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與慶曆新政，一場失敗的變革：澄清吏治×富國強兵×厲行法治，從皇帝支持到罷官貶謫，政治改革的決心與悲歌 (電子書)

序

自序

第一章 山雨欲來：范仲淹的早年經歷與北宋前期的政治局勢
一、岳州故事
二、幼年坎坷
三、苦學生涯
四、北宋的建立
五、邊患重重
六、貧弱之局

第二章 萬千氣象：仁宗朝初年的士人結盟與朋黨政治
一、范仲淹早年的仕宦與思想
二、「救斯文之薄」
三、「儒者報國，以言為先」
四、「四賢一不肖」
五、西北軍政的壓力

第三章 同道為朋：革新思潮下志同道合的人與慶曆新政
一、「患法之不變」
二、天章閣對策
三、慶曆新政的十條綱領
四、吏治改革與其他
五、歐陽脩的文史之學及其思想史背景
六、虛虛實實的「朋黨」
七、慶曆興學與「宋初三先生」

第四章 人散曲未終：新政的夭亡與北宋的士大夫精神
一、「天下議論相因而起」
二、「當世已不容」
三、「自知其不可行」
四、政治、權勢與「風」

尾聲 波峰浪谷—近世清流的命運

附錄1：晚唐至宋初社會歷史大背景與慶曆新政

附錄2：關係、典範、歷史想像—對歷史研究的若干隨想

參考書目
基本文獻
今人論著

 

序

　　半年前，我老伴張平生上網，跟我說：網路上在傳一個研究歷史的高中生，很熱門。我不以為然地說：哪有這種事，歷史是累積出來的。過了不久，七月二十二日，北師大研究生張閌等人來訪，一位年輕人跟隨其後，他自我介紹：林嘉文，高二學生，西安人。送我兩本書。我接過來，看了一眼，著實吃了一驚，那不是兒童讀物，而是有學術含量的著作。一本是已經出版的《當道家統治中國：道家思想的政治實踐與漢帝國的迅速崛起》，寫的是漢朝建國與道家的關係。和一本待出的書稿《救斯文之薄：北宋慶曆年間的新政、黨議和新儒學運動》，寫的是范仲淹領導的北宋第一次改革運動。兩本書均有三十多萬字。我很納悶，現在高中生應付作業和考試，都忙不過來，哪有時間看書寫作？還寫得那麼厚重。我在五六十年前上高中時，看一些課外書，讀《綱鑑易知錄》，知道一些課外的歷史，寫點心得筆記，就算不錯了，寫書的事根本不曾想過，更不必說付諸實踐了，真不可思議。臨別，小林拿出予在二〇〇九年出版的《宋史考論》，請我題詞，我寫了一句：「考據是治學的基本功。」十月十七日，嘉文來電，說他準備要重新出版，請我寫個序。我說：寫序可以，只是現在忙於準備下個月去武漢講學、赴杭州參加國際宋史學術討論會，十一月二十日後才有時間。十一月十一日自杭返西安，用了幾天時間對即將發表的論文做些修改寄出，這才有時間坐下來，讀一讀林的書。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完全符合學術規範，言必有據，注文長達六萬多字（編者按：出於行文流暢的考慮，略有刪節），占全書五分之一以上。博覽群書，引證古籍一百二十七種，今人論著三百一十一種，其中外國著作四十餘種。充分吸收了中外有關范仲淹與慶曆新政的成果，對於有爭議的問題，做了認真的分析，提出取捨意見。其治學態度是嚴肅認真的。其水準放諸當今有關范仲淹慶曆新政較為優秀的論著之列，也是當之無愧的。

　　說實在的，我對當今史學界存在的粗製濫造成風、學術垃圾成堆的現象十分擔憂，頗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當我看到年輕高中生林嘉文的新作，令我確信，不可小看年輕一代，他們其中是有好苗的，衷心希望好苗茁壯成長，成為學術界的新星。我一向不願為年輕人的書作序，我的學生們修改論文後出書，請我寫序，都拒絕了，而今自破其例，為了鼓勵這位年輕人，我欣然答應作序。此書的優點，讀者自會鑑別，我就不多說了。我只想說，現在僅是良好的開端，千萬不可以此為滿足，從研究角度講，還沒有真正上路，要更上一層樓，必須知道自己的缺陷，只有不斷克服缺陷，才能不斷前進，前進的過程就是克服缺陷的過程。

　　治史大致可分寫史和研史兩類。寫史是描述歷史，如人物傳、歷史事件等。歷史轉瞬即逝，又不斷翻新，它不可能重複出現，紛繁複雜的歷史過後，只留下一些殘片碎末，後人只能根據有限的資料去復原歷史，這就需要一定的想像去拼接，所以胡適認為這是文學家的任務。研史是研究歷史問題，資料有真有偽，需要辨別，許多疑難問題，需要解決，表象背後隱藏的奧祕，需要去探索。胡適認為，這一切才是歷史學家的任務。當然兩者之間，並沒有鴻溝，現在研究歷史的往往兩者兼顧。寫史可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蒐集相關資料，連綴成文，不看他人相關的研究成果，不做考證。這類論著比較淺薄，缺乏學術含量。第二個層次，是盡量吸收他人成果，這類論著能反映當前已達到的學術水準，但缺乏新的突破。第三個層次，則是在作者自己做過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能表現最新最好的水準。本書屬第二個層次。這一層次的局限性在於，對有分歧的見解，可以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對尚無不同看法的見解往往會照單全收，如有人說宋代是「文不換武」，本書就說「文臣們鐵了心『文不換武』」（頁四十二）。事實上，宋代武換文、文換武兩種現象一直同時並存。王應麟（西元一二二三至一二九六年）《玉海》卷一百二十七：「宋朝文武無輕重之偏，有武臣以文學授文資者，若興國三年王操，淳化二年和㟸，咸平三年錢惟演（西元九七七至一〇三四年）。有文臣以智略易右職當邊寄者，若雍熙四年柳開（西元九四七至一〇〇〇年），祥符九年高志寧，天聖元年劉平，四年劉牧，慶曆七年楊畋（西元一〇〇七至一〇六二年），皇祐四年蘇緘（西元？至一〇七六年），治平二年種診、諤（西元一〇二七至一〇八三年），三年種古及張亢（西元九九九至一〇六一年）、劉幾（西元一〇〇八至一〇八八年）、李丕諒之屬，熙寧五年三月戊戌立文武換官法。」除上舉各例外，文官主動要求換武者尚有景泰（《長編》卷一百二十八康定元年九月己未）、呂渭（《長編》卷一百六十七皇祐元年冬十月壬戌）、李時亮（《長編》卷兩百七十五熙寧九年五月己卯）、蘇子元（《長編》卷三百七十八元祐元年五月壬午）、趙叔盎（《長編》卷四百九十二紹聖四年冬十月壬辰）等，後者還是宋皇室成員。

　　擺在林嘉文面前的任務是如何提高至第三個層次，這絕不是做一些修改所能達到的，必須從寫史走進研史之路，向歷史學家邁進。即不能滿足於看他人的論著，而必須從閱讀原始資料著手，切記一定要有問題意識，帶著問題去讀，才能發現新問題，然後設法解決新問題，寫出有獨到見解的論文來。

　　對於一些熱門話題，要想走出自己的路，一定不要輕易相信已有的結論，要多問幾個為什麼？就范仲淹與慶曆新政而言，論著多得不勝枚舉，似乎已無文章可作，但是，如果深入思考一下，需要研究的問題還很多，如范仲淹憑藉什麼取得仁宗和大臣信任，支持他實行變法？為什麼後來仁宗又改變主意，不再支持？為什麼范仲淹靜觀變法終止，沒有採取任何挽救措施？為什麼新政的積極支持者，才過二十來年，到王安石變法時通通成為反對派？他們為什麼那麼一致地變成保守派？為什麼王安石從來沒有正面讚揚范仲淹的新政？……

　　下面，就多數人視為定論並被林書所接受的一些問題，如認為祖宗之法是保守的，范仲淹新政的矛頭指向祖宗之法等，談一下我的不同看法，供作者參考。

　　我認為，祖宗之法是先進的，而不是保守的。它的宗旨是「防弊」，防止一切可能危害政權的弊端，為此，創造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完善了用以限制皇權和相權的臺諫制度。應該說，這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最好的體制和制度。它的實施，使唐末五代軍閥專政的混亂局面得以終止，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皇室內亂（如八王之亂）、太后篡權（如武則天建大周）、宰相篡權（如曹操）、外戚（如王莽）、宦官篡權亂政，不再重演。它使宋文化達到了中國數千年來文化的頂峰。

　　任何改革都需要尋找一個權威力量作為支撐，在古代，權威力量有兩種，一是祖宗之法，二是儒家經典。范仲淹依託的是前者，王安石依託的是後者。當社會出現種種問題，但尚未達到政權覆亡的程度，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會站出來變法，對一些直接背離祖宗之法的，可以變回去，對新產生的問題，則用祖宗之法的精神去解決。在研究慶曆新政時，不可局限於范仲淹（西元九八九至一〇五二年）個人，這是一批菁英共同的行動，特別不應忽視新政的第二號人物富弼（西元一〇〇四至一〇八三年）的作用。

　　二〇一一年，我在第二屆嶺南宋史會上提交了〈「祖宗之法」是實施慶曆新政的武器──富弼《三朝政要》研究〉的論文，並作為主題發言，指出新政是范仲淹與富弼共同策劃的，在范實施變法的同時，富弼邀請歐陽脩（西元一〇〇七至一〇七二年）等人編寫《三朝政要》二十卷，此書雖佚，但仍散見於宋代各書中，我輯得佚文近八十條。從佚文中可以看出，富弼等人把太祖、太宗、真宗三皇帝言行分門別類彙編成書，所選事例，全是為糾正時弊、實行慶曆新政提供史實依據，其內容多與范仲淹的變法主張相對應（除了軍事之外）。富弼在《政要序》中明確地說出編寫此書目的，要用盛美的祖宗之法，去扭轉近來法制不立的現狀。書中所採用的史料，主要是反映祖宗之法的《聖政》和《寶訓》。

　　正因為扛著祖宗之法的大旗，才得到皇帝和大臣的支持，使變法得以實施。然而當變法觸及太多官員利益時，必然會遭到強烈的反對，在失去多數士大夫支持後，按照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仁宗只能下令終止新政，而范仲淹從維護共治天下體制的大局出發，也只能接受這一事實。新政雖然失敗，但並不妨礙仍然出現慶曆之治、嘉祐之治的繁榮局面。

　　王安石（西元一〇二一至一〇八六年）變法動作非常大，他扛著儒家經典的大旗，對經典做出有利於變法的新解釋，以此否定祖宗之法中的重要內容，這當然要遭到維護祖宗之法的慶曆新政派的強烈反對。王安石為了推動變法的進行，一再鼓動神宗加強君主獨斷，使臺諫官淪為宰相的附庸，破壞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新法推行幾十年，其後遺症非常嚴重，北宋之亡，他是難辭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