！」一副史戴芬妮買的菜是他本人付的帳似的。史戴芬妮上超市跟做其他事的時候，隨時可能碰到這種態度，社會上有許多人都抱持這種觀點。
史戴芬妮的世界的故事走向，似乎朝著無底深淵而去。首先，一天打掃六到八小時，抬起重物、吸地、刷刷洗洗，損害了身體健康。在我工作的居家清潔公司，從十九歲到無上限，每位同事似乎都受過神經肌肉方面的傷，如背痛、旋轉肌腱受傷、膝蓋與腳踝問題。史戴芬妮每天吞下令人擔憂、大量的布洛芬（ibuprofen）止痛藥撐住，她曾一度羨慕地看著客戶放在浴室裡的鴉片類藥物，但實際上，她沒錢看病吃處方藥，沒錢按摩，無法接受物理治療，也沒辦法看疼痛治療專科。
除此之外，除了生活形態帶來身體上的疲憊，史戴芬妮也面臨情緒上的挑戰。她是心理學家建議窮人要有「韌性」的標準模範。遇上困難時，她想辦法前進，但有時關卡多到讓人應付不來。她對女兒懷有無盡的愛，也因此才能一路撐下去。史戴芬妮對女兒的愛貫穿全書，人生因此有了希望。
我在這裡就先不太算劇透地告訴大家，這本書有個幸福美好的結局。歷經書中提到的多年辛苦、掙扎和努力，史戴芬妮日益渴望成為作家。我在幾年前結識史戴芬妮，當時她還在寫作事業的初期。我除了是作家，也是「經濟困難報告計畫」（Economic Hardship Reporting Project）的創辦人。這個機構推廣高品質的貧富差距報導，尤其獎勵本身就在困難中度日的寫作者。史戴芬妮來信詢問，我們立刻抓住這個人才，協助她提案、修改草稿，幫她找最好的地方發表，包括《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史戴芬妮完全是我們希望協助的對象──她是勞動階級作家，雖然沒沒無聞，只要有人幫忙推一把，事業就能上軌道。
如果本書鼓舞了你（我相信它會），別忘了這本書差點流產。史戴芬妮原本有可能因為絕望或太勞累而放棄；她有可能因為工作受傷而失能。想想有多少女性為了這樣的理由，永遠失去說出自己故事的機會。史戴芬妮提醒我們，社會上有成千上萬這樣的女性，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勇敢的地方，等著我們聽見她們的故事。
芭芭拉．艾倫瑞克（Barbara Ehrenreich），《我在底層的生活》、《失控的正向思考》、《我的失序人生》作者
天天爆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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