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訂版序
典範的轉移
一
近兩年中美貿易大戰，許多台灣高科技生產線從大陸移回台灣。原本交由三聯書局出版的七本書，有兩本都排好版、正待二○一九年四月起陸續推出之際。不料一紙行政命令，竟阻止了這個發行大計，沒為什麼，三月底大陸當局突然要求，各書局要把送審通過並待上市的台港學者著書，重新送審一遍。如此一來，基層工作人員在審查作業上，不會只是最嚴，而是更嚴。靜靜等候送審再過的通知佳音，就一個月又一個月地遲不出現。到了今年十月，我已經等得心焦不已，逐漸說服自己，我與大陸讀友無緣，此事就此打住吧。
就在此時，萬沒想到，一次與老友吳宏哲兄邂逅的事件，帶來新的轉機。宏哲兄聽我大陸出書受阻，便在眾家老友面前，講出一番要助我一臂之力的話。這並不是他有辦法讓我在大陸出書，而是助我把大陸生產線移回台灣，像煞登上脫逃大陸的台灣企業這輛列車。我的文化事業重心又從大陸倏忽移回台灣。從二○○二年至二○一四年的十二年間，大陸有四家出版社各出我一本書。一五年時，我結識了三聯主編張龍先生和中華賈主編雪飛小姐，大家相談甚歡，就分別跟我敲定了簽七本書和三本書的約定。從一六年至一八年，這兩家書局分別忙於內部編輯作業。此其間，我與兩位主編通信無數，分別交流了各自製作書籍的理念。我覺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是天幸讓我遇到識馬的兩位伯樂。張龍先生乃北大歷史系畢業，初識那天，他告以發掘了一位重量級學者辛德勇先生。此後，辛先生之書一本一本地從張龍編輯手中應市，深受讀者喜愛。賈雪飛小姐從復旦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後，投身中華編務。從她手中編出面市之書，都衝到十萬本的天文賣量。像樊樹志教授的晚明五部曲（已出三本），還有張國剛教授的《資治通鑑》學，都是賈小姐點指成金的熱銷商品。張、賈兩位編輯近五年的努力，炒熱了歷史書類，讓專業史家像煞王牌作家一樣，他們的史著可躋身暢銷書排行榜。這股歷史通俗書熱，無疑對我作品進入大陸書市，相當有利。
我數十年來，就是一位右手寫科學報告的論文，左手寫老嫗都解的歷史普及書的學者。我在歷史普及書領域內，走在前述辛德勇、樊樹志，以及張國剛等三位教授之前，早了許多年。今天出版社出了像張、賈這種看重歷史普及書價值的專業編輯，當這種編輯當起識馬伯樂，那麼，象牙塔中稀見的千里馬史家，像辛、樊、張等三教授，就會被發掘出來。我應屬千里馬俱樂部的一員，我的兩部書，即《鐵面急先鋒》和《咆哮彭城》，先後讓北京法政大學出版社和北京大學出版社的編輯給相中，分別在二○一二年和二○一四年發行應市。之後，有張龍先生和賈雪飛小姐分別來洽談出簡體字版書，已述之於前，不贅。
二
唐帝國統治了一百三十七年，三支由安祿山統領的東北邊防軍譁變，殺向洛陽、長安兩京，一副要吞噬帝國的模樣。一時之間，帝國大河南北要地悉數淪陷，皇帝出逃，長安落入安祿山手中。從此，帝國各路軍與安祿山軍周旋了八年。安軍在安祿山死後，連續換了三位頭領，還在與唐軍互打不已。但雙方已攻守易勢，安軍的主力部隊已從河南地退守到河北地，只比當初老巢的幽州、營州等地多了今天河北省的中部和南部。亦即，安祿山部眾忙了八年，只獲得帝國十餘道行政區中的一道，即河北道。而唐軍這時，分從河南和河東兩地進逼河北。但誰都制服不了誰，於是形成了僵局。最後唐方主動罷兵，並撤離河北，河北從此成了安祿山死後餘生部眾的勢力範圍。同時，八年戰爭期間，有兩塊唐土也落到安祿山部眾之手，一塊是今天山東省，另一塊是今天河南省西南部的蔡州一帶（當時稱作「淮西地」），於是乎，內戰八年之後的帝國，有三處地方管治不了。特別是河北這一塊，一直是亂後七位皇帝的夢魘所在，亟思加以光復。因而此後七十七年，唐廷就與河北三個藩鎮處在一種關係不穩，又曖昧的狀態。唐廷視河北為失地，而河北諸強人們則以河北主人自任。這樣的唐河關係歷史課題，近八十年來一直引起中外史家高度注意，都想對這樣的歷史現象給予合理的解釋。
可這是一個極度複雜的歷史課題，因此對歷史家而言，研究此一議題，形同是對一己史學素養和能耐的一大考驗。
三
唐（廷）河（北）關係課題是由陳寅恪這位二十世紀不世出史家所提出的。他在一九四四年出版對此課題的假說性解答。他認為，當時存在兩個平行時空世界，一個是由長安天子所管治的「周孔名教」世界，另一個是不知「周孔名教」為何物的河北世界。一個傳承的是中國正統文化，另一個則是背離此正統的低級文化。對於後者，他進一步解釋說，河北地域中，雖在族群上是胡漢雜揉，但在文化上是以非漢的胡人文化為主體。其實，河北境內胡人族屬多元且複雜，陳大師當時並未有所著墨，而是到了五、六十年後才由榮新江教授加以補白。
以上陳大師的歷史詮釋，是為了理解唐河關係之所以緊張且尖銳化，其持續如此之久，一言以蔽之，就是長安是漢族光輝文化的代表，河北三鎮則是胡人文化的重鎮，兩者之間存在先天的文化隔閡，且發展到無可化解的地步。據此，又可進一步導引出雙方的嚴重軍事衝突，是雙方文化衝突另一形式的體現。
然則陳大師上述假說是建立在一則二手傳播上。一位代表胡人文化的河北之子，叫盧霈的，從小到大，只知騎射，卻不知周公孔子為何許人。直到有一天，有一位河北儒者黃建出面告知他，還有一個世界，其文化境界比我們河北人的要高出許多。這個世界就在河北境外，是由一位坐鎮在長安城的唐天子所統治的偌大地方。好個盧霈一知還有另一個世界，為他所不知，他聽說之後，就偕乃弟出走河北，由山西地界進入天子的世界。他與乃弟決心做一位有「文明」的人，遂投注大量時間學漢字和讀漢文書，並參加科舉考試。最後，盧霈取得進士功名，卻一時無法入仕。幸而，他的同年好友競相供養他，讓他可在長安生活下去。過了一段時間，盧霈偕弟到山西遊歷，不幸死在一群強盜之手。乃弟幸運逃脫，在遇到一位叫杜牧的文官後，才把上述身世和盤托出。杜牧據以寫成〈盧霈墓誌〉。
讀者注意到了沒有？河北之子盧霈的故事，活脫是一則胡化漢人，冒險進入天子世界，脫胎換骨變成一位一定漢化程度的漢人的變（換）身（分）故事。當年那位儒者黃建在點撥盧霈培養新的世界觀的場合，盧霈弟弟並不在現場！盧弟應該聽聞乃兄轉述那場文化震撼對話，經過他的理解，再轉譯給聽故事者杜牧聽，而杜牧再以他主觀認知，把盧霈轉變文化認同的故事，給予記錄。這故事傳世至今，而為陳大師採信。陳大師並未留意杜牧所言，是二手資訊，也未留心此中有杜牧的蓄意加工，把資訊增加權重。同時，裡面也夾纏有盧霈弟的臆測，以及杜牧對河北人先天刻板印象和自家主觀價值和信念。這個關於河北之子變身為天子世界信徒的故事，裡面究竟有多少事實成份，其實很值得今之史家懷疑的。陳大師不僅不疑有他，還照單全收！這是陳大師的偏聽，導致對唐河關係的詮釋致命的所在。
陳大師打一九四四年提出上說後，崇信兼崇拜者絡繹於途。直到九○年代，台灣的毛漢光教授偕其所指導博士生廖幼華女士，才予以局部修正說，河北未全然胡化，胡化厚重區應侷限在河北北部的幽州節度使。至於其他河北中南部的成德和魏博兩節度區，應還是以漢人文化為主體的。
陳氏假說從一九四四年提出，至一九九○年毛教授始提局部修正，再到一九九二年廖女士發揚乃師之說，寫成博論並畢業 。中、港、台三地學者，加上日本和歐美學者，基本上不斷引用陳大師對唐河關係的看法。然而，挑戰陳大師假說的事究竟發生在二○○○年至二○○七年的台灣史壇。
四
台灣史家盧建榮與二○○○年先發表一文，長達四萬五千字，挑戰陳寅恪假說，繼而再加以擴大，於二○○七年六月出版《飛燕驚龍記：大唐文化工程師與河北沒有歷史的人》（台北：時英出版社）一書，提出一個迥異於陳大師的唐河關係詮釋。盧氏有兩項陳大師當年所沒有的憑藉，如下：其一，在史料上，盧氏大量引證由宋至清出土的地下墓誌和地表碑刻，尋繹出陳大師沒有見過的河北人聲息其第一手訊息。其二，在方法論和分析裝備上，盧氏運用創成於西方八○年代的新文化史理念。把文化當成研究對象，盧氏的新式文化觀總算替換下陳大師陳舊的文化觀。此外，盧氏對於解釋誌和碑，亦有所講究，採用不同方法去看待，而不像時人無所分別加以對待。這是在掌握實物資料其中訊息的解碼上，盧氏較一般史家更加警醒。這一點，也是分出高下的關鍵因素。
盧氏的提法，簡單說，他認為河北三鎮的文武公職人員，相對兩京文化菁英而言，是政治／社會地位比較偏弱的一群。以河北地方菁英階層，倘要在天子世界找到一個像樣的職缺，幾乎是千難萬難之事。相形之下，他們依附在河北軍鎮機構討生活，他們的生活卻比在天子世界謀生要來得好。這是河北文武地方菁英願意死心塌地地追隨軍主的深層結構因素！具體言之，是要過好一點的生活。
這點，莫說當時兩京文化菁英，如韓愈者流，見不及此，即連現代史家也輕忽了。從大量出土的墓誌資料，河北人抵抗李唐中央的行動，是有文化理據做支撐，而合理化其抵抗行動的，對照來說，兩京文化菁英奉旨書寫、送給投誠中央河北頭領的紀念建物的石碑，是要馴化河北人，而在這馴化修辭的背後，暴露出對河北人的歧視。甚至在述及特定叛亂事件上，流露出對河北人／地的「認同的汙名化」（Stigmatized Identity）舉措！這些文化菁英也奉旨挑一些親唐河北頭領為其立傳，這些傳統文本多少暗寓拉甲（親唐）打乙（反唐）的、傳遞歸順的文化政治話語。如此其多的針對河北人／河北文化的碑／誌（按：全是公開的，有的在河北，有的在長安，請注意這些不同於河北地下出土墓誌）製作，倘若不暇細觀和深思，研究者將迷失於這龐大汪洋般的字海之中。當代史家可不慎哉！？
盧氏這本挑戰陳大師的專著舊說，到目前為止，先影響了兩位青壯大陸學者。一位在復旦大學工作的仇鹿鳴教授，繼我標舉的學術資源之後，復加上他師門絕技，即文獻詮釋學，於二○一八年出版《長安與河北之間》（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仇教授彌補了拙作未處理的空白之處，還對碑誌窮蒐極索，並給予深刻的解析。仇先生尋繹所得，往往發人所未發，言人所未言，饒富創意。此書，我已發表對其讚賞之意。詳見拙編《社會／文化史集刊》第二十三期（二○一九年一月）第一五九─一六三頁，不贅。另外一位是首都師範大學張天虹教授，畢業於北師大歷史所博班。他也處理河北藩鎮問題，但他另闢蹊徑，且跳脫出我和仇教授所聚焦的政治／文化視角，轉而聚焦並深化經濟／社會視角，來觀察河北三鎮抵抗力的物質基礎和社會網絡。河北人抵抗的文化基礎，先後經我和仇教授一一揭示後，留給後人想超越的空間不大。當然，成德鎮內房山是當時佛教信仰重鎮之一。近年房山佛經典籍大量出土，日本氣賀澤保規教授在此下足了工夫，應有助於將來揭示成德鎮文武人員的心靈素養這一面向。再回到張天虹教授身上。他目前身任新加坡大學訪問學者，他藉此難得機會，努力修改他當年博論以期出版。在此預祝他心想事成。
五
在我出版《飛燕驚龍記》之後，無獨有偶地，中央民族大學李鴻賓教授及其所領導的碩士生，合出一本論河北的集子，叫《隋唐對河北地區的經營與雙方的互動》（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二○○八年三月），慢了拙作九個月，我估計，李教授應不知我這書的存在。
李編著書中，有兩文與拙作在處理相同問題上有其同異之處，這兩文如下：
1. 陳磊，〈唐代後期河北地區的文化分區與社會分群〉，第一七九─二四○頁。
2. 張建寧，〈從《李寶臣紀功碑》看成德軍的早期教育〉，第二四一─三二五頁。
先說第二文，李寶臣碑乃河北人，而非兩京文化菁英所製作。那是成德軍成軍初期唐河關係尚渾沌不明之時，我與仇教授都沒去處理，略過不提。
關於第一文，用了不少河北出土墓誌。這在史料運用上，與我的雷同，然則在歷史詮釋上，作者用跟我一樣相同資料，看法多不一樣。這很有趣。陳磊落於我後手，處理相同問題，原本存有很大超越我的空間。究竟有否超越，我請讀者評斷，恕我不便發言了。
但從學術基本路數來看，陳磊和張建寧儘管吸收不少中文學術資源，但格局上，仍是陳寅恪學術遺產的繼承這一路徑。這一路徑代表的是陳大師所樹立的典範。我與仇、張等三人，則另闢蹊徑，試圖樹立新典範，可否受到爾後後學承認，則處在發展態勢之中。然則，我們三人循著新典範路徑出發，的確領略了當年陳大師無緣領略的歷史新風景。
六
最後，我要講我親臨歷史現場考古的經驗。我先後在二○一八年和二○一九年兩度赴河北考崇成德鎮。一八年那次是成德鎮總部恆州，後來改名鎮州，今天則是河北省正定縣。我在那裡，參觀了兩大古佛寺、古城牆（重砌新做的），更重要地，我特意看了李寶臣紀功碑。一九年那次，我特別去趙縣（原唐趙州城）參觀趙州橋，它現在是一個文化園區的主角。我特別端詳此橋與河寬度和河岸高度的關係。我趁機去思索兩軍交戰時，在此渡河作戰和過橋作戰的不同打法之種種可能性。當初我寫作時，沒能親臨現場，如今始履斯土，真是感奮莫名呀。西元七六三年之後，到八三五年之前，唐軍五度進入河北，與河北三鎮、還有監視「三鎮」的倉景鎮，先後交手。前四次，交戰雙方都路過趙州，而且都通過趙州橋。這座橋是見證唐河雙方四次交戰還留存至今的珍貴地標的遺物。何等寶貴呀！可惜，我看經營此園區的團隊，竟不知此橋是看盡四次大兵團作戰的目擊者，唐河雙方多少殞落的將軍和英勇殉死的士兵其屍體，多假道此橋南來北往。多少唐代名臣和名將在此橋留下足跡，以及橋南北幾個戰場的事蹟。光是趙州，趙郡李氏大族在此繁衍，該族名相輩出，譬如李德祿就是。與此橋相關人物和事蹟俱不見該園區作相關展示，相反地，園區經營者拉來兩尊不相干的神祇，即觀音菩薩和關公，充作園區布展的兩個台柱。這完全暴露主事者對趙州史，或擴大講河北史，極之貧乏！我曾開玩笑，對張龍先生說，將來一旦《飛燕》被准出版，我請求對趙縣讀者施予客製化，將此書改成《風雪趙州橋》，以拉近與趙縣讀者之距離，只在趙縣境內用此書名流通。
七
本書此一繁體字版，既不同於二○○七年繁體字版，也不同於二○一八年定稿的三聯簡體字增訂版。這是因為，一部分與兩岸雙方用字遣詞和政治分殊有所不同。另一部分，是我在三聯增訂版基礎上，做了一點最新學術研究資訊的補充，還有，就是字句潤飾上不免又動了手腳。但無論如何，三聯增訂版是原先二○○七年初版的精進版。多虧三聯張龍本人及其所領導編輯團隊的共同努力，在校改上使疏失減到最低不說，另在文字潤飾上，他們也儘量模仿我的學術術語（按：這是做到完全理解作者所欲表達的）來增益我的學術發現。這已不是修訂文字的技術層面，而是進入到特定學術素養和敘事表述技藝的層面。這是三聯的團隊在編輯上展現他們專業的高度。我認為他們完全瞭解西方新文化史究係何物，同時，中文表達上，他們做到要讓其讀者很順暢地進入這個新穎的閱讀世界去。這沒有具備破解新式學術素養和使老嫗都解的中文表達法這兩道關卡，是不為功的。三聯這本書的製作，使中國當代出版業往上竄升了至少兩個境界。這是在締造新紀錄。
是為序
盧建榮序於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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