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一旦意識到我們不需要成長,就可以更理性地自由思考如何因應我們面對的危機。科學家明確表示,要逆轉生態崩潰和維持全球暖化低於攝氏一.五度,或甚至攝氏二度,唯一可行的辦法是高所得國家得積極減緩「瘋狂的開採」、「生產」和「浪費速度」。減少資源使用可以解除生態系統承受的壓力,並給生命網一個機會補洞,減少能源使用則使我們更容易快速轉型到再生能源,在幾年內,而不是幾十年,得在危險的轉折點開始推倒骨牌之前。
這個辦法叫做「棄成長」,有計畫的減少能源和資源的過度使用,以安全、公正和公平的方式,把經濟帶回到與生命世界平衡的狀態。令人興奮的部分是,我們知道我們做得到,同時還可以消滅貧窮、增進人類福祉、確保人人過著欣欣向榮的生活。這正是棄成長的核心原則。
這個原則如何實踐?第一步是擺脫「所有經濟部門一概必須時時刻刻成長」這個非理性觀念。與其每個部門如無頭蒼蠅一般追求成長,我們可以決定我們希望增長哪些部門(譬如乾淨能源、公共醫療保健、必要服務、再生農業等等,不一而足),以及哪些部門需要徹底放棄成長(譬如化石燃料、私人飛機、武器和休旅車等)。我們也可以縮小經濟體當中純粹設計來極大化利潤,而不是滿足人類需求的部分,譬如計畫性報廢(即刻意把產品製造成用一段短時間後就故障),或意在操縱我們情緒,使我們感覺自己有所欠缺的廣告策略。
當我們解放人民免於非必要勞動的辛勞,我們可以縮短每周工時來維持充分就業,可以更公平地分配所得和財富,並投資於全民醫療保健、教育和負擔得起的住宅等公共財。我們將在第五章看到,這些措施已一再證明對人民的健康和福祉有強烈正向影響。它們是社會欣欣向榮的關鍵。這方面的證據真正鼓舞人心。
容我強調,棄成長的意思不是縮小GDP。當然,減緩非必要的開採和生產可能代表GDP成長放緩或停止成長,甚至下滑,即使如此也可以。在正常情況下,這也許會引起經濟衰退,但經濟衰退是一個依賴成長的經濟體停止成長時發生的狀況。它是混亂和災難性的。我在這本書提倡的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它談的是轉變到完全不同類型的經濟制度,一個打從一開始就不需要成長的經濟體。要達到那個目標,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一切,從債務制度到金融系統,將人民、企業、政府,甚至讓創新從成長的桎梏(growth imperative)解放出來,使我們能夠聚焦在更高的目標。
當我們採取務實步驟並朝這個方向前進,令人興奮的新的可能性就會進入我們視野。我們可以創造一個經濟體,圍繞著人類蓬勃發展,而非無止境的資本積累組織起來;換言之,一個後資本主義經濟體。一個更公平、更公正、更關懷的經濟制度。
過去幾十年這些概念已滲入各大洲,如耳語般悄悄傳遞希望。我們從許多有識之士承襲這些概念,包括生態經濟學的先驅創始者赫曼.達利(Herman Daly)和唐妮拉.麥杜思(Donella Meadows);哲學家范達娜.席娃(Vandana Shiva)和安德烈.高茲(AndréGorz);社會學者阿圖羅.埃斯科巴(Arturo Escobar)和瑪莉亞.米斯(Maria Mies);經濟學家塞吉. 拉圖什(Serge Latouche) 和喬爾格斯. 卡利斯(Giorgos Kallis) ; 以及原住民作家及社運人士艾爾頓.克雷納克(Ailton Krenak)和貝塔.凱瑟瑞斯(Berta Cáceres)。突然間,這些概念闖入主流,啟發一場不尋常的科學論述轉移。如今我們面對一個選擇:我們會為了維持我們的世界觀而漠視科學嗎?或改變我們的世界觀?
這一回賭注比達爾文的時代大多了。這一回我們沒有餘裕假裝科學不存在。這一回,它攸關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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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尋找前方道路之前,我們首先需要瞭解一開始究竟如何陷入「成長」的掌控之中。這需要探究資本主義的悠久歷史,去瞭解資本主義如何運作的內在邏輯,以及它如何成為強加於世界各國的制度,我們將在第一章開始闡述。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其他意想不到的事物也處於危險之內。對資本主義成長極其重要的開採流程,歸根究柢依賴一種特殊的本體論(ontology),或存在論。這正是我們的問題根本所在。
今天我們這些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已被教育成相信人類社會和其餘生命世界之間存在根本差異:「人類不同且優越於『自然』,人類是有靈魂和思想和原動力的主體,自然則是呆滯、機械性的客體。」這種看世界的方法叫做二元論(dualism)。我們從一長列思想家承襲這些觀念,從柏拉圖到笛卡爾,他們引導我們相信人類可以名正言順地剝削自然和控制自然。我們並非一向相信這些道理。事實上,那些在十六世紀設法替資本主義鋪路的人,首先必須摧毀其他、更整體的看待世界的觀點,說服或強迫人們變成二元論者。二元論哲學被利用來貶低生命的價值,以達到成長的目的。在深層意義上,它必須為我們的生態危機負責。
但這不是唯一可供我們選擇的存在方式。我的人類學同僚早已指出,在大部分人類歷史上,人基於截然不同的本體論運作,一種我們籠統稱之為泛靈論(animism)的存在論。一般而言,先人從不認為人類和其餘生命世界有根本上的區別。恰恰相反,他們承認人與河流、森林、動物和植物,甚至地球本身,有深度互依關係,他們認為天地萬物跟人一樣有知覺,被同樣的靈魂賦予活力。在一些例子,他們甚至把其餘生命世界看作親人。
今天我們仍能看到這個哲理蓬勃發展的痕跡,從亞馬遜盆地到玻利維亞高地到馬來西亞的森林,那裡的人們思考非人類的存在體,從美洲豹到河流,以及和它們互動的方式,不是把它們看作「自然」,而是視為親戚。當你以這種方式看世界,它將徹底改變你的行為模式。如果你視萬物和人道德上相等,你就不可能只取不給。為了增加人類財富而把自然當作「資源」加以剝削,在道德上可受譴責,如同奴隸制度或甚至食人習俗。相反的,你必須基於禮尚往來的精神,進入互惠關係,你必須付出至少和你獲得的一樣多。這個邏輯內含固有的生態價值,與資本主義的核心邏輯直接對立,後者是取,更重要的,取的比給的多。我們將會討論,這是成長的基本機制。
啟蒙運動思想家曾經污衊泛靈論概念,斥之為落後和不科學。他們認為泛靈論妨礙資本主義擴張,並迫不及待設法撲滅它。但現在科學開始跟進泛靈論。生物學家發現人類並非獨立的個體,反而主要由微生物組成,我們依賴微生物維持基本功能如消化。心理醫師認知到,花時間與植物共處,對人的心理健康很重要,某些植物真的可以治癒患有複雜心理創傷症的人。生態學者學到樹絕非呆滯不動,它們彼此溝通,甚至透過土壤中肉眼看不見的菌絲網絡分享食物和藥。量子物理學家教導我們,看似各自獨立的粒子,實則與其他粒子密不可分地糾纏在一起,甚至跨越遙遠距離。地球系統科學家發現證據,地球本身運作得像一個有生命的超級有機體。
這一切改變我們如何思考自己在生命網的位置,並為新的存在理論鋪路。在地球陷入生態浩劫之際,我們開始學習一個不同的、從我們與其餘生命世界的關係看待自己的方法。我們開始憶起遺忘已久的祕密,那些祕密縈繞我們心頭,像來自祖先的低語。
這完全顛覆二十世紀環保主義的陳腔濫調。環保人士有時傾向於從「限制」的角度談環保,粗茶淡飯和清教徒式的生活準則,但總適得其反。限制的概念使我們一開始就跨錯步。它預設自然是某個「外界」的東西,和我們分離,像一個嚴厲的當權者管束著我們。這種思維出自二元本體論,當初就是這個理論害我們惹上麻煩。我在這本書提倡的是完全不同的觀念。它與限制無關,而是與互相連結有關,亦即,恢復與其他存在體極端親密的關係。它不要求清教徒戒律,反而鼓吹消遣娛樂、吃喝玩樂。它不要小氣,而要大方─擴大人類社群的範圍,擴大我們語言的範圍,擴大我們意識的範圍。
不只經濟學需要改變。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看世界的方法,以及我們在世界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