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形式與歷史 (電子書)

版權資訊
「東亞·思文叢書」學術委員會
「東亞·思文叢書」緣起
致讀者——中譯本作者寄言
作為制度的「文學」與作為歷史研究對象的文學
一、「日本文學」、「國語」之現代性、意識形態性
二、文學與歷史之間：在21世紀重讀夏目漱石
明治日本近現代文學起源之文體學、敘事學考察
三、多聲調交織的糾葛體「敘事」——明治日本小說《浮雲》的描述句
四、作為故事的文體與作為文體的故事
五、視點和「敘事」的審級——明治初期翻譯文學中的自然與文體
六、「敘事」第一人稱與「記述」第一人稱——明治二十年代第一人稱小說百態
七、書寫體的時空——相對性理論與文學
八、「閱讀」的夢想
九、文體與自我身分——近代「標準語」和文學性語言
附錄 本書所選文章出處
探討「歷史的詩學」
譯後記

致讀者——中譯本作者寄言

　　本書主要論文收錄自同時出版於1988年4月的《作為結構的敘事》和《作為文體的敘述》兩書，其餘論文則收自其他著作。上述兩書所收錄的，幾乎都是我在二三十歲剛從事研究活動時寫下的文章。
　　進入21世紀後，我所寫的幾本書都被譯成中文。在我迎來還曆之年時，本書的編者們從我最初的兩本著作中挑選出論文來，大概是要讓我回到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的出發點，對編譯者如是意圖，作為回應，我想說明一下在撰寫本書這些論文時的問題意識及其在當下的理論輻射。
　　1970年代末，我選擇了日本近現代文學作為自己的專業研究領域。這一時期，該領域迎來了方法論上的大轉換。截至1960年代中期，兩類研究分工明確。一是憑藉資料，從實證角度來從事作家的傳記研究的學者，二是評價小說價值的評論家。典型的例子是在一個作家被分配一卷的那種文學全集中，通常是由評論家來撰寫導讀，由實證研究的學者來撰寫年譜。
　　從1960年代至1970年代，「文學史會」的同人諸如越智治雄、野村喬、平岡敏夫、三好行雄等研究者們傾盡心力，發表了兼具實證性和批判性的研究論文。東京大學文學部國文科史上第一位近現代文學專業教員三好行雄相繼發表了作家論《島崎藤村論》（至文堂，1966年）和作品論集《作品論嘗試》（至文堂，1967年），對日本近代文學研究領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但是，三好的「作品論」被實證研究的學者們揶揄為「一本袖珍本在手就能完成的研究」。「作家論」與「作品論」、傳記性「實證」與作品「精讀」，這種對立模式被帶進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者共同體時，對其帶來巨大變革的乃是日本文學研究家前田愛（1931—1987）。進入七十年代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的思想以及以羅德曼（Juri Lotman，1922—1993）為首的莫斯科塔爾圖學派（Tartu-Moscow Semiotic School）的符號學理論相繼被翻譯成日語。前田愛吸收了這些知識，依憑「都市空間論」來對日本近代小說的代表作進行了重新解讀，令人耳目一新。
　　將現實歷史中的都市空間話語的集合當作文本，以從中建構起來的超文本來定位小說的話語，前田愛的這一方法一下子打通了此前的符號學理論和結構主義中的語境與文本的關係，扭轉了此前固定的閱讀方法，開拓了形式多樣的閱讀可能性。
　　在同一時期，我的恩師北海道大學的龜井秀雄教授開始在雜誌《群像》上發表一系列關於明治初期文學表達的研究文章。這些文章後來收錄在《感性的變革》（講談社，1983年）一書中。我研究的問題意識就在於龜井的如下發言中：「為何近代小說的作者們會拋棄從漢文體風俗志到《浮雲》所具有的潛在的敘事者？必須從這裡開始追問日本近現代文學的根本。」（《被抹殺的無人稱》，《群像》，1978年4月）
　　1978年是我寫作碩士論文的一年。收錄在《感性的變革》中的論文，也是龜井以講義的形式指導我的碩士論文時的內容。作為第一線的評論家，龜井相繼發表了大岡昇平論、小林秀雄論等論著，這些都是最前沿的工作。我的碩士論文必須超越他。我的碩士論文的目的就在於要弄清楚日本明治時期言文一致文體白話文日語文體的先驅作家二葉亭四迷（本名長谷川辰之助，1864—1909）的小說《浮雲》的文體，這一文體在明治十年代後期至二十年代（1880年代至1890年代）的小說表達史中居於何種地位。我早期的論文就是將碩士論文的各個章節作為單獨論文整理而成的。
　　《多聲調交織的糾葛體的「敘事」——明治日本小說〈浮雲〉的描述說明句》是以碩士論文中理論性及實踐性的核心章節為基礎而撰寫的單篇論文。表面上引用的是埃亨鮑姆（Boris Eikhenbanm，1886—1959）關於果戈里語言音義的理論，但是，讀者馬上就能明白論文的理論性支柱乃是俄羅斯文學理論家米哈伊爾·巴赫金（Mikhail M. Bakhtin，1895—1975）的複調理論。在集作家與俄羅斯文學專家於一身的二葉亭四迷那裡，產生了何種語言的複調糾葛？在釐清這一事實的過程中，我留意到二葉亭四迷作品與江戶時期（1603—1867）後期市井文學作家式亭三馬（1776—1822）的滑稽小說、幕末明治初年的相聲家（「落語家」）三遊亭円朝（1839—1900）的落語速記本、俄國諷刺文學作家果戈里（1809—1852）的小說等之間的複雜關聯，我在這些無論是時代、地域甚至語言都各不相同的複數文本的相互關係中探討《浮雲》這部小說文體的生成。在這裡依據的也是巴赫金的理論，他的理論探討了透過複數體裁的相互干涉而生成的新的表達樣式。我並非是為了順利通過碩士論文的審查，才抬出當時在日本還不太為人所知的巴赫金的。
　　在《作為糾葛體的「敘事」》中，我論述了明治時期著名作家二葉亭四迷的小說《浮雲》描寫敘述部分和主角內海文三的獨白這兩種完全異質的文體相互促使對方變形的過程，還闡明了這樣一個事實：當描寫敘述部分將文三的內心世界像內心獨白般地傳達給讀者時，這會與獨白文體相牴牾，兩者會相互干涉，創生出與之前的描寫說明句和獨白都完全不同的獨特的文體來。兩個以上異質的文體相互對立，《浮雲》因為敘述了丟掉官吏職位的男子的內心世界，從而創生了在此前的立身出世型書生小說中不曾見過的批判性地將自我對象化的「反主角」，而與此前的小說迥然有異。
　　描寫說明句和作品中人物的獨白之間相互對立的對話在生成嶄新文體的同時，也創生出與此前異質的主角來。結果，故事框架發生了極大的改變。《作為故事的文體與作為文體的故事》論述了在《浮雲》這部小說中，文體、主角和故事三個層次相互干涉而發生巨變的過程。此外，本文也指出了小說文體和主角在越界推動故事方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一事實。
　　在《浮雲》中，二葉亭四迷之所以能夠創造新的文體，乃是因為他是屠格涅夫的《幽會》和《邂逅》翻譯者。這兩篇作品都收錄在《獵人日記》中。幾乎常年生活在巴黎的屠格涅夫諳熟拿破崙戰爭之前曾是沙俄貴族公用語的法語，所以，熟練地使用了切合場面的出場人物的內在知覺、感覺的表達技巧，這些技巧來源於當時最前衛的法語小說，屠格涅夫並透過將其翻譯成俄語而創生出新的俄語散文來。
　　《視點和「敘事」的審級——明治初期翻譯文學中的自然與文體》一文，論述了翻譯如何創生出新的文學表達的事實。在該文中，我之所以將「自然」作為問題來研究，是想將現實和語言的關係理論化。作為自然的人的身體在與外界的自然相關聯時，會產生知覺及感覺性的刺激，但如何用語言來表達它呢？此事一旦被方法化，就能將「視點」、「焦點」等問題理論化，也能夠分析控制兩者距離的小說表達方法。
　　法國作家古斯塔夫·福樓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曾在《包法利夫人》（1856年）的法語表達中，確立起將作品中特定人物的知覺和感覺焦點化的表達方法。這一方法在日本近現代文學中被創造出來，則是在1880年代末了。
　　1887年，明治時期的作家饗庭篁村翻譯的美國作家埃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的《莫爾格街謀殺案》和《黑貓》連續在《讀賣新聞》上發表，其意義可謂重大。其時，第一人稱表達被稱作「自傳體」。《「敘事」第一人稱與「記述」第一人稱——明治二十年代第一人稱小說百態》一文，論述了同時代的文學家們對此種第一人稱表達的關心，同時也指出他們在語法上本來缺少人稱區別的日語中，大膽地凸顯人稱來表達，這可謂是開拓了近代日語表達可能性的一次嘗試。
　　承接了1880年代末這一表達狀況的緊張感，在1920年代，日本新感覺派作家及小說理論家橫光利一（1898—1947）、京都學派代表性哲學家西田幾多郎（1870—1945）等試圖以夏目漱石的理論著述《文學論》（1907）為媒介來構建自己的表達理論。《書寫的時空——相對論與文學》一文對此做了評述。現在看來，包括怎樣才能評價愛因斯坦這一問題在內，我堅信本文抓住了2011年「311」大地震之後與嚴酷現實的對峙中所叩問的諸多問題。橫光利一和西田幾多郎在同一時代試圖建構的文學觀，在日本的當下尤為重要。
　　將讀者閱讀由文字所表象的文學文本的過程理解為時空連續體或四維連續體，力圖將在此所生成的人的意志作為力量場來加以分析，這一情形不僅止於本篇論文所提到的詩人及理論物理學家石原純（1881—1947）、新感覺派作家中河與一（1897—1994）、評論家小林秀雄（1902—1983）等人，也同樣為詩人、童話作家宮澤賢治（1896—1933）這樣的表達者所共有。
　　我將從19世紀末——日本近代小說的形成期——至1920年代的小說納入研究範圍，我開始有意識地將兩種方法結合起來：第一個方法乃是對某個時代的文本進行歷史、文化的理解進行話語分析；第二個方法是將與文學文本的語言相關的讀者的讀書身體區分為復合文本和多樣文本，藉此來展開關於閱讀行為的論述。我斷定作為潛在的文學文本和讀書的身體在一次性的邂逅中所形成的時空中是可以進行文學評論活動的。《「閱讀」的夢想》正是這方面的嘗試。自這篇論文以來，已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了，該文最大的缺陷在於交流圖式中連接資訊發出者和資訊接受者之間的「符碼」、「語境」、「聯繫」成了單一的共有圖式。
　　這個圖式隱蔽了在資訊發出者和資訊接受者之間，經常會有壓倒性的、非對稱的力量關係的落差這一事實。圍繞著「符碼」、「語境」、「聯繫」，資訊發出者和資訊接受者的關係，總伴隨著權力鬥爭和階級鬥爭的歷史現場，這在今天也依然如此。
　　作為這個鬥爭的現場，在某個特定的讀者以及被該讀者閱讀的文學文本之間，必須設定一個在該論文中引用過的、井筒俊彥引用佛教唯識宗術語所說的寬廣而深遠的「語言阿賴耶識」領域。
　　所謂的「語言阿賴耶識」，「從根源上說已超出個人心靈的界限。」也正因為如此，「它必須是作為集體潛意識領域而被表象的東西：從水平範圍來看，超出個人的體驗範圍向外擴散；從垂直角度來看，包括此前所有人曾經歷過的鮮活體驗的總和」。這一認識在「311」大地震之後的世界尤為重要。
　　在當今的日本，「311」的經歷已從多數人的記憶中滑落至忘卻的深淵。在我看來，銘記「311」，透過語言來詳細地檢證所有的事件，這是我們在21世紀活下去的唯一方法。在這個意義上，本書開篇的漱石論雖然是在「311」之前寫下的，但我認為即便是在「311」之後也不需要更改一個字。我確信在那裡就有一條在21世紀活下去的道路，我衷心希望能和本書的讀者一道分享這一信念。
　　本書第一部分的兩篇文章選自我的《ゆらきの日本文學》一書，它們涉及文學的歷史性、倫理性的問題。將這兩篇論文收入以文學的形式論為主要內容的本書，我個人覺得是必要的。因為形式的問題終究是我們追究歷史性、倫理性的方法或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