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摘錄
從「喬哀思」到「喬伊斯」
初識喬伊斯,是在大一英文課。當時的教材收納了《都柏林人》中的〈阿拉比〉。對我而言,這短篇小說只是生字不算太多、句法也不太難的英文閱讀教材。當時唯一、也是《都柏林人》最早的中譯本《都柏林人及其研究》,我渾然不覺,只知師長和文藝界普遍認為作者筆下盡是悲觀思想,因而將他的名字譯為「喬哀思」。受到中文譯名的暗示,加上當時才學到的一招半式新批評觀念,我的〈阿拉比〉初體驗,竟有如故事中主人翁面對他所迷戀的對象一樣,只覺得這小男孩青澀的初戀扣人心弦,令我「有時心頭熱血,似乎溢滿胸膛」,但在缺乏分析文本與自己感受的辭彙與能力之際,「也不清楚為什麼會如此」,至於這個故事如何呈現作者的悲觀思想,以我當時的理解,也僅止於主人翁初戀的幻滅。
若說這樣的經驗所凸顯的,是當時的我,不僅英文閱讀能力不足,人生閱歷更是貧乏,在同班同學中卻也非特例。大二小說選讀分組上課,好友那組指定教材包括《一位年輕藝術家的畫像》。我和她不同組,不過課程結束之後,卻得到這本書,因為她移民在即,不想把這本看不懂的書帶走,因而贈送給我。拿到書後,生吞活剝地看完,雖也沒看懂多少,但作者那種獨特的寫作技法,卻讓我眼界大開、振奮不已,先前閱讀〈阿拉比〉時的熱血翻騰,繼續加溫,也為我日後投入喬伊斯研究埋下伏筆。
事隔多年,年少時霧裡看花的興奮,已轉化為理性的學術視野,以中文指稱作者名字時,也由「喬哀思」變音為較接近原文的「喬伊斯」,主要是因為掌握其作品的文化背景後,不再認為「盡是悲觀思想」一說,可以概括其視野。換言之,閱讀文化情境這麼特殊的作品,新批評已經不敷使用,充其量讓初學者淺嘗朦朧的文字美感。
從「喬哀思」到「喬伊斯」,不僅標示我個人視野的轉變,同時也見證國內對這位愛爾蘭作家的接受史。本書更是這接受史的里程碑。譯者莊坤良教授深研喬伊斯多年,對翻譯也頗有研究,文字更是清順,譯注《都柏林人》可謂不做第二人想。光是前言中的《都柏林人》批評史和翻譯討論,就足見其功力,導讀更是深入淺出,以錯綜複雜的愛爾蘭文化背景為經,艱澀的文學理論為緯,分四大主題評析各個故事。經過這番抽絲剝繭的梳理後,《都柏林人》明晰可讀,國內讀者不用再經歷我年少時的霧裡看花,一廂情願地在故事中尋找「哀思」了。
為此我要替《都柏林人》的中文讀者感謝譯者,感謝他投注多年的時間精力,送給我們這份讀來順暢又具學術價值的厚禮。
林玉珍(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