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氣象、科學家：從政權治理到近代大氣科學奠基，奧匈帝國如何利用氣候尺度丈量世界 (電子書)

推薦序（一）　令世人驚嘆的氣候治理遺產

◎范玫芳

（陽明交大科技與社會研究所特聘教授、英國蘭開斯特大學環境變遷與政策博士）

　　當前人們日漸察覺到氣候有了巨大的變化，而且災害頻繁的發生。氣候異常現象儼然成為每天新聞固定出現的報導，也成為日常生活的話題。然而不同的群體與個人如何著眼、思考與認定氣候變化的標準和方式都會不一樣，要如何尋找出能夠橫跨所有群體都能接受的共通行動方案，不僅是政治問題，同樣也是科學問題。

　　我們看到無數科學家、政治人物和各界的意見領袖為氣候議題進行永無止盡的辯論和相互質疑；有成立已久的國家研究部門和專責的國際機構針對氣候變化執行無數的研究、觀測、實驗調查、管理評估和定期舉辦國際會議，各國走上談判桌協商並制定出期許能夠共同達成之目標；更有無數的產業、工作和生活模式正圍繞著氣候變化做各項積極嘗試或是勉為其難的轉型，這一切都仰賴著所有人對氣候科學的共通知識基礎。然而，儘管人類文明面貌由古至今深受氣候環境所制約，姑且不論至今人類尚未能真正準確掌握關於氣候的全部變化和實相，那在一百五十年前，當世界都尚未出現共通的氣候科學標準時，試圖架構、探究和表述氣候的科學家們在想與在做的又是什麼呢？本書作者帶著我們回到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揭開現代氣候知識在歷史起源上的真正面容，詳細考察出當年研究氣候動態的科學家們，是如何在一個既一統又高度分歧的特定帝國脈絡中，建立起具備現代特徵的氣候科學。

　　本書作者黛博拉．柯恩教授是美國耶魯大學科學史名家，在現代物理、環境科學史和中歐智識與文化史的研究領域中，都有著非常精湛的研究成果，本書是第一本聚焦在人類尚無法以電腦運算模擬、演算與推論氣候動力時代的近代氣候學科學史研究，原書的主副標題鮮明表達出作者想要探究的三位主角是：科學、帝國和尺度。在這裡科學指的是氣候科學、帝國指的是奧匈帝國，然而最重要的則莫過於「尺度」這個相當抽象的科學概念。

　　對遠在東亞的臺灣來說，本書有幾個獨到之處值得介紹。首先，奧匈帝國或許是比較經常現身在近代國際關係和外交史上的熟悉名字，她出現在歷史舞台的廣泛形象，通常是作為一個與當時風頭一時無兩的德意志帝國利害關係極為密切，又有所對比的古典保守強權，然而奧匈帝國的開始和結束不僅是歐洲歷史上的大事，意外的土崩瓦解更是牢牢地連結著近代史上衝擊全人類文明的極重要事件，因此在大眾作品和傳統理解中，對於其充滿戲劇性結局的興趣和研究產量，可能遠超過於深入考察其如何維持國祚、內部的自然風土民情與流竄其中各種觀念的運行。本書的問世則正好從科學史和文化史的角度，有力地填補了對此理解的空白之處，引領讀者看到奧匈帝國中的科學工作者們在其特定的時空地理環境條件下，留給往後全人類的科學貢獻與智識遺產。

　　其次，由於「奧匈二元帝國」幅員廣大，境內包含有十數個不同民族之多，每一個民族皆未能占得過半以成為絕對優勢群體，這不但使得設法調和境內各個民族關係與利益成為帝國最首要的任務，也讓奧匈帝國將多數心力投置在國內和歐陸本身、中南東歐地區乃至於對俄國的事務上，因此在海外版圖競逐的殖民者形象上，其色彩也相對於其他列強顯得淡了許多。奧匈帝國內部的民族和地域多元性雖使其疲於奔命，然而也正是這個特徵對應了現今國際政治和複雜多變的局勢，因此能提供適切的洞見與深刻反思。

　　第三，當前豐碩的科學史研究成果已讓我們意識到：即使是再抽象的科學概念和與之相聯的成套觀念，都難以脫離它的使用背景、認識架構、策略目標、技術媒介以及出於一連串實作過程中的考量因素而被單獨理解。有來自無數個不同專業領域的科學工作者們遭遇到如何認識氣候動力的挑戰，他們絞盡腦汁設法處理的研究對象既非一個問題明確、方法範圍早已被界定好的學科領域，也不是一個穩定、有限、擁有恆常秩序的客體，同時也需要回答帝國所出的棘手政治功課與難題。他們是如何打造與協商出一套能夠彈性調整收放多元內容的共通衡量標準，並要能跨尺度地整合帝國內部自然多樣性，繼而滿足收納整體和局部的期待，如此一來，氣候科學方法就有了與國政問題相互接聯的可能性。

　　這是一本值得所有關心地球上所發生各種環境與氣候變化的人士，仔細閱讀品味的好書。篇幅和主題涉及到的知識質與量雖然浩繁縝密，但仍富有相當生動的情節書寫、內容架構紮實完整、題材選擇具有新意、理念洞見蘊含深刻，並有著緊密貼合當代關懷的問題意識。本書不僅是科學史、環境史、科技與社會研究、環境政治的學者和學生必讀的經典巨作，也值得推薦給探索氣候知識奧秘的愛好者，不論是對人文歷史、自然科學或是社會科學感興趣的讀者，相信皆能從本書獲得相當豐厚的啟發。

推薦序（二）　情動的氣候

◎洪廣冀（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截稿前夕，我搜索枯腸，不知該如何推薦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黛博拉．柯恩這本書（直譯為《運動中的氣候：科學、帝國與尺度的問題》）。突然間，我注意到一則外電消息。十月五日，瑞典皇家科學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宣布，美籍日裔學者真鍋淑郎與德國科學家哈塞爾曼（Klaus Hasselmann），因其提出「地球氣候之物理模型，量化變異性，且可靠地預測全球暖化」，榮獲二○二一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消息一出，氣候學界奔相走告；因為，這是諾貝爾物理學獎自一九○一年設立以來，首度頒給氣候學者。

　　我讀著相關新聞，心想這是天賜良機。有了諾貝爾獎的加持，說不定更多讀者會對柯恩這本好書感興趣。柯恩目前任教於耶魯大學歷史系。哈佛大學物理學系出身的她，先至劍橋大學攻讀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碩士，再至哈佛大學取得科學史博士學位。極可能是因為其文理兼修的雙重背景，讓她在從事氣候學史研究時，既能為讀者解說氣候模型背後的邏輯，也能信手捻來小說、戲劇、隨筆、繪畫等材料，論證氣候是如何誘發人們的想像力、野心、焦慮與激情。本書於二○一八年出版後，廣受好評；不僅《自然》（Nature）這樣的學術期刊，包括《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大西洋》（The Atlantic）也都專文推薦。二○一九年，柯恩以該書獲得科學史學會（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頒給學術書籍的最高榮譽：輝瑞獎（Pfizer Award）。得獎理由為：「科恩以一種引人入勝的語言，適當地將在地細節與綜合概述聯繫起來，且令人信服地讓我們思考，氣候最初已經與政治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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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即便此書成書於真鍋與哈塞爾曼教授得獎之前，柯恩要回答的問題正是，讓當代氣候研究如此獨樹一幟的理論與實作，即多尺度的分析、人類活動之於大氣系統的影響、為全球氣候建立模型等，究竟是在何時、又在何處出現的？她的回答出人意料。當既有氣候史研究者多把重心放在二次戰後以計算與測量技術領先全球的美國，不然就是十九世紀末期在各殖民地設置氣象觀測站的大英帝國，柯恩主張，研究者得把目光移往陸上，且把時間更往前挪移；她希望研究者多多關注一個曾在中歐叱吒風雲、然於一次世界大戰後分崩離析的陸權帝國：奧匈帝國。

　　為何是奧匈帝國？又為何在奧匈帝國？柯恩指出，對帝國統治者哈布斯堡王朝而言，「氣候學的目的不在探索某一片黑暗大陸，而是要在變革的陣痛中重新想像一片已知的大陸」。她寫道，「在長達七個世紀的歲月中，透過政治婚姻與戰爭，哈布斯堡王朝獲得了許多龐雜相連的王國、公國與侯國」。在全盛時期，她寫道，王朝的領土跨越九條經度，地形錯綜複雜；從福拉爾貝格（Vorarlberg）的阿爾卑斯山高峰，至第拿里阿爾卑斯山脈（Dinaric Alps）的塔峰；從阿爾卑斯山和喀爾巴阡山的高山草原，至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的岩岸與喀爾巴阡盆地的沼澤（頁四三至四四）。當自然地理已是如此複雜，人文地理的歧異也不難想像。依照柯恩，昔日的奧匈帝國至少就包含十個以上的語言群，分佈在今日的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波蘭、義大利、羅馬尼亞境內。哈布斯堡王朝的難題因而是，該如何治理此紛雜多元的自然與人文？

　　柯恩的回答是：異中求同。她表示，當同時代的統治者追求標準化與單純化，抹平在地差異以求一以貫之，奧匈帝國的統治者反其道而行，凸顯在地差異後，從中找到最大公約數。柯恩引用十九世紀奧地利歷史學家與帝國顧問約瑟夫．奇梅爾（Joseph Chmel）的話來說明此整體國家（whole state, Gesamtstaat）的概念。奇梅爾勉勵同時代的歷史學家為帝國寫史。所謂的帝國史，奇梅爾強調，不是以帝國為唯一尺度的歷史；正好相反，他認為帝國史家得結合地理學、氣候學者、動物學、植物學等的成果，先揭露區域尺度的複雜性，再依序探討在帝國統治下，各具特色的區域是如何被整合為單一帝國之中。藉此由下而上、從部分至整體的書寫，他表示，帝國將被呈現為「一種最了不起的自然現象，是解決令人生畏之自然問題的方法」，且「最多樣化的民族與教育水準〔得〕結合在一個國家中」。奇梅爾期待，「此一新的帝國史將恢復哈布斯堡王朝自一五二六年以來藝術以及科學的發展，並將促進「奧地利疆域上的知識統合」（頁六三至六四）。

　　異中求同的治理術也滲入柯恩稱為「帝國─王國科學家」（imperial-royal scientist, kaiserlich und königlich scientist）的群體。這些科學家多在帝國中擔任公職，以揭露在地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多樣性與變遷為職志。值得一提的，按照十九世紀自然哲學的判準，這群帝國─王國科學家是相當「不務正業」的一群人。鑽研大英帝國之植物學的科學史家Jim Endersby指出，不少十九世紀最富盛名的科學家，對在地差異是不屑一顧的；在他們眼中，在地差異是稍縱即逝的，不是自然哲學研究的重點。影響所及，Endersby指出，長期主掌英國皇家邱園（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的虎克（Joseph Hooker, 1817-1911）便認為，那些醉心探索帝國各角落之植物相（flora）的民眾，充其量是個採集者（collector）；採集者該做的，是得把標本交給像他這樣在帝國中心任職的哲學家，由他們來判斷，不要妄自分類，更不用妄想自己可從中提煉出什麼自然的大道理。

　　奧匈帝國的帝國─王國科學家則不然。在柯恩筆下，他們勤跑田野，且在博物館、標本館、植物園、動物園中構思能統合田野材料的溝通與呈現方式；他們推動科學研究的專業化，同時也鼓吹由下而上的「公民科學」；他們以帝國為尺度思考在地的意義，同時也以在地觀察到的現象，批評帝國的某些施政恐怕已造成氣候變遷、風災水患的苦果。柯恩指出，允為當代氣候學基礎的動態氣候學（dynamic climatology）即在如此多尺度與跨尺度的研究與對話中產生。柯恩反對勝者為王式的輝格史觀或天真之技術決定論。以她的話來說：「關於人類行為對地球變化之重要性的科學判斷並非來自獨特的感知能力，也不是來自個人的智慧。這並非源自誰的靈光乍現，而是一個尺度縮放過程的結果」（頁五五七）。柯恩要說的是，若無奧匈帝國的科學家證明尺度是可以跨越與縮放、且不同尺度的分析可以並存，再優秀的觀測技術，又或者再多的資料累積，恐怕都難以為功。柯恩也告訴我們，雖說帝國─王國科學家的研究風格一開始被當成異端，至二十世紀上半業，他們已贏得國際聲譽。一九一○年，在阿爾卑斯山、奧匈帝國與全球之氣候模式的建構上居功厥偉的朱利葉斯．漢恩（Julius Hann, 1839-1921），因其在多尺度的研究成果，被視為諾貝爾獎的熱門人選。在一篇發表在《科學》（Science）的書評中，一位美國學者佩服地寫道，在氣候學研究中，漢恩的作品鶴立雞群，可比「吉薩的金字塔群聳立在尼羅河谷」一般（頁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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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於物理學史、化學史與生物學史，氣候學史為科學史中相對冷門的領域。一方面，當代氣候學仰賴高度抽象、充斥著數字與公式的數值模型，研究者很難將之勾連至科學史研究念茲在茲的主題：號稱「貫穿古今、放諸四海皆準」的科學知識必然是在特定時空中生產出來的，而特定時空中政治經濟條件也必然滲入科學理論的內容與實作。另方面，如前所述，氣候科學以多尺度、跨尺度的分析見長；對於習於以地方、區域、國家或全球等尺度來安排歷史敘事的歷史研究者而言，格外棘手。在這個意義上，柯恩這本書也不只是在撰寫「你所不知道的氣候學史」而已；更準確地說，柯恩是以氣候學史為例，期能帶動歷史寫作的尺度革命。在一篇發表在《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2016）文章中，她以晚近人類世（Anthropocene）於人文社會科學科學界引發的迴響為例，說明當歷史寫作的時空尺度已動輒千百年且不時「跨國」又「全球」時，該是把「尺度」（scale）一詞翻出來好好檢視的時候了。柯恩認為尺度不應被視為「某事的相對大小與程度」，而應是「一種判斷的規範系統」──既然尺度涉及判斷，那麼地方、區域，國家與全球必然不會不證自明。她呼籲研究者將尺度理解為動詞，且是現在進行式（scaling）；不管歷史學者關心的歷史是大是小、是微觀還是巨觀，研究者都要有自覺，這些歷史都是「正在尺度化的歷史」（history of scaling）。在本書結尾，柯恩賦予尺度化更多元豐富的意涵。她寫道，「尺度縮放是一種軀體學習的體驗」，「為了將自己定位於遙遠的地方或是久遠的過去，我們必須依賴他人的知識。這也使得尺度縮放成為一種社會過程，通常以衝突和協調為其特色」。不僅如此，她也提醒讀者，尺度化也是個「情感過程」。她表示，「修正我們對世間事物彼此之相對意義的判斷，就是在形成新的依戀之際，同時放下一些舊有的執著。因此，尺度縮放往往伴隨產生渴望和失落感、異國風情的誘惑以及思鄉的痛苦」（頁五五八）。

　　在閱讀這本書時，讀者當會好奇，當奧匈帝國的統治者、政治家與科學家正致力實踐異中求同的理念時，遠在地球另一端的臺灣，發生了什麼事？十九世紀下半葉，臺灣從大清帝國的邊陲，轉為日本帝國殖民地。一九一○年代間，即奧匈帝國的科學家們開始在國際舞臺上發光發熱，日本帝國則透過土地調查、林野調查、舊慣調查等一系列科學調查，意圖將臺灣迥異的風土民情標準化後，納入一套以日本帝國為中心的治理體系中。一九二○年代，當奧匈帝國崩解，臺灣迎來百花齊放的大正民主時期。至一九四○年代臺灣進入戰時體制前，文人雅士以藝術與文學描繪臺灣各地的地方色（local color）；如蔣渭水等人則組織臺灣文化協會，發出「樂為世界人」的宏願。如同十九世紀的奧匈帝國一般，臺灣也經歷一波波尺度化的洗禮；不僅如此，考慮到臺灣社會至今仍為這個島嶼的過去與未來現在究竟落在中國、東亞、東南亞或世界而爭論不休，此過程依然持續。考慮到臺灣史可說是個反覆尺度化的歷史，假若柯恩精彩的氣候學史對臺灣讀者有任何啟示，那就是提醒我們，尺度化是社會學習的過程，且往往伴隨著肉體與情感的折磨。不過，如柯恩筆下的帝國─王國科學家的故事顯示，只要不放棄溝通，不放棄學習，永遠抵抗將各種歧異與衝突的見解定於一尊的誘惑，我們自有理由期待，這些環繞在尺度化的種種折磨，遲早會開花結實，如〈臺灣文化協會會歌〉所言，「世界人類萬萬歲，臺灣名譽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