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過去思考：與史學大師的爐邊閒談，打造歷史思惟的八場對話 (電子書)

導言
資訊、書籍和思想──安‧布萊爾（Ann M. Blair）
拒絕不證自明──洛林‧達斯頓（Lorraine Daston）
從「中國沒有什麼」，到「中國有什麼」──班傑明‧艾爾曼（Benjamin Elman）
總其技藝、方法為「學術」──安東尼‧格拉夫頓（Anthony Grafton）
哲學史作為一種研究的方式──吉爾‧克雷耶（Jill Kraye）
重新發現地中海世界──彼得‧米勒（Peter N. Miller）
教父學與古物學的交會──讓－路易‧貢當（Jean-Louis Quantin）
歷史與修辭──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
謝辭

導言

　　思想史於一九八○年時本已被視為行將就木。法國史學者羅伯‧丹屯（Robert Darnton）在一份關於思想史和文化史的考察中指出，這個領域已經失去了那曾使它充滿活力的火花。在一九八○年之前的二十年中，法國年鑑學派的社會史在大西洋兩岸贏得眾多追隨者，而且量化方法被視為是歷史探究的至高守則。同時，受人類學的影響，新的研究方向轉向了大眾文化的研究。在許多人看來，觀念史──這個亞瑟‧洛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在一九三○年代所開創的領域──似乎已是往昔的遺跡。當時有誰能預料到，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思想史──針對過去人們思考和求知的成果之研究──會成為歷史研究中最活躍的領域之一？

　　事實上，即使在社會史的鼎盛時期，某些學者仍以一種反主流文化的態度，繼續研究思想活動的歷史。而且他們尋求新的追索方式，無論是通過科學史、人文學，還是政治思想。此後，思想史在文化史寫作熱潮的背景下推陳出新，這種轉變已有不少研究以及頌揚。歷史學家經常將這從一九八○年代開始的變化，概念化為「轉向」（turn）。然而，一個整體性的文化轉向概念，並不能充分解釋思想史的復興，因為思想史的譜系要比文化轉向更為多樣，也更為悠久。它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中葉豐富的學術成果，而當時這些成果同樣也在與更早期的學術成果對話。思想史的再次崛起並不是平白無故的，正好相反，思想史在過去幾十年中的東山再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重新振興自身舊傳統，而且這種振興甚至在社會史擅場時便已在進行。

　　思想史不再被視為落伍，或甚至是食古不化；相反地，愈來愈多懷抱壯志的青壯年學者被思想史所吸引，並且發表了大量創新性著作。這個領域有了愈來愈多的期刊和學術協會，它的現狀和前景在最近引起了一些反省。來自不同領域的洞見，如科學史、書籍史、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和物質文化的研究都豐富了這個領域。「觀念」的歷史在此過程中轉變為「思想」的歷史。思想史不再將抽象事物視為理所當然的研究對象，它開始將思想的運作視為人類活動的一種形式，其代價和成果不只會展現在思想上，也會呈現在個人、政治和社會等各層次上。它不再僅僅將思想歸於孤獨的哲學家或學者，即「天才」，它也不把它們限縮在菁英文化的範圍內。像是「西方」這種涵括範圍極廣的同質性分類，以及對傳統、正典和古典的簡化性概念，都已經變得更加複雜、微妙和異質性。但是，如果對思想活動的研究不再擁抱這些古老的真理，那麼思想活動現在是由什麼構成的呢？思想活動的研究者又該如何定義他們現在的這門學問呢？僅僅將過去過分簡化的敘述複雜化就足夠了嗎？應該用什麼（如果有答案的話）取而代之？

　　《面向過去思考：與史學大師的爐邊閒談，打造歷史思惟的八場對話》提供了對這些問題的一系列反思。本書採訪了八位歷史學家，其中一些人從一九六○年代或一九七○年代起就很活躍，另一些人則是較為晚近才奠定了學術聲望。於二○一四至二○一七年期間，在柏林、馬薩諸塞州劍橋、倫敦、紐約、巴黎和新澤西州普林斯頓進行的非正式談話中，這些學者揭示了他們如何來確立在思想研究上的目標、他們如何進行研究，以及他們對此領域未來之展望。在當代學術界，無論是學科系譜還是這門學問的奧秘，基本上都是在人與人之間流傳的，除了私下交談外，歷史學家一般不會談論這些話題。我們希望通過出版這些訪談，將歷史學的「隱秘科學」公諸於世。換句話說，我們希望本書是自己還是思想史研究生一年級時，能夠讀到的一本書。這樣的書尚未問世，所以我們必須自己把它寫出來。

　　採訪形式對於揭開歷史學家技藝的神秘面紗，以及勾勒出晚近歷史著作的粗略圖像，這兩個層面都是相當理想的。這本書可以說在兩種意義上是與實踐（practice）有關。首先，它不僅揭開了思想史研究和寫作的面紗，並且探討了思想史家是如何從實踐的歷史看待自身的研究。我們的受訪者努力重建早期、其他思想者的著述。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種對實踐的強調並不意味著，套用另外一個時代的用語，外在主義方法凌駕於內在主義方法之上；相反，我們採訪的歷史學家一致認為，內在與外在那曾經喧囂一時的對抗，都已被封存在過往之中了。內容和脈絡已不再相互排斥，今日的思想史家必須兩者兼顧，他們必須關注研究對象的政治和社會背景，同時不忽視其思想內容，無論它可能有多麼的專門或是晦澀。

　　我們選擇受訪者的方式當然是武斷的，但是我們謹遵要編寫出一本清晰易讀書籍的要求。我們本來希望進行更多的對話，遠遠超出本書的篇幅範圍。不過，正如本書最終的完成樣貌所示，我們選擇了代表思想史不同分支的歷史學家們：書籍史（安‧布萊爾［Ann M. Blair］）；科學史（洛林‧達斯頓［Lorraine Daston］）；非西方知識傳統的歷史（班傑明‧艾爾曼［Benjamin Elman］）；學術史（安東尼‧格拉夫頓［Anthony Grafton］）；哲學史（吉爾‧克雷耶［Jill Kraye）；古物學和物質文化的歷史（彼得‧米勒［Peter N. Miller］）；宗教史（讓－路易‧貢當［Jean-Louis Quantin］）；以及政治思想史（昆丁‧史金納［Quentin Skinner］）。（採訪者的順序是按照英文姓氏字母。）

　　八位截然不同的人回顧他們的人生與和職業生涯，要對這些內容一概而論十分不容易。然而，這些對話確實揭示出在提出問題上，常見的一些模式或偏好。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的受訪者敘述的是他們漸進地重構既有觀點的的過程，而不是戲劇性的逆轉。而且，他們在訪問中不止一次地告誡我們，要對他們自己用回憶來重建持保留態度。各種形式的歷史記憶都可能是脆弱的。然而，我們的學者講述了他們如何從過去的思想遺產中來幫助自己，解決感興趣的問題，這些遺產令人驚訝地相當多元而且深入。而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講述了偶然相遇──與師長、同事和書籍的緣分──如何意外地塑造了他們的智力發展。此外，這些回憶與他們當中好幾位書寫思想史的方式一致：這是一個與現有思想資源進行拉鋸協商的複雜過程，而不是一連串靈光一現的時刻和扭轉視野的宣言。

　　我們的取徑是將思想史本身視為一門專業，而不僅僅是文化史中的一個分支。思想史並非文化史的子領域或子類別。正如我們的受訪者強調的那樣，思想史現在不僅包括書面文件，還包括建築、藝術、自然知識、文學、音樂、宗教和儀式──總而言之，所有人類文化的產物。然而，思想史和文化史之間的區別不僅僅是語義上的區別。思想史是以一套方法和技巧來定義自身，而不是依靠史料來源。思想史強調思想、知識和資訊，以及對世界的解釋，它是研究文化中各種面向的一種獨特模式，無論是文本、儀式或是物質對象。

　　注重思想史的研究，可以使歷史思維和實踐中一些重要而又被忽視的變化，其輪廓更加清晰。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思想史在方法論上尤其富有創造力。在一定程度上，學者們擴大了思想史的史料範圍。史金納對安布羅喬‧洛倫采蒂（Ambrogio Lorenzetti）的壁畫和莎士比亞戲劇的研究展現出，政治思想史的領域應該遠超過一般認定的小冊子或專著。涵蓋範圍的擴大還包括了去關注一些更遠離傳統的層面，特別是在學術論文不是知識生產之主流的那些時期。正如克雷耶所說：「哲學史中間從不存在任何空白。」她和其他學者深入研究了被遺忘的文體，例如：附上批評的新版本和評論。近代早期歐洲，在文藝復興和之後古典學復興的人文學者，寫一部獨立的專著或敘事史是相當罕見的。相反，許多人文學者對已經存在的文本，尤其是古代文本進行了注釋，發行新版本和翻譯。這些作品，通常被認為是次要或衍生的，以前被思想史學家所忽視，他們也因此忽略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學絕大部分的作品。評論和新版本（作為對已有文本的回應和重構）這些可能貌似不具革命性的文件，然而為作者提供了很大自由空間來討論棘手的問題，包括文本權威、歷史批評和宗教啟示。鹿特丹的伊拉斯謨斯之所以引起轟動，不是因為他寫了一篇要破除《新約聖經》當中偶像崇拜的論文，而是因為他編纂了一本新版本的《新約聖經》，其中他悄悄地刪除了約翰福音的一段他認為是虛假的經文，該經文便是聖經中支撐三位一體教義的關鍵段落。對於編輯、注釋、批評和評論等等傳統的挖掘，後來的發展不僅證明了其實用性，而且對於想要去理解那些具有標誌性意義的個別獨立作品的現代讀者而言，這些挖掘提供了卓有成效的背景膠帶，從洛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對《君士坦丁的捐贈》（Donation of Constantine）的攻擊到湯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維坦》（Leviathan）。

　　就中國的傳統而言，科舉的應試論文作為一種可以運用，但長期被忽視的資料，在艾爾曼的研究中被證明，其有力地反映出中國精英階層對地緣政治的關注。對於格拉夫頓來說，歷史編年學這門現在已經不存在的學科，其主要以評論形式呈現的成果，則提供了我們一個窗口，讓我們得以明瞭近代早期學者如何權衡證據、比較傳統，並試圖調和歷史資料與宗教信仰。達斯頓通過一些出乎意料的具體物體和文學類型，來探索諸如合理性和客觀性等抽象觀念的歷史，無論是奇物收藏、植物學插圖，還是較為近代的中世紀烹飪書和禁奢法。

　　此外，當前的思想史研究者還試圖重建科學和人文知識在特定時刻的物質、制度和文化背景。布萊爾追溯了近代早期百科全書和參考著作的急速增長，並且解釋是這其實是對於印刷技術興起所引發的「資訊超載」感（information overload）的回應。克雷耶則清楚地指出，若要掌握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史，就必須要理解大學課程中的亞里斯多德傳統；要理解像笛卡兒（René Descartes）這樣的人物，我們必須詳細復原他在學生時代於課堂學習到的東西，即使他表現得出十分排斥這樣子的訓練。歷史學家也愈來愈重視體裁、語域（register）、修辭和思想上的自我塑造。史金納重建了羅馬修辭傳統（ars rhetorica）的漫長影響力，並且證明直到近代早期都一直是種活躍強健的論述，從政治到戲劇在內的所有領域都對其加以運用。貢當探討了教會史的這個體裁，與文明或世俗史的不同之處，不僅在於它的主題，而且在於其方法，因為它的寫作目的往往是要裁決神學家之間的神學爭論。

　　類似地，思想史家逐漸地更加重視學者的工作方法，還有知識分子社群及其網絡的影響力上頭。布萊爾目前對於書記（amanuenses）和「隱匿助手」（hidden helper）的研究，清楚呈現了知識生產當中的的合作面向，而這種合作在許多時候（而且是故意）被早期敘事中那群孤獨天才的作者自身所掩藏起來。米勒重建了一位十七世紀的知識分子，法國古物學家尼古拉斯－克勞德‧法布里‧德‧佩雷斯克（Nic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儘管他沒有出版自己的作品）是如何與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和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這些著名人物保持著大量的書信往來，他同時還與無數的商人維持通信，這些商人的足跡遍布地中海和黎凡特（Levant），儘管他們現在已被遺忘。艾爾曼的考生、格拉夫頓的編史者、貢當的神學家，布萊爾的抄寫員和米勒的古物學家，都不是人們在過去思想史研究中會見到的典型人物。

　　同樣至關重要的是，我們一直在努力以更廣闊的視野看待過去。一旦書籍、思想、甚至學科不再被視為思想史的創新前沿，它們在出現後持續存在的漫長壽命又該如何被解釋？只要歷史學家只去關注「各方面首先出現的人事物」的一天，他們就無法理解教科書中那些被視為連續，但其實是彼此交錯的不同知識傳統。就像布萊爾挑釁地提問：「我們何不看看那些『較遲出現的人事物』？」無論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亞里斯多德自然哲學，還是十七世紀的經院哲學爭論，那些曾被認為行將就木的知識傳統後來的長久存在，迫使我們重新思考如何書寫思想史的宏大敘事（master narrative）。事實上，用從頭重寫人類思想史這種超越逐步累積的方式來理解所有這些新貢獻，是一項仍在進行中的計畫，我們希望本書記錄的對話，日後將會被證明具有啟發性意義。

　　這些修訂和重新概念化已經在許多領域出現。隨著新活力和相類方法紛紛出現，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已經在許多不同的研究領域獲取了一席之地。僅舉幾例，包括晚期古代的地中海和近東、伊斯蘭思想史、南亞的文學傳統、現代西方哲學，以及科學史的許多分支。這些和其他領域的學者在處理其材料時，他們的目的和目標都與本書所探討到的領域相似，因此前者的研究方法的起源同樣值得研究。事實上，我們希望這些領域和其他許多領域的學者，能夠針對自己的知識實踐製作口述歷史。

　　然而，從上面列出的受訪者可以清楚看出，本書中收錄的歷史學家所研究的時代，大約都是在一四○○年到一八○○年之間。這種刻意的強調確實是按照我們私心所做出的決定，它反映了我們根據自己的專業領域和專長作出的選擇。但它也顯示了一種特別的活力，其激發了所謂近代早期的數個世紀的研究蓬勃發展。過去幾十年中一些最具影響力的史學發展，便是出自近代早期這個領域，這些史學發展的影響力很清楚地已經遠遠超出近代早期的範疇。僅舉幾例，其中包括政治思想史、新的古典學術史、科學革命敘事的改寫、宗教和信仰研究的新方法、微觀史作為一種類型的興起，以及書籍史和閱讀史的誕生。

　　為什麼近代早期這時代，正如人們所知，會對晚近的學術研究有如此顯著的影響？這些採訪的目的之一便是為了解答這個問題，其中有三個主要的主題。

　　首先，就其本身而言，近代早期無疑是一個巨幅變革的時代：這時期發生了宗教的重建和變革、全球人群往來的增加，以及新的技術和科學追求。在二十世紀初期，法國學者保羅‧哈扎德（Paul Hazard）認為，印刷、古典復興、美洲的發現和新哲學這四項創新，在歐洲帶來了一種新的思維方式，並刺激出他所謂「歐洲思想危機」。在不否認這些發展的變革性質的前提下，我們要強調的是，近代早期這時期也不僅是在歐洲，也包括其他知識傳統中的人們，尋求過去的借鑑來理解他們眼前那不斷變化的世界。知識傳統與變革之間的相互作用，在所有時代的歷史背景下均存在，但在十五至十八世紀之間尤為明顯。在這幾個世紀當中，希臘羅馬的過去、早期基督教和原始教會的願景、中國的古典傳統、伊斯蘭的古典傳統這些繼承下來的知識文化，似乎仍然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創新往往被框定為革新或復興。後來，西方現代性的論述將致命地削弱傳統知識文化的權威性，這不僅出現在歐洲，而是發生在全世界。因此，近代早期的思想史，由於堅守過去權威的態度，與新的現實和知識之可能性所帶來的挑戰，兩者之間在思想上所激發的碰撞，使這段歷史至今仍然歷久不衰並且發人深省。

　　因此，對於我們現代學者而言，近代早期宛如一個實驗室，讓我們可以審視新的思想、實踐、技術和制度如何與非常古老的思想、實踐、技術和制度共存和衝突，後者包括那些從遙遠過去繼承下來的、被近代早期人們稱為「古代」的思想和制度我們的受訪者都指出，創新的達成往往是藉由恢復過去的某些面向，而不是徹底否定過去。變化和連續性並不是簡單的對立，而是人與自己在思想上的繼承之間，不斷重新發現和拉鋸拔河過程中的複雜內容。這也向歷史學家提出了難題。例如：在近代早期的歐洲，下列何者應該被更加重視：一直到十八世紀都依然存在著，擁有悠久歷史的經院哲學，還是首先由人文學，後來以新哲學所代表的斷裂？是要更重視印刷術發明帶來的革新，還是與中世紀手稿文化一路傳承下來，在書寫和閱讀的諸多特點？是要強調新發現的古典文本中看似陌生的面向，或者要注重這些文本在哪些層次上，可以為既有的習俗和規範辯護？

　　其次，借鏡近代早期來「思考」富有用處的另一個原因是，那幾個世紀當中知識文化的流動性。這時代的知識分子從事著寫詩、收集古物、研究天文學與語文學、鑽研錢幣學與金石學等各式工作。阻礙我們前進的界限和區別並不存在於他們當時的視界中。我們現代歷史學家拓展自我視野的方式，以及所要面對的挑戰，便在於如何完整恢復過去知識分子所會觸及的思想視界。回顧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出現學科劃分之前的時代，對於質疑是什麼構成了知識傳統或一門學科，甚至是一組學科（如人文學科），以及探索科學和人文兩種文化之間被預設存在的區別，都是可以帶來豐碩成果的。換句話說，接連不斷的改變是饒富生產力的。

　　第三，近代早期之所以值得關注，是因為它在我們這個時代的起源系譜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近代早期這名稱即表現出一種目的論，還有要將其所指的事物與現代性區別開來的需求。無論如何矛盾，我們仍然在從近代早期傳統中學習，既學習如何去衡量我們與近代早期人們帶來的世界之間的距離，也學習該如何確定現代性本身的序幕或預兆何時出現。這種矛盾性清楚體現在目前仍在進行的辯論中，即「我們」這群二十一世紀的人，究竟在多少的程度上，可說是文藝復興時期、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繼承者（好壞與否則是另一個可以辯論的主題）。近代早期在某種意義上已是近代，但也尚未完全進入近代，因此我們所關注這個時代的思想產物的特色，是一種既靠近，同時又保持距離的作法。正因為近代早期在理解現代與過去關係上，占據了獨特的位置，它成為了思索知識傳統和歷史變遷本質的絕佳領域。

　　當我們開始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們對於受訪者可能觸及的主題有一些大致上的預期答案。然而，許多其他主題在我們沒有提示的情況下出現，我們因此經常在採訪之間遇到意想不到的呼應和共鳴。某些在思想上的啟迪，例如：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也許並不令人感到驚訝。與瓦堡圖書館相關的研究方法也是如此，特別是其創始人阿比‧瓦堡（Aby Warburg）對於古代在文藝復興文化中如何再生的研究。約翰‧波考克（John G. A. Pocock）的作品，特別是他在一九五七年的著作《古代憲法和封建法》（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是將我們所訪問的歷史學家們串連起來的最有力的線索之一，特別是出自於這本書針對近代早期世界中歷史書寫與政治之間關係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受訪者的研究也是奠基在二十世紀中葉的思想史與文類、慣用主題（topoi）的綜合研究上頭；而這種綜合研究又是承自研究中世紀的學者埃里希‧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和恩斯特‧羅伯特‧柯蒂烏斯（Ernst Robert Curtius）的傳統，他們兩人是比較文學發展為一門專業學科的重要人物。卡爾‧休斯克（Carl Schorske）後來囊括了音樂學到精神分析學的折衷文化史（eclectic cultural history），，也是多位史學家的重要靈感來源。與此同時，義大利古典主義學者阿納爾多‧莫米格利亞諾（Arnaldo Momigliano）將古典研究與對古典傳統在古典結束後的發展探究相結合，成為學術研究史上的一種典範。達斯頓早期的研究明顯受到伊恩‧哈金（Ian Hacking）著作的影響。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史上，保羅‧奧斯卡‧克里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的影響力顯得尤為突出。還有另一個關係更為遙遠的領域：人類學家克利福德‧蓋爾茲（Clifford Geertz）的著作影響了我們兩位在一九七○年代已經十分活躍的受訪者──史金納和格拉夫頓。綜上所述，我們的許多受訪者表示，他們的靈感與知識來源遠遠超出了歷史學科和近代早期研究的範疇。

　　其他共同點還包括強調合作研究的重要性、確立作者真作目錄的困難，以及做出要從何處展開計畫的的挑戰性。「相信你的嗅覺」是個一直被反覆用來解釋歷史探索問題過程的隱喻。它鼓勵人們在尚未可以說清楚自己的興趣是什麼的時候，就展開行動。事實上，我們的許多從業者都回憶說，他們在學術或專業上冒過不小的風險，例如：改變主題甚至研究領域，或者在自己還不具備完成研究計畫所需的所有技術能力的情況下，就決定開始執行計畫。

　　這群彼此相當不同的受訪者，是被以我們所謂的選擇性親和性（elective affinity）聯繫起來的。儘管他們所處理的史料性質差異甚大，但在我們採訪的學者中，不少人有著共同關懷的主題。我們將在這裡聚焦其中三個主題。首先，許多受訪者談到了近代早期歐洲文化中，古典歷史遺產的不同面向。被稱為人文學運動的文藝復興運動，恢復了拉丁和希臘的古典文學遺產，長期以來在關於近代早期思想生活的宏大敘事中，都被視為發揮了關鍵作用。這曾經是一種勝利者的後設敘事：人文學者使用批判語言學的新方法恢復經典，一般認為這些經典在所謂的中世紀期間完全被忽視。而且，人文學者在復興了古代之後，同時是打造出現代性的共同推手；至少在一直將古代所傳下的著作視為權威的那種文化，尚未被新哲學的理性主義取代前都是如此。最近的學術研究（包括我們採訪的幾位學者）不僅挑戰了這種敘述的目的論性質，而且對它所預設的近代早期學術方法提出了挑戰。最近的研究也指明，人文學並不是在舞台上發光發熱之後就銷聲匿跡；相反地，人文學一直影響著歐洲菁英的文化觀，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甚至是更為晚近的時代。無論是歐洲的拉丁古代（Latin antiquity）傳統，還是東亞的中國古典學科，某些傳統的強大延續性便提出了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問題，即當一個詞彙、流派或學科跨越幾個世紀的時候，其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

　　其次，我們許多歷史學家對知識創造的關注程度與對思想一樣。針對知識所提出的問題既透露出科學史的影響，也透露出了人文學學術史（最近有時被稱為人文學歷史）的影響。歷史學家不僅研究新知識與新思想之間的相互作用，還試圖界定清楚新知識是如何產生，以及新知識如何從一個領域被轉換到另一個領域，例如：從口頭領域到書寫領域，或者從工匠的實驗室到理論性的論文。的確，現在人們逐漸正視工藝者作為知識創造者的身分，因為關於近代早期知識生產的新研究，已經消除了有知識者與無知識者之間那條清晰的界線。

　　第三，在我們訪問的學者中，好幾位都強調要克服對個別思想家的英雄化敘述，藉此來還原知識分子與其所能接觸到的知識傳統，兩者之間實際互動的多重性。綜上所述，他們對歷史的修正，是針對被篡改的歷史敘述的一劑解藥，因為後者這種敘述經常是圍繞著孤獨的知識巨人及其革新來開展。這些學者不因為某些說法乍聽之下十分新穎就照單全收，他們仔細且無情地審視過去知識分子所講述的那些關於自己的故事。在一個仍舊拘泥於偉大思想家的形象及其成就的時代，這種形式的探究不啻為思想史，更宏觀地說便是思想傳統如何演變和茁壯，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野。

　　我們強調這些趨同性，並不是要低估受訪者之間的差異，也不是要把他們歸入一個單一的「學派」。思想史像是一座巨大的帳篷。截然不同的問題將我們的學者引向了不同類型的資料，而這些資料又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我們無意模糊這些區別，但我們也不覺得這些區別是種麻煩。分工合作以及在方法論上的折衷主義給我們所有人的印象都是正面──不僅對學術是健康的，而且是令人嚮往的。

　　這些主要是關於歐洲思想史的討論又揭示了另一個問題，即歐洲歷史研究的未來。在這個全球思想史研究方法開始成為現實的時代，歐洲歷史在美國大學課程──和全球性研究計畫──中的未來仍在飄搖不定。即使書中採訪的歷史學家歡迎以更廣闊的視野看待過去，他們也不希望看到歐洲思想史衰落，因為這始終是成果豐碩和長期發展的研究領域。艾爾曼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全世界的思想史都正面臨著各種挑戰。與此同時，愈來愈多的研究（包括我們採訪對象的一些作品）探討了早期現代性本身的全球面向。近代早期的一個特徵是歐洲文化和非歐洲文化之間前所未有的互動，而這些互動本身也改變了歐洲和非歐洲知識分子如何看待各自的過去。我們不能再孤立地研究歐洲思想傳統。近代早期研究的相關成果已經證明，這是對不同知識實踐和傳統進行聯繫和比較研究的絕佳時期。我們希望這本書有助於定義和推進全球性智識和學術傳統研究，這一龐大而亟待完成的研究目標。

　　與此同時，新一代的思想史家正在開拓自己前方的道路。目前的思想史研究是建立在本書受訪者在方法論上的創見，我們希望未來的研究亦能繼續啟發下一代學者。這一切研究最終會走向何方？任何概括化約的說法都是過分簡化的，而且也都還言之過早。用達斯頓在後面採訪中的話來說：關注這個領域，五年之後再來觀察其發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