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莎士比亞說：「智慧裡沒有書籍，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我徹底地服膺了莎翁這句具有高度「閱讀、學思與書寫」的意涵。尤其在歷盡人世的滄桑多變之後，更能感受出「人無法選擇自然的故鄉，但人可以選擇心靈的故鄉」。
心靈的故鄉正是「經典名著」，它是可以如杜甫所言的「不廢江河萬古流」。「經典名著」固然可以其實我們選擇閱讀的書，也可以不限於所謂的「經典名著」。俗話說得好「開卷有益」，養成喜歡閱讀的好習慣，就可以溫暖我們的心靈故鄉。
回溯我自15歲省立後壁初中(今改制國立後壁高中)畢業以前，都留在臺南市比較文化封閉的偏遠鄉下度過，直到高中聯考進入剛從臺南一中新化分校改制的省立(今改制國立)新化高中就讀，那是我第一次離家在外寄宿念書，如果我記憶沒有錯誤的話，那是我真正認識、想開始接觸胡適作品的年紀。
當時同我租屋在臺南市新化鎮(今改區)大河溝邊的一戶寄宿家庭的另一房間宿友，他高我一屆，是高二唸社會組的田健明。他長得瘦瘦高高的平日喜歡拿著《自由中國》、《文星》等雜誌，和《文星叢刊》出版的蔣廷黻、李敖、龔德柏等人作品，我非常羨慕他自由自在閱讀的逍遙，迄今我都還記得他那具有文人獨特的神采。
由於更早之前，我在老家後壁鄉(今改區)附近唸初中時，我就已經開始有接觸一些課外讀物的心得經驗。起先是閱讀我二哥和二姐他們從外地工作和念書放假帶回家裡來的《文壇》雜誌，和《羅蘭小語》等散文集方面的書刊，我也都會利用他(她)們在閱讀之餘的空檔，趕快借過來囫圇吞棗式的翻閱，我現在的青少年記憶和對嘉南平原鄉愁，或許是從那時期就已經逐漸形成。
高中時期的喜歡上閱讀，那時我可能還無法體會和想像詩人拜倫（Lord Byron, 1788-1824）說這句：「一滴墨水可以喚起千萬人的思考，一本好書可以改變無數人的命運」的深意，但我的確是希望能透過閱讀來接觸外面的世界，和來改變自己的觀念。不論當時我自己是否能真正完全的讀懂買來的那些書，然而我堅信那都會是「開卷有益」的，尤其是對一位幼年生活在鄉下的小孩子來說，那是多麼滿懷著一股對於追求新知的喜悅。
高一下學期我轉學回到由臺糖公司設校在新營鎮(今改區)南光中學，以及高二我又轉學到省立(今改國立)嘉義中學。不斷轉學的原因之一，就是那個時候我已經養成自己買書的習慣，我希望能到比較大城市的書店買到我想看的書。
最先接觸的就是由遠東圖書公司出版的《胡適文選》、《胡適四十自述》，以後又廣泛閱讀【文星叢刊】出版李敖的《胡適評傳》，這是我從青少年時期以來一直喜歡蒐集，和有興趣接觸與胡適有關的作品，從而研究胡適思想和進一步撰寫其著作書目提要的開始。
在這裡我一定要藉這機會向1970年代我在大學時期的兩位恩師表示崇高的謝意，一位是鼓勵我繼續往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的國文老師曹昇教授；另一位是啟蒙我在圖書館學領域的圖書館學系主任藍乾章教授。在本書內容有部分書寫方式，是我整合二位恩師的專業治學方法，從字裡行間也處處記下我這麼多年來對二位恩師的難忘與感懷之心。
本書第一部分「《近代學人著作書目提要》補述」的文字，是收錄〈胡適1970年代重要著作書目提要的補述〉，與〈近代學人1970年代重要著作與胡適的文化記述〉兩篇。我係採取圖書館學的研究途徑，和檢證我個人經驗的歷史方法，記述1970年代前後胡適與其他學人之間重要著作的文化互動。
1970年代前後我的構思撰寫《近代學人著作書目提要》階段，我大量購讀近代學人的重要著作，特別是包括當時還被政府列為禁書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李‧何林《中國新文學研究參考資料》(原名為《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地平線出版社編審的《唯物辯證法論戰》等等。
也因為有這麼一段年少輕狂時期的理想，儘管後來我有一段長達20年的時間未能完全留在學術界，但是當我在其他領域工作打拼的時候，例如1980年代後期和1990年代後期我的分別在《臺灣日報》撰寫專欄，和《中央廣播電臺》主持知識型節目時，我都非常受惠於當年所蒐集的豐富資料與文獻。
本書第二部分「中華儒家文化」的文字，是收錄〈余英時人文主義的通識治學之探討〉。有關這篇論述，我應該要感謝余英時通識史學方面的著作和論述，他和胡適自由主義思想迄今一直影響我的處事與治學。
特別是我在警大講授「臺灣治安史」課程的期間，我經常會陷入思考臺灣人歷史的幾經政權更迭，面對各階段不同的國家政府、社會秩序與庶民權益之間的複雜關係，讓我腦中不時浮起英國艾克頓(John Acton, 1834-1902)為什麼會說：「流亡是民族性的育嬰室，一如壓迫是自由主義的學校」的這句話來。
警大通識中心提供了我多年來，在教學上無限寬廣思路與靈活應用的環境，我也全神貫注於把握可以自由思考與文字書寫的寶貴時光。儘管有時候自己也難免會陷入沈光文（1613-1688）的心境。這位夙有「臺灣孔子之稱」的儒生，在他寫的〈戲題〉詩：「十五年來一故吾，衰顏無奈白髭鬚；只應遍處題詩句，莫問量江事有無」的感慨。
本書第三部分「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文字，收錄〈徐復觀激進的儒家思想與本土化思維〉一文，是我敘述了徐復觀早期的從事政治與軍旅生涯，50歲來臺定居臺中之後，完全脫離了政治圈的專任教職，展開他後半生的學術研究與文化評論的生活。
我自己在1970年代從恩師曹昇教授的薦讀《孟子正義》，和接觸胡適、錢穆、徐復觀等人的著作。我現在回想自己在構思撰寫《近代學人著作書目提要》的階段，是抱定自己未來是要以學術研究為志業的。
然而，人生不能如自己規劃的事十常八九。我在服完兵役之後的1970年代後期，原本想先留在圖書出版界謀生，兼以增加自己工作的磨練機會，但工作幾經波折下來，給我命運帶來轉機的是當蔣經國執政推動「吹臺青」的取用本省籍青年階段，我因緣際會在「本土化」的政策下，有幸參與了政府體制內的工作。
這一階段的就業、成家與成長，乃至於後來赴國外進修的歷程之後，我就如同徐復觀50歲時候的轉換跑道機運，得以專心地在大學從事於教學與研究，過著閱讀、學思與書寫的平靜生活。也因為自己早年的認同和接受政府「本土化」政策，更讓我感佩於徐復觀對於儒家思想在臺灣本土化的激進思維。
而在我人生進入古稀之年的時刻，讓我有機會自由來表達了我對於當前國家發展的看法。我願意用18世紀法國文學家，也是一位自由主義者的思想家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 1767-1830)。他剴切的指出：體制和統治思想一致所產生的所謂穩定政治的掌權者、主政者，將遭歷史見棄，趨炎附勢者也會一陣風般消失，為保有尊嚴和勇氣的文學創作者，得到最後的勝利。
人類偉大思想史家的任務就是要在時間洪流中，釐清研究對象的起源、演變，在當時的意義及現代的意義。我對於審修自己過去所發表過，有關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方面的一系列論述，之所以選擇從「歷史整合性」與「相互主體性」的思維與研究途徑，就是我認為這才能掌握臺灣全面而宏觀的歷史脈絡流變，也才不致於陷入片段而偏頗的絕對狹隘思維。
所以，我會擁抱中華文化主體性和中國儒家思想的可貴資產，因為我堅信21世紀將是有賴先秦儒家自由民主思想的根苗與茁壯，來達成全人類世界和平的理想。
現在我檢視拙作《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我也將前五卷的全部篇章目次附錄在本書的最後。我誠摯地希望有志於研究臺灣政治經濟思想史等相關議題的讀者，可以從中觀察和檢索自己所要研究的主題，這也是我學習圖書館學領域的應用，希望給讀者帶來閱讀、學思與書寫的捷徑。
在這裡，我要引用胡適常用《老子》的話：「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其〕器長」，更也要學習大儒顧炎武（1613-1682）「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的認真精神，和一步一腳印的「閱讀、學思與書寫」功夫，或許可以做為我們從事人文主義通識治學者的座右銘，體會人生真正的價值只有在正確的地方，才會顯示出正確的價值。
這亦正凸顯著為探究或拯救人類思考的，除了經濟學上的謀取最大利潤、政治學上的講求權力分配，和社會學上的強調公平正義之外，千萬不要忽略了我們要追求人文主義的根本價值，因為唯有從我們自己的內在體驗，不僅僅是自己具有生存與生活的人生意義，更是要彰顯整個宇宙的意義。
這也是我為什麼要特別凸顯本《論叢》(卷一)的從資本主義與市場篇來論述起，透過(卷二)的社會科學與警察篇、(卷三)的自由主義與民主篇、(卷四)的民族主義與兩岸篇，(卷五)的臺灣治安史略等五卷之後，特別以(卷六)人文主義與文化篇嘗試來凸顯我的「所學、所思，故我在」的奮進人生，和我對國家社會服務的一股熱忱，還敬請仁人君子多所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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