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國的崛起,正在改寫21世紀的人類歷史。許多人都在設法理解中國這場變化的動力與性質,希望預見它的方向以及對世局可能帶來的衝擊。中國所走的發展路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觀察與評價。東西歷史上大國崛起的殷鑑不遠,德國與日本都是血淋淋的教訓,當然值得參考。一部分中國知識人對於中國歷史傳統的挖掘與詮釋,包括政治儒學以及帝國─天下論,正在滲入當代中國的自我意識,也需要正視。而中國如何處理它與疆域內外的各個小民族、小社會的關係,也將反映中國自己的身分認同以及倫理意識,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究竟內容形成考驗。本書所收的幾篇文章,分別在這幾個問題上提出了深入的剖析與判斷。
《思想》一向關注中國大陸的發展前景,衷心盼望新中國能成為推動世界和平與進步的主要力量。但除了盼望,我們也深自警惕,一個國家要有容乃大,需要它的知識分子保持清明的理性,培育寬厚的公共文化,在各種世界觀與價值觀之間開拓共享的公共空間,維繫反思與批判的餘地。如果有知識人缺乏現實感與責任倫理,好走偏鋒,不惜以「異想天開」的方式指點民族走向歧途,對現實、對知識都不夠尊重,對生民苦難不夠在意,就特別需要其他知識人提出辨析與批評。孟子嘆:「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思想》一向設法與各地讀、寫中文的知識界保持聯繫,促成討論,目的也是為了建設這樣一個商榷與批評的平台。本書所收的各篇名家文章都曾在《思想》發表,說明了我們對這件工作的重視。
陳宜中先生從《思想》創刊起即擔任編委,為這份刊物貢獻良多。當年他付出時間與心力,對十餘位大陸的重要知識人做專訪,先後集為《中國關鍵七問:憂思者的訪談》(2013)與《中國轉型六問:富國強兵之外》(2016)。這兩冊訪談集,加上現在這本《大國的想望》,共同見證了海內外知識分子對中國之當下以及未來的警惕與關懷。這種心情,「憂思」二字確實恰如其分。
錢永祥
編者序
本書所收入的七篇文字,皆曾刊登於聯經《思想》季刊。自2006年創刊以來,《思想》刊登了大陸學人許多文章,而其目的不僅在於提供發表平台,更希望主動參與大陸知識界關於中國走向的討論,期能在思想文字的切磋過程中,帶入具台灣特色的問題意識和更寬廣的東亞視野,以促共同進步。
此次以「大國的想望」為題,收入子安宣邦、葛兆光、梁治平、王超華、沈松僑、張倫等七篇力作,與《思想》的價值關懷是有關的。從發刊的第一天起,《思想》期盼兩岸能和平發展,中國大陸能逐漸成為一個還權於民、還富於民、政治清明、善待弱勢、敦親睦鄰的大國,而不是以富國強兵壓倒一切的東方門羅主義者。
但環顧今日的東亞與世界、中美關係與兩岸關係,我們距離這個初衷似乎是更遠了,而不是更近了?
子安宣邦指出,明治維新是一種國家主義色彩強烈的近代化變革,催生出天皇制集權國家,終至帶來戰禍。這讓我們警醒到,當今的中國也正走在富國強兵的國家主義道路上,尤須以史為鑑。晚近,一些大陸學者在強國夢的召喚下,重提「天下」。或訴諸康有為,倡議政教合一的儒教新政。針對天下論述,本書收入葛兆光的犀利批判,以及梁治平的全面分析。葛兆光另深入考察了大陸新儒學的政治訴求。
大陸當局正在貫徹大一統的國族主義。王超華和沈松僑對世界著名的民族主義理論家本尼迪克.安德森的訪談,以及王超華紀念安德森的專文,皆饒富參考價值。張倫則從現代性轉型的長程視野,申論中國的進步繫於現代主體的再生,而非國家的再集權化。
作為編者,我還有以下兩點想要交代。首先,這七篇文字在集結成書前,都經過仔細的再次校對。此外,其作者皆曾應邀於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的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發表演講。就此而言,本書除了是《思想》季刊的文章精選,也是政治思想中心的演講者文集。
最後,儘管顯得有些累贅,我還是要特別感謝《思想》總編輯錢永祥先生、聯經發行人林載爵先生,以及中研院人社中心的蕭高彥主任。沒有他們的長期支持與鼓勵,此書不可能問世。
惟希望這本書對兩岸三地、華人世界的青年,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是為編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