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節錄)
這本《當代中國哲學的知識論》是我自己要建立純粹力動現象學理論體系要寫的多本書中的一本。我這個造論的工作包含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關於理論的,亦即是形而上學的部分,在這部分,我已寫就了《純粹力動現象學》、《純粹力動現象學續篇》和《純粹力動現象學六構》三書,都已出版了。第二階段要寫的是量論或知識論,我計畫先寫《西方哲學的知識論》、《當代中國哲學的知識論》和《佛教知識論》,然後以這幾本書作為基礎,以撰寫《純粹力動現象學知識論》。《西方哲學的知識論》已寫就出版了。現在這本《當代中國哲學的知識論》便是剛寫好要出版的。我希望在未來一段時間能寫出其餘的兩本書。第三個階段是要探討純粹力動現象學的文化開拓的問題,分別寫幾本書,講藝術、道德和宗教等問題。能不能完全寫出來,以自己目前的健康狀態和年紀看來,並不樂觀。我只能抱著能做多少便做多少的心理來渡過餘生。
量論或知識論的撰寫的困難,比自己所預期的要高很多。怪不得當年熊十力多次說要寫量論,最後還是寫不出來。《西方哲學的知識論》總算寫出來,也出版了。由於精力損耗太多,到寫這本《當代中國哲學的知識論》時,已很有力不從心的感覺,在中間曾幾次拿起筆來要寫,總是寫了幾句便不能繼續下去,好像腦汁已被榨得乾乾淨淨,一點靈感也沒有。我不是不能思考,而是真的太疲累了。於是決定帶著資料,先後兩次到日本去作長程的旅行,每次停留了四十多天,找度假酒店來住,白天遊走於茫無際涯的大海和巍峨的雄橋之間,心情敞開了,黃昏到了便回酒店專心撰寫,果然有收穫,靈感不斷地湧出,寫到深夜才睡覺。兩次都是這樣。錢自然是用了不少,每次到錢已花得差不多了,信用卡也快刷爆了,便急忙回臺灣。再補回計畫中要寫的。這本《當代中國哲學的知識論》總算完成了。
讀者自然會問:為什麼只寫當代中國哲學的知識論,而不寫古代的呢?答案很簡單,在中國的哲學傳統中,並未有開拓出知識論來。知識論是一種以哲學思考來研究知識的學問,例如知識的成素、認知的機能、範疇的作用,如何對外再建立客觀而有效的知識等。這是比較重視理論、概念的問題。中國人一向都重視實踐,特別是道德實踐,不重視理論的建構。孔子的《論語》便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前面幾句都涉及道德實踐,只有最後的「文」,有點知識的意味。但這是要做妥前面的幾項,如果還有餘暇、精力,才需要留意知識的事情。這樣的思想與生活,深入人心,對爾後有極大的影響。宋明儒講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德性之知的重點在道德實踐,見聞之知則關聯一般的知識、技術的問題。但宋明儒重視德性之知,遠過於見聞之知。至王陽明提出良知,雖有「知」一語詞,但與知是完全無關,而是指道德良心,道德理性,這尤其要在日常生活中推廣、實現出來,因此便有「致良知」的說法。
有人可能會提出中國古代四大發明:造紙術、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中國也出過天文學家張衛、僧一行(張遂)、數學家祖沖之、藥物學家李時珍,道教的葛洪也有一定程度的化學知識,另外精神分析家榮格也常提到中國的冶金術。這些雖然都與科學知識有關,但只限於李約瑟(J. Needtham)所編撰的《中學科學與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的科技而已,與作為一種具有高度哲學性的知識論談不上直接的關連。
中國的傳統哲學是不是完全沒有涉及知識論的問題呢?有是有的,只是涉入不深,與西方及印度方面比較,落差很大。荀子是經驗論者,他曾提過有關認知的問題,但只限於是感性、感覺,未有進一步闡發。墨子與公孫龍子的思想,亦有某種程度的邏輯關聯,但未成系統,未能與西方的亞里斯多德的傳統邏輯並列,往後發展出來的符號邏輯更不用說了。我在這裏所說的知識論,是從比較嚴格的角度來看的,內心有印度哲學特別是西方哲學的知識論為參照。如現量(pratyakṣa)與比量(anumāna)的明確區分,或感性(Sinnlichkeit)與知性(Verstand)的區分,又如對時空與範疇(Kategorie)的行事作用的探討。
依於此,在中國傳統哲學成素中可以拿出來作知識論的確認便很少:光是泛泛地說「見聞之知」是不算數的。大陸學者夏甄陶寫了兩書本的《中國認識論思想史稿》(北京:中國人文大學出版社,1992,1996)所提出的知識論的內容,幾乎全部都不能算數。舉佛教為例子,他把天台宗智顗的止觀說、華嚴宗法藏的妄盡還源觀、禪宗慧能的無念為宗的說法,都作知識論的思想看,也列出僧肇得般若無知觀,這些都是說宗教的實踐、修行項目,與知識論扯不上關係。「般若無知」中所無掉、否定掉的「知」,才是與知性或理論理性(theoretische Vernunft)有直接關連的知。把這種知無掉而達致的般若(prajñā),是一種觀照空這種終極真理的智慧,是一種睿智的直覺(intellektuelle Anschauung),不能成就一般所理解的知識。
佛教知識論的真正奠立與發展,要到陳那(Dignāga)的《集量論》(Pramāṇasamuccgya)和法稱(Dharmakirti)的《量評釋》(Pramāṇavārttika)才算是正式開始。陳那另外有《觀所緣緣論》(Ālambanaparikṣā),那是討論認知對象的,這本書有玄奘的漢譯本,但這是翻譯,不能說是表示玄奘的知識論思想,玄奘自己撰寫的《八識規矩頌》,未有充分展現他的知識論觀點。夏甄陶在他的書的上卷的〈後記〉中說,在中國傳統哲學中,有豐富的知識論思想,是敷衍的說法,不能認真解讀,不能作準。與夏書的說法相對比,羅中樞的說法便比較接近事實。他在其書《重玄之思:成玄黃的重玄方法和認識論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0)的〈導言〉中說,認識論在中國沒有像宇宙論本體論、價值論和人生哲學那樣得到充分的發展,也缺少概念的規定和理論的系統。
中國哲學要到近、現代,才注意西方意義的知識論的問題。中間經過很多人的努力,他們基本上是廣泛地閱讀西方知識論的著作,慢慢吸收、消化,而營構自家的知識論的理論體系。其中有三個人的成績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也是我在本書中要述論的。他們是張東蓀、金岳霖和牟宗三。先說張東蓀。張氏稱自己的知識論為多元主義的知識論。所謂「多元」是兼收直蓄之意,即是,張東蓀廣泛地吸收西方知識論的優良成分,其中包括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康德的綜合主義的知識論思想。他尤其欣賞康德的實用主義(他喜歡以「唯用論」名之),都融入他自己的思想中,而成為一個指涉廣泛的外延(extension)的知識論系統。
不過,他也強調自己畢竟與康德不同。它不像康德那樣把規矩、格式純歸於主觀,以外界不具條理。而是主張外界也有其條理。另外,他讀書廣博,除了具有哲學方面的知識外,也留意及當時流行的心理學與社會學的問題。由於他強調知識論的多元性格,這便讓人較難理解他在知識論方面的特性所在。不過,有一點是必須確認和肯定的,即是,他把認知對象由質實的、固定的物體作出架構性的轉向。他視認知對象為一種架構構造,是虛的,不是實的,這便讓他的知識論從實在主義移挪到懷德海的機體主義方面去。他也傾向以事(event)來說認知對象,而不以質體(entity)來說。這是他在知識論上的比較獨特的貢獻。
吳汝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