懶惰土著的迷思 16至20世紀馬來人、菲律賓人和爪哇人的形象及其於殖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中的功能 (電子書)

中譯版序｜ 賽胡先・阿拉塔斯思想脈絡中的《懶惰土著的迷思》／賽法立・阿拉塔斯
導 讀 ｜ 《懶惰土著的迷思》的當代意義／李有成
 
導 論
第一章 ｜ 萊佛士時代以前的馬來人形象
第二章 ｜ 19世紀末至20世紀英國人的馬來人形象
第三章 ｜ 17世紀至19世紀的菲律賓人形象
第四章 ｜ 18世紀至20世紀的爪哇人形象
第五章 ｜ 懶惰形象與相應現實
第六章 ｜ 19世紀與20世紀初的殖民資本主義及其對勞工的態度
第七章 ｜ 菲律賓人的懶惰
第八章 ｜ 殖民形象與民族性研究
第九章 ｜ 馬來人關於勤勞與懶惰的概念
第十章 ｜ 「精神革命」與馬來人的懶惰
第十一章｜ 馬來民族性的扭曲
第十二章｜ 土著商人階級的消失
結 論
參考書目
縮 寫
索 引
 
審校後記｜ 作為思想的馬來世界／蘇穎欣
 

中譯版序

賽胡先・阿拉塔斯思想脈絡中的《懶惰土著的迷思》
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 in Context
／賽法立・阿拉塔斯 Syed Farid Alatas

　　雖然《懶惰土著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作為一部批判性著作所針對的是殖民政治經濟，更具體而言是針對馬來世界中具有剝削性的殖民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但它對中文世界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也不無意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部發表於1977年的作品是系統性批判殖民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知識的早期範例之一，所有對歐洲中心主義知識生產問題和對這種知識形式的批判方法有所關注的人，都會對它感到興趣。但這篇序文並非旨在討論《懶惰土著的迷思》的內容，而是要說明，在賽胡先・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 1928-2007）的整體思想脈絡中，這本書占據著怎樣的位置。

　　賽胡先・阿拉塔斯了解到第三世界相當多的社會科學研究乃處於心智被俘虜的狀態（mental captivity），因此他大力主張建立一個自主的社會科學傳統。根據其思想被俘之說，「被俘虜的心智」（captive mind）是東方主義（Orientalism）和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的受害者，這種心智的特徵在於，它的思維方式因對西方思想亦步亦趨且不加批判而受其宰制。無論是親身前往西方，或是透過本國教育中心所提供的西方著作，心智被俘者幾乎都是接受西方學科的訓練，他們所閱讀的是西方作者的作品，教導他們的主要也是西方教師。對西方思想不加批判的模仿滲透到學術活動的所有層面，影響了問題的設定、分析、提取、概括、概念化、描述、解說與詮釋。但在阿拉塔斯看來，就社會科學與廣大社會的關係而言，它的問題並不僅限於認識論或方法論的層面。他闡述了「卓越理念」（ideals of excellence）這一概念，藉以區分不同類型的人，並說明道德所扮演的角色。人必須擺脫心智被俘虜的狀態，以便能夠獨立思考和有效分析我們所面對的種種社會問題，並致力解決這些問題。而能夠讓卓越理念主導我們世界的，唯有生活各個領域中開明、道德高尚的領導者。《懶惰土著的迷思》應放在此脈絡中予以審視。
　
　　賽胡先・阿拉塔斯的思想

　　賽胡先・阿拉塔斯的思想還有待作為一個整體，以一種有系統的方式連結其各種興趣與關懷，呈現為一種關於社會發展的整體性理論。他的研究興趣十分廣泛，包括知識分子與心智被俘狀態、穆斯林極端思想、貪腐社會學、發展研究等，但始終有一條線索貫穿其眾多作品。

　　簡單來說，賽胡先・阿拉塔斯的思想關注以下問題：

　　（1）發展中社會的核心問題，即其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生活的幾乎所有方面都處於低度發展的狀態。

　　（2）此低度發展狀態之所以持續存在，主要原因在於知識分子的領導力，或更正確地說，在於此領導力之匱乏。

　　從一九五○年代開始，阿拉塔斯就極為關注馬來西亞及其他發展中社會缺乏有效運作的知識分子群體的問題。他認為，知識分子的任務是去思考社會的具體問題，並力圖找到其解決方案。他對圍繞著知識分子的各種問題的關注，催生了他的《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in Developing Societies）一書。

　　阿拉塔斯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利用理性能力對思想觀念與非物質問題進行思考的人」。他認為，「對某個學科有所認識或持有某個學位的人，未必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儘管這兩者往往重疊。許多學位持有者和教授並不參與其領域的發展，也不嘗試為其領域的具體問題尋求解決方案。反之，沒有學術資歷的人如果善用其思考能力，並且對其感興趣的學科有足夠的認識，也可以成為知識分子」。

　　《發展中社會的知識分子》所探討的問題集中在以下三點：（1）為什麼發展中社會需要知識分子？（2）什麼類型的知識分子最能滿足這一需要？（3）阻撓這一類型知識分子群體興起及發揮作用的障礙是什麼？在這裡我也許還可以補充一點：這一類型知識分子群體所要解決的問題可分為兩種，即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

　　被俘心智作為知識分子的理論問題

　　理論問題是指存在於知識領域的問題。對阿拉塔斯來說，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所面對的基本理論問題，就是心智被俘虜的問題。

　　阿拉塔斯在一九七○年代創發並形成了「被俘虜的心智」這一概念，藉以概念化發展中世界的學術性質，尤其是其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被西方宰制的狀況。他把被俘虜的心智定義為「受外來源頭宰制、不加批判地一味模仿、思維方式偏離獨立視角的心智」。外來源頭指的是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而不加批判的模仿則影響了科學活動的所有組成部分，諸如問題的選擇、概念化、分析、概括、描述、解說、詮釋等。心智被俘者的特徵包括：缺乏創造力且未能提出具有原創性的問題，沒有能力設計出具有原創性的分析方法，以及對於本土社會的主要問題多所疏離。無論是親身前往西方，或是透過本國教育中心所提供的西方著作，心智被俘者幾乎都是西方學科訓練的產物，所閱讀的是西方作者的作品，教導他們的主要也是西方教師。心智被俘狀態也體現在其所提出的解決方案和政策上。再者，這種狀態會同時在理論層面和實際層面上自我顯現出來。

　　雖然阿拉塔斯是在一九七○年代初發表的兩篇論文中闡述這個概念，但他早在一九五○年代就已提出了這個問題。當時他提到，未適當考量社會歷史脈絡而「把來自西方世界的思想觀念全盤引進東方社會」，乃是殖民主義的一個基本問題。他也認為，被殖民民族所體現的思維模式，是和政治與經濟帝國主義並行的，因而有「學術帝國主義」（academic imperialism）之說。被俘虜的心智就是在此學術帝國主義脈絡下出現。

　　然而，心智被俘虜的現象固然很重要，關於阿拉塔斯所闡述這一概念的討論卻不多，只有對他所展開的那種批判有共鳴的學者，才會在他們的著作中引用他的說法。對這個概念的系統性闡釋或駁斥至今依然闕如。它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尤其是在西方的社會科學體制內，但即便是在他自己的國家馬來西亞，以及在他從事教學與研究長達二十一年的新加坡，他的這一概念也未受重視。

　　被俘心智之所以形成的知識與社會脈絡

　　自19世紀下半葉以來，印度、東南亞、中東等非西方地區的學者意識到人文與社會科學諸學科乃源自西方，於是針對這些知識領域是否適用於他們社會的需求和問題提出了質疑。一九五○年代，人們開始深刻認識到第三世界在社會科學領域對西方的學術依賴。這種依賴既可見於學術界的結構，也見諸於源自不同環境、其適用性受到質疑的思想觀念。前者可以從學者取得第一世界研究經費的相對容易性、英美期刊發表的論文所享有的較高聲望、西方大學教育所受到的高度重視、非西方大學的課程設計與其所採用的教科書等等指標來衡量。至於對西方思想觀念的依賴，只需檢視發展中世界各學科領域中盛行的概念和理論，即足以說明。被俘虜的心智即存在於這一依賴脈絡之中。

　　在社會科學文獻的分類中，關於被俘心智的論述與那些有意識地處理第三世界社會科學領域各種問題的論述屬於同一種類型。這些問題可歸納在幾種概念和運動之下，如對殖民主義的批判、學術帝國主義、（知識）去殖民、批判教育學、東方主義、歐洲中心主義、被俘虜的心智等。

　　被俘虜的心智是發展中世界特有的現象，因為那不加批判地一味模仿的思想，是在外來的西方文明宰制之下出現的。

　　社會科學的未來方向

　　意識到了被俘心智的問題，理所當然就會設法發展出一個自主的社會科學傳統，以摒除或制止知識上的示範效應（demonstration effect）或被俘心智。根據阿拉塔斯的界定，自主的社會科學傳統必須能夠在知識上不受另一個傳統宰制的情況下，獨立地提出問題、創造概念和創造性地應用研究方法。這並不表示它不受其他傳統的影響，也不表示它不向其他傳統學習。把自主社會科學這一概念轉化為實踐，牽涉到以下幾個層面：（1）鼓勵對西方知識進行有選擇和獨立的吸收，遏制被俘心智之形成；（2）對在地及區域的社會科學和發達國家的社會科學進行比較，制定較高的科學與知識標準；（3）在社會科學家的培訓上，激發其對比較研究的興趣；（4）在政府和菁英階層中催生出發展自主社會科學傳統的意識；（5）向那些對此想法有共鳴的外國學者爭取支持；（6）針對在地的具體目標，對那些因被俘心智的運作而出現的錯誤發展規畫和社會科學思想濫用現象展開抨擊；（7）喚醒社會科學家，使他們意識到自己在知識上受奴役的處境。

　　知識分子的任務之一，就是參與到解除心智被俘狀態的論述之中。賽胡先・阿拉塔斯以其對歷史進行再詮釋的著述，作為履行這項任務的方式之一。這樣的歷史再詮釋就是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所說的「修正主義式」（revisionist）的學術研究，這類著述「為自己設定了修正主義式的批判任務，即採用一度專供歐洲人使用的學術與批評的技巧、論述和武器，直接面對宗主國文化」。阿拉塔斯有兩部作品可作為這一類型著述的範例，即《湯瑪士・史丹福・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 1781-1826）和《懶惰土著的迷思》。在後一部作品中，阿拉塔斯針對東南亞殖民時期殖民觀點中的懶惰土著形象所具有的意識形態功能，以及此意識形態在本土菁英階層中的延續，予以揭露和批判。在許多亞洲國家，尤其是印度和菲律賓，修正史學（revisionary history）的傳統已經紮根，但在馬來西亞，這一傳統還有待形成。

　　（未完，全文請見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