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半年前,我老伴張平生上網,跟我說:網路上在傳一個研究歷史的高中生,很熱門。我不以為然地說:哪有這種事,歷史是累積出來的。過了不久,七月二十二日,北師大研究生張閌等人來訪,一位年輕人跟隨其後,他自我介紹:林嘉文,高二學生,西安人。送我兩本書。我接過來,看了一眼,著實吃了一驚,那不是兒童讀物,而是有學術含量的著作。一本是已經出版的《當道家統治中國:道家思想的政治實踐與漢帝國的迅速崛起》,寫的是漢朝建國與道家的關係。和一本待出的書稿《救斯文之薄:北宋慶曆年間的新政、黨議和新儒學運動》,寫的是范仲淹領導的北宋第一次改革運動。兩本書均有三十多萬字。我很納悶,現在高中生應付作業和考試,都忙不過來,哪有時間看書寫作?還寫得那麼厚重。我在五六十年前上高中時,看一些課外書,讀《綱鑑易知錄》,知道一些課外的歷史,寫點心得筆記,就算不錯了,寫書的事根本不曾想過,更不必說付諸實踐了,真不可思議。臨別,小林拿出予在二〇〇九年出版的《宋史考論》,請我題詞,我寫了一句:「考據是治學的基本功。」十月十七日,嘉文來電,說他準備要重新出版,請我寫個序。我說:寫序可以,只是現在忙於準備下個月去武漢講學、赴杭州參加國際宋史學術討論會,十一月二十日後才有時間。十一月十一日自杭返西安,用了幾天時間對即將發表的論文做些修改寄出,這才有時間坐下來,讀一讀林的書。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完全符合學術規範,言必有據,注文長達六萬多字(編者按:出於行文流暢的考慮,略有刪節),占全書五分之一以上。博覽群書,引證古籍一百二十七種,今人論著三百一十一種,其中外國著作四十餘種。充分吸收了中外有關范仲淹與慶曆新政的成果,對於有爭議的問題,做了認真的分析,提出取捨意見。其治學態度是嚴肅認真的。其水準放諸當今有關范仲淹慶曆新政較為優秀的論著之列,也是當之無愧的。
說實在的,我對當今史學界存在的粗製濫造成風、學術垃圾成堆的現象十分擔憂,頗有一代不如一代之感。當我看到年輕高中生林嘉文的新作,令我確信,不可小看年輕一代,他們其中是有好苗的,衷心希望好苗茁壯成長,成為學術界的新星。我一向不願為年輕人的書作序,我的學生們修改論文後出書,請我寫序,都拒絕了,而今自破其例,為了鼓勵這位年輕人,我欣然答應作序。此書的優點,讀者自會鑑別,我就不多說了。我只想說,現在僅是良好的開端,千萬不可以此為滿足,從研究角度講,還沒有真正上路,要更上一層樓,必須知道自己的缺陷,只有不斷克服缺陷,才能不斷前進,前進的過程就是克服缺陷的過程。
治史大致可分寫史和研史兩類。寫史是描述歷史,如人物傳、歷史事件等。歷史轉瞬即逝,又不斷翻新,它不可能重複出現,紛繁複雜的歷史過後,只留下一些殘片碎末,後人只能根據有限的資料去復原歷史,這就需要一定的想像去拼接,所以胡適認為這是文學家的任務。研史是研究歷史問題,資料有真有偽,需要辨別,許多疑難問題,需要解決,表象背後隱藏的奧祕,需要去探索。胡適認為,這一切才是歷史學家的任務。當然兩者之間,並沒有鴻溝,現在研究歷史的往往兩者兼顧。寫史可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蒐集相關資料,連綴成文,不看他人相關的研究成果,不做考證。這類論著比較淺薄,缺乏學術含量。第二個層次,是盡量吸收他人成果,這類論著能反映當前已達到的學術水準,但缺乏新的突破。第三個層次,則是在作者自己做過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寫成的,能表現最新最好的水準。本書屬第二個層次。這一層次的局限性在於,對有分歧的見解,可以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斷,對尚無不同看法的見解往往會照單全收,如有人說宋代是「文不換武」,本書就說「文臣們鐵了心『文不換武』」(頁四十二)。事實上,宋代武換文、文換武兩種現象一直同時並存。王應麟(西元一二二三至一二九六年)《玉海》卷一百二十七:「宋朝文武無輕重之偏,有武臣以文學授文資者,若興國三年王操,淳化二年和㟸,咸平三年錢惟演(西元九七七至一〇三四年)。有文臣以智略易右職當邊寄者,若雍熙四年柳開(西元九四七至一〇〇〇年),祥符九年高志寧,天聖元年劉平,四年劉牧,慶曆七年楊畋(西元一〇〇七至一〇六二年),皇祐四年蘇緘(西元?至一〇七六年),治平二年種診、諤(西元一〇二七至一〇八三年),三年種古及張亢(西元九九九至一〇六一年)、劉幾(西元一〇〇八至一〇八八年)、李丕諒之屬,熙寧五年三月戊戌立文武換官法。」除上舉各例外,文官主動要求換武者尚有景泰(《長編》卷一百二十八康定元年九月己未)、呂渭(《長編》卷一百六十七皇祐元年冬十月壬戌)、李時亮(《長編》卷兩百七十五熙寧九年五月己卯)、蘇子元(《長編》卷三百七十八元祐元年五月壬午)、趙叔盎(《長編》卷四百九十二紹聖四年冬十月壬辰)等,後者還是宋皇室成員。
擺在林嘉文面前的任務是如何提高至第三個層次,這絕不是做一些修改所能達到的,必須從寫史走進研史之路,向歷史學家邁進。即不能滿足於看他人的論著,而必須從閱讀原始資料著手,切記一定要有問題意識,帶著問題去讀,才能發現新問題,然後設法解決新問題,寫出有獨到見解的論文來。
對於一些熱門話題,要想走出自己的路,一定不要輕易相信已有的結論,要多問幾個為什麼?就范仲淹與慶曆新政而言,論著多得不勝枚舉,似乎已無文章可作,但是,如果深入思考一下,需要研究的問題還很多,如范仲淹憑藉什麼取得仁宗和大臣信任,支持他實行變法?為什麼後來仁宗又改變主意,不再支持?為什麼范仲淹靜觀變法終止,沒有採取任何挽救措施?為什麼新政的積極支持者,才過二十來年,到王安石變法時通通成為反對派?他們為什麼那麼一致地變成保守派?為什麼王安石從來沒有正面讚揚范仲淹的新政?……
下面,就多數人視為定論並被林書所接受的一些問題,如認為祖宗之法是保守的,范仲淹新政的矛頭指向祖宗之法等,談一下我的不同看法,供作者參考。
我認為,祖宗之法是先進的,而不是保守的。它的宗旨是「防弊」,防止一切可能危害政權的弊端,為此,創造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完善了用以限制皇權和相權的臺諫制度。應該說,這是中國幾千年歷史中最好的體制和制度。它的實施,使唐末五代軍閥專政的混亂局面得以終止,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皇室內亂(如八王之亂)、太后篡權(如武則天建大周)、宰相篡權(如曹操)、外戚(如王莽)、宦官篡權亂政,不再重演。它使宋文化達到了中國數千年來文化的頂峰。
任何改革都需要尋找一個權威力量作為支撐,在古代,權威力量有兩種,一是祖宗之法,二是儒家經典。范仲淹依託的是前者,王安石依託的是後者。當社會出現種種問題,但尚未達到政權覆亡的程度,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會站出來變法,對一些直接背離祖宗之法的,可以變回去,對新產生的問題,則用祖宗之法的精神去解決。在研究慶曆新政時,不可局限於范仲淹(西元九八九至一〇五二年)個人,這是一批菁英共同的行動,特別不應忽視新政的第二號人物富弼(西元一〇〇四至一〇八三年)的作用。
二〇一一年,我在第二屆嶺南宋史會上提交了〈「祖宗之法」是實施慶曆新政的武器──富弼《三朝政要》研究〉的論文,並作為主題發言,指出新政是范仲淹與富弼共同策劃的,在范實施變法的同時,富弼邀請歐陽脩(西元一〇〇七至一〇七二年)等人編寫《三朝政要》二十卷,此書雖佚,但仍散見於宋代各書中,我輯得佚文近八十條。從佚文中可以看出,富弼等人把太祖、太宗、真宗三皇帝言行分門別類彙編成書,所選事例,全是為糾正時弊、實行慶曆新政提供史實依據,其內容多與范仲淹的變法主張相對應(除了軍事之外)。富弼在《政要序》中明確地說出編寫此書目的,要用盛美的祖宗之法,去扭轉近來法制不立的現狀。書中所採用的史料,主要是反映祖宗之法的《聖政》和《寶訓》。
正因為扛著祖宗之法的大旗,才得到皇帝和大臣的支持,使變法得以實施。然而當變法觸及太多官員利益時,必然會遭到強烈的反對,在失去多數士大夫支持後,按照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仁宗只能下令終止新政,而范仲淹從維護共治天下體制的大局出發,也只能接受這一事實。新政雖然失敗,但並不妨礙仍然出現慶曆之治、嘉祐之治的繁榮局面。
王安石(西元一〇二一至一〇八六年)變法動作非常大,他扛著儒家經典的大旗,對經典做出有利於變法的新解釋,以此否定祖宗之法中的重要內容,這當然要遭到維護祖宗之法的慶曆新政派的強烈反對。王安石為了推動變法的進行,一再鼓動神宗加強君主獨斷,使臺諫官淪為宰相的附庸,破壞了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體制。新法推行幾十年,其後遺症非常嚴重,北宋之亡,他是難辭其咎的。
李裕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