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懷疑主義與訓練養成
一
本書原只想出簡體字版,不想因國小老同學吳宏哲先生出現,並在他協助之下,台灣繁體字版就此誕生了。在經過五天讀過、以及校補之後,台灣版的疏失比起前一版,又少多了。這是可以告慰本地讀者的地方。
二
唐宋上層人士到底在從事什麼休閒活動?這樣的活動有何意義?假如我這樣提問的話,那就意味,唐宋文化是一體的,而且在傳承中有所發展。這樣的預設,印證我一系列研究出的結果,便挑戰了日本京都大學學派的創始人內藤湖南的一項假說了。內藤在上一世紀二戰之前,力主由唐入宋是中國史上掀大揭地的一場鉅變。這就是風靡至今的唐宋變革說。我從二○○六年出版《北魏唐宋死亡文化史》,就指出,在死亡文化上,唐宋是延續的。之後,二○一○年,我主編《社會/文化史集刊》第四期時,推出「唐宋變革說及其宰制論述的猖獗」專號,呼籲學界重新省視內藤假說在歷史上的缺失。之後,我先後在二○一三年和二○一四年出版《白居易、歐陽修與王安石的未竟事業──唐宋新聞傳播史》和《唐宋私人生活史》,在在指出唐宋文化的延續性大過斷裂性,不知凡幾。意即,由唐至宋即令有變化,但變化比起延續來,只是小巫見大巫!如今,二○二○年,我推出《唐宋吃喝玩樂史》一書,強調搢紳人士在園林、飯館以及牡丹花會等三項文化活動上,宋人與唐人無異。這又一次證明唐宋文化相承不替。這何來鉅變云乎哉?
三
研究唐宋園林的學者,在我之前就有幾批人。不過,他們側重的點與我的大為不同。他們注意的是園林在建築上的美學,以及文學再現上的修辭學意義。我呢,注重園林主平居生活的日常性,以及園林空間關連到政壇權鬥所產製的文化政治意涵。以上聚焦兩個層面的前一項,我使用白居易紀實詩的材料,去重構唐宋園林主生活的日常軌跡。後一項,我則利用唐宋人的亭/園記文本,去做歷史拼圖。白居易園林紀實詩,早就有學者加以利用,像一九五○年代的陳寅恪和二○○三年楊曉山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論,就是著例。至於利用亭/園記文本去挖掘園林文化政治意涵的,我是第一位,此後至今尚未有人跟進。
白居易詩和唐宋文人亭/園記散文,是文學性材料,這對一般歷史家在史料利用上有其難度,多不敢輕易嘗試。文學系學者雖習於利用文學材料從事文學史或文學批評的研究,但他們的提問跟現代歷史學所要探討的課題,多半流於牛頭不對馬嘴。文史之間在這裡的學術對話,所能產生的效益並不彰著。我的做法,跟並世的文學研究者和史學工作者,差別還蠻大的。這多半與我的學術進路是新文化史,而多數文史學者無與此途,是相關的。
四
我研究的是一群文化/政治菁英,他們在文化品味上屬於大傳統,他們以追求住有園林豪宅,吃有飯館珍饈美食,以及自家園中擁有一株極品牡丹花,好在花季時驕其友朋等,為其人生目標。這群統治菁英在食、住,以及花文化上如此講究,自然造就了唐宋時代貴族生活品味的高潮。我們可以想像,這一群人既是園林豪宅主,也是城中名餐館的座上賓,更是每年花季炫富的極品牡丹花擁有者。必須補充說一點,一朵嬌豔無匹的極品牡丹花,要價五千錢!進門賞花的門票從數十錢到上百錢不等。還有,園林主要投資栽植一棵極品牡丹,需要僱用數位花探子入山採集異種牡丹花樹,數位嫁接農藝專家,還有若干位園丁以及一小隊護院安全人員。光是這樣的人事開銷,帝國中唯有少數權勢者才有可能。牡丹花並不是從一株老樹開出的,而是每年經人工嫁接培育出來的。老在一棵老株上施肥、澆水,是培育不出極品牡丹花的。牡丹花品種經過不斷人工培育,從唐代開發出數十品,至宋已累積到二百多品。這還是今天有記錄可稽的,實際品種可能超過這個數字!牡丹花的觀賞和消費活動,產生了品名,和排行榜,這就進入到市場炒作了。炒作了三百年,沒發生類似荷蘭鬱金香花泡沫的結局。為什麼?因為還沒到經濟泡沫化到來那一天,半路殺出一位不解風情的蠻客!那就是沒有花文化的女真人,他們把例行洛陽牡丹花會活動硬生生地給毀了。
在牡丹花稱花王的唐宋三百年裡,花都洛陽吸引住了幾十上百萬的尋花客總有吧。這些尋花客中,有一些人意識到這花季觀花活動饒富意義,便加以記錄。這類記錄可能多數毀掉,但流傳至今的,仍有三本。我就是從這三本牡丹花記錄中,看出牡丹花冠絕群花這類建構史中人為痕跡如何。而這些人工跡象中,洛陽壓倒一些城市奪得花季主辦權,這之中涉及的配合措施如何;外來投資金主與本地牡丹花花種尋蹤家和花藝專家之間,資金和技術的協作如何;農民搶食牡丹花財的結果,官府趁機介入產生官民鬥智如何,等等層出不窮的故事,都讓筆者目眩神迷。這超出我未研究之前所能想像,不知多少倍!沒想到牡丹花世界如此複雜。我的老師李樹桐先生在一九六○年發表〈唐人喜愛牡丹考〉一文(登載於《大陸雜誌》卷三十九,一、二合期),我當時讀了,依稀覺得唐人愛牡丹成痴,很是稀奇。迨我寫成本書之後,才知李老師當年只觸及唐宋人看待牡丹花一小片段罷了。
五
再來是中國飲食文化史上一個驚人大鉅變,發生在八世紀八○、九○年代之時。唐長安、洛陽兩京,加上汴梁城,這三城的統治菁英改變胃口,不以在家中吃家常菜為已足,改而到新興商店街新開的飯館,去大啖美食。此前貴族比起平民在用餐上,只是菜色豐富和餐食量多,烹飪方式大同小異。現在,飯館的食物在味覺上大為講究,這是中國高級美食誕生伊始。八世紀末的長安和洛陽的新出美味餐館,多在商店街出現(按:戰國至秦漢都城誠有商店街,但到了魏晉南北朝、隋朝,以至唐前期,都城是不許有商店街供人設店營生的),那是靠近東門和南門的地方,汴梁的美味餐館則在汴河入城的東門所在。我為尋覓這些初興新式外食餐館,靠著一種特定文類,即「送別序」,從中加以解碼,這才破解了中國美食誕生地的一些飯館所在。到了宋代的汴梁和洛陽兩京,商店街在全城泛濫起來,而店家先是在街設立,又不夠,連巷弄中也有商店。而商店街導致中國首度出現住商混合居住模式的文化。這在中國也是頭一遭!
講到「送別序」,是我少年求學時的一大疑問,我問過幾位國文老師:有序文,那被所附麗的書在哪?這一問題之後也考倒歷史系教授。一直到二○○六年,我為了寫《飛燕驚龍記》,又把唐代名家的送別序重讀一遍,我才洞察其中原故。這下被我挖到寶。我破了千古以來未解之謎。原來唐代文豪因在飯館參加餞別宴,必須將來賓各寫的詩集中起來,拿去飯館附近的印刷鋪子去印製成冊,好發給每人(當然,遠行者份數會很多)。餞別宴的重頭戲是賦詩大會,這有贈遠行者以言的用意。這樣一種送別詩集其前必附有一篇由文豪操刀的序文。這種送別詩集書是雕刻印製的,在唐宋三百年中不知產製有多少,卻沒一冊傳世!有之,就是文豪的送別序文因被保留在自家文集中,得以傳世。這就成了我少年時只讀到送別序文,卻看不到此序應存身送別詩集書裡的一篇散文。原因很簡單,所有這類詩集書全都被時間給淘汰掉了。
在此,我發現兩件歷史大事:其一,雕版印刷術一開始,不全是用在印製佛經和曆書用的,它也用在印製文人詩集書,特別是應酬用的送別詩集。這改寫了中國印刷史,說文人的文集仍用抄本製作。這句話對錯各半!對的部分,確實有個別文人仍堅持手抄本為上品,不屑以雕版付印。這一主張,白居易是其中最著者。錯的部分,是指集眾詩集因應酬關係,特別交付印書鋪趕製。所以,集眾詩集小冊子、佛經,以及曆書,是中國雕版印刷史上,最早印製的三類書刊。前賢只發現佛經和曆書這兩種書刊,今天我提出要補上集眾詩集這一書刊類。這是本書挑戰以北京大學辛德勇教授以下書寫中國雕版印刷史,創意賣點之所在。尚請名家指正是幸!集眾詩的送別詩集當時是印刷書的一種。這給印刷書鋪主人和工人多添了工作量,可以賴印務為生。第二,送別序是中國勵志話語的載體。這種唐宋的勵志話語並不說教,而是感人至深的一種以應酬為名的文類。這跟我們今天所知的勵志書多流於說教,而有所不同。
這樣,我從解讀送別序文,發掘了好幾頁不為人知的歷史,計有新式中國美食文化的出現,專業廚師的現身,雕版印刷術有用在文士出書身上,以及中國式珍奇的勵志話語等,這四樣價值連城的古董古物。
六
如果不是一位少年富有好奇心,他如何對送別序緊追不捨五十年?如果他聽李樹桐老師講唐人愛牡丹成痴,沒聽進去,他日後如何能踵武乃師之後、繼續挖掘牡丹花的秘密?如果他並未出國學到新文化史的操作技巧,他如何看到亭/園記文便激動地跳起來、轉身就去專心解碼它裡面的訊息?
以上告訴我們,一位研究者懷抱懷疑主義和素養養成,搭配演出的重要性。
是為序。
盧建榮寫於二○二○年一月六日
景美泰岳峰範大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