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危機時代的政治領導
俄國革命的警惕
吳乃德
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是人類史上最大的政治災難之一。因革命而產生的共產黨政權讓至少兩千萬人民死於非命，遠遠超越希特勒的納粹政權的危害。光是史達林在一九三六年發動的「大恐怖」，將近三年間有七十五萬人被槍斃，其中不乏革命元老、黨高層、以及軍事將領。另外一百多萬人流放到「古拉格」集中營，其中百分之十五死於飢餓和疾病。這項人類史上少有的政治大災難是如何造成的？
如本書所示，自私的政治領袖以及精明又長於論述的惡棍，共同創造了這項災難。革命的過程顯示，歷史變動固然受到諸多不可控因素的影響，政治領導仍有關鍵作用。處於危機的社會，最不幸的將是國家領袖缺乏政治領導力。
俄國革命導致共產黨掌權，隨後以暴力推動共產主義，這個事實長久以來讓人對革命的性質產生誤解：共產黨領導無產階級、在馬克斯主義的思想領導下，起而推翻帝制和資本主義。正如俄國歷史權威派普斯所強調的，俄國革命其實是一場政變：論述能力高強的革命家，以堅強的意志，接受敵國的資助，利用時機推翻佔多數的自由派和溫和派。而他們之能成功，得感謝政治領袖的自私和無能。如今我們以後見之明回顧政變的進展，無法不興嘆，同時也心生警惕。
俄國革命所經歷的三個關鍵性歷程，都和政治領導高度相關。第一是沙皇退位、帝制崩潰。十九世紀的歐洲在經濟、社會、和思想上都經歷激烈的變動，俄國社會也充斥各種革命思想和革命組織。沙皇政權卻始終僵化不思改革。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竟然敗給亞洲小國，沙皇政權的無能澈底暴露，也澈底失去人民的信任，動亂和革命接踵而至。沙皇政權於是頒佈了有限度的改革；保守派因為讓步而不滿，進步派則認為改革不夠而不滿。雖然勉強穩住政權，可是並沒有從中學到教訓。後來出現的治世能臣史拖里賓被暗殺之後，沙皇缺乏足夠的智慧堅持其不參戰的外交政策。沙皇甚至御駕親征到前線和德國打仗，將政府留給皇后管理，皇后不只因為德裔而不受人民信任，更因為對「妖僧」拉斯普丁的言聽計從和親近而成為醜聞。
沙皇另一個後果更為嚴重的愚行是，在沒有群眾壓力的情況下退位。退位的壓力主要來自他政府中的軍人和文官。他們認為，沙皇退位可以讓戰爭更為順利。沙皇於是在強烈愛國心的驅動下退位。然而他的退位卻讓整個國家陷於混亂。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勢力足以單獨統治國家；所有的政治勢力都互相撻伐，毫無合作的空間。他們唯一的共識是繼續參戰。革命爆發之前不久，列寧曾經悲觀地認為革命毫無希望，除非俄國繼續參加戰爭。沙皇退位後幾乎所有的政治勢力，都一致慷慨地給了列寧這樣的機會。
在政局的混亂中，德國政府以專用火車將反戰的列寧送回離開十多年的俄國，並且附帶一筆龐大的資金讓列寧得以從事顛覆行動：五千萬金馬克，相當於現在的十億美元。列寧用這筆鉅款買下印刷廠印製反政府傳單、收買工人罷工、收買軍人離開軍隊，更重要的是成立了他的私人武裝部隊。
列寧除了具備高強的論述能力，更是一個堅定的革命家。他認為「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階級能夠勝利，除非它能產生有能力組織運動、並且領導運動的政治領導人。」在成功顛覆政府前不久，他寫道：「在革命期間，光是了解『多數人的意志』是不夠的。不，在決定性的時刻、決定性的地點，我們必須更強大。…我們看到無數的例子：組織更嚴密、意識更清晰、武裝更完備的少數人，如何將它的意志強加在多數人之上，並且征服了多數人。」
列寧不是優秀的政治家，對所有重大的社會議題都沒有任何主張。不過他卻是一個優秀的革命家。一般人將政治視為競爭，列寧卻將政治視同戰爭；戰爭的目標不只是打敗敵人，也在消滅敵人，包括消滅敵人的身體。此時的他正興奮地準備參戰，手中握有國家的敵人所贈送的龐大軍費。戰爭的成敗不只決定於己方的兵力，也決定於對手的錯誤判斷。正如本書所描述，研究俄國革命的學者也多同意，主導臨時政府的自由派領袖克倫斯基，對大局確實做了幾項致命的錯誤判斷。
當時三十六歲的克倫斯基是臨時政府的主導人物，獲得社會狂熱的崇拜。他的肖像出現在許多家庭的牆壁、手帕、海報、馬克杯、胸章上。他成為總理之後立即忘了自我：搬進皇宮、睡在沙皇的寢室、以沙皇的豪華馬車代步。不過，更為嚴重的是他所做的錯誤判斷。第一，他認為臨時政府的主要威脅來自保守派，而非布爾什維克激進派。這項誤判來自他對當時諸政治勢力領導人的理念和個性，缺乏基本的認識。畢竟他還年輕，而且在君王的威權統治下，很少人有足夠的政治歷練應付複雜的局面。第二個誤判是，他認為當時最有能力、社會聲望最高的將軍柯尼洛夫，企圖奪取他的權力以取代他。這項誤判來自克倫斯基的自私，以及對權力的執迷。
因為這兩個錯誤判斷，導致政府的最高領導人和戰場總指揮之間，一連串的誤解、緊張、和衝突。結果是克倫斯基通告媒體：解除柯尼洛夫總指揮的職務，因為他企圖政變。柯尼洛夫則在憤怒和迷惑中，發出公開信給所有的將軍：
總理的電報全是謊言……俄國同胞們，我們偉大的祖國正瀕臨死亡！死亡的時刻近了！我，柯尼洛夫將軍，被迫公開宣告：臨時政府在蘇維埃裡布爾什維克份子的壓力下，正配合著德國軍方的計畫。……我，柯尼洛夫將軍，哥薩克農民之子向所有人宣告，我別無所求，除了拯救偉大的俄國。我宣誓將帶領人民戰勝敵人朝向制憲會議，由它來決定自己的命運、選出它的新政府。
雙方顯然存有巨大的誤會。民主憲政黨的黨魁願意充當調人、化解誤會，卻遭克倫斯基拒絕。
和柯尼洛夫決裂後，克倫斯基只好和最危險的敵人布爾什維克言和。沒有政治野心、一心只想拯救祖國的柯尼洛夫將軍，則毫無抵抗地束手就擒。他後來逃出監獄，協助組成「志願軍」，在戰爭中為砲彈擊中身亡。布爾什維克的軍隊佔領他埋身的村莊後，挖出他的屍體將之摧毀丟棄在垃圾坑中。克倫斯基則逃到美國，在紐約過世。紐約的東正教教堂拒絕提供墓地，因為他必須為俄國革命負責。確實，歷史學者認為，以柯尼洛夫的軍事才幹和社會支持，他是有可能消滅布爾什維克，阻止人類史上最大政治災難的發生。
正如本書作者在結論中所言，這個政治大災難其實可以不用發生。俄國革命所提供的啟示就是：「政治領導人的責任重大，尤其在戰爭時期；而當一個國家處於存亡的臨界點，它必須祈禱其政治領袖能展現比一九一七年的沙皇、羅江科、克倫斯基更好的判斷力。」
讓我們一起祈禱。
引言
俄國革命百年後
如同發生法國大革命的一七八九年，一九一七年也是世界史大事記裡必然會提及的年份，所有上過學的人都該知道，並且記得。然而，一九一七年的歷史意義至今仍然眾說紛紜，箇中原因不是單靠俄國在那翻天覆地的一年裡接連發生兩次革命就能解釋的。
二月革命推翻了俄羅斯帝國（帝俄、沙俄），迎來了短暫的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共治政權，隨即被更激進的十月革命所取代。列寧率領的布爾什維克黨建立了共黨專制政權，並宣布推動無限期的全球革命，為打倒「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而戰。這些事件每一樁都影響深遠，值得歷史學家認真研究。這一連串革命綜合起來更構成了現代歷史的轉捩點，不僅將共產主義引入世界，也為其後數十年的全球意識型態對抗鋪下道路，於冷戰（一九四五～九一）達到高峰。
由於布爾什維克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後人對俄國革命的理解也一直帶著強烈的馬克思主義色彩，從「無產階級」和「資產主義」統治者的階級鬥爭，到「資產階級」社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辯證演進過程，無不充斥著馬克思主義的語彙。就連冷戰時期的許多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討論俄國革命時也傾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討論框架，將焦點擺在奄奄一息的俄國經濟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蒸蒸日上、俄國擺脫封建社會的歷史進程、「落後的」工業發展及社會結構不平等與偏斜等等。甚至一直到一九八二年，席拉．費茨派垂克（Sheila Fitzpatrick）在其影響深遠的大學教科書《俄國革命》裡，仍清楚地指出列寧十月革命的目標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
出人意料的是，這種對俄國革命的研究取向竟然沿襲數十年乏人反省。原因之一在於冷戰時期的偉大反共作家，從喬治．歐威爾到索忍尼辛再到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無不鎖定一九三○至四○年代史達林時期的共產主義「成熟期」，而非俄國革命時的共產主義的「誕生期」。的確有學者針對二月革命認真進行了新的研究，包括卡特科夫（George Katkov）一九六七年的《俄羅斯一九一七》及長谷川毅（Tsuyoshi Hasegawa）一九八一年的《二月革命》，但直到一九九○年，派普斯（Richard Pipes）出版了《俄國革命》，學界才首次有人重新嚴肅地全面評價一九一七年的兩次革命。派普斯認為，「紅色十月」非屬革命，不是由下而上的群眾運動，而是上至下發動的政變，是「少數分子奪取政權的行動」。俄國革命遠非社會演化、階級鬥爭、經濟發展或其他馬克思主義預言的歷史必然性力量之產物，而是「特定人士圖謀私利」的結果，俄國革命「理當接受價值評斷」，派普斯本人更是對這群發動政變者大加批判。
派普斯出版該書時，正值蘇聯解體，這本徹底翻案之作更是有如巨大的鐵球，粉碎了俄國共產黨在民主、民眾及道德上的最後一絲正當性。一九九二年，俄羅斯總統葉爾欽的後共黨政府試圖模仿紐倫堡大審，對共產黨的罪行進行審判（但隨即取消了），甚至邀派普斯擔任專家證人。儘管許多研究蘇維埃的專家嘲弄派普斯，認為他的翻案文章偏頗、無可救藥（派普斯於一九八一年至八二年曾擔任雷根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卻沒有人敢忽略他的研究。共產主義同情者及「冷戰戰士」爭論多年之後，同情者的觀點就算沒有徹底落敗，也明顯居於劣勢，只能頻頻挨打。
二十五年後的今天，政治風潮似乎再度反轉。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二○一三年出版後暢銷全球，其他同類著作也是如此；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公開標榜社會主義的政治人物在向來不怎麼喜好社會主義的美國獲得大批年輕選民支持，在在顯示馬克思似乎正準備驚人再起。
美國《國家》雜誌稱這群因「不平等之苦」而崛起的年輕人為「新千禧馬克思主義者（millennial Marxists）」。比起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塌、東歐共產黨垮台和一九九一年蘇聯瓦解，二○○八年的金融海嘯更讓這群年輕志士有感。從諸多政經數據看來（例如吉尼係數），西方國家的社會不平等現象確實正急遽惡化，使得前科累累的資本主義更加罪無可逭。顯而易見的，隨著新一代歷史學者重新喚醒社會革命的舊夢，研究共產主義歷史的反翻案作品將陸續出現。
正由於俄國革命影響深遠，它永遠免不了為政治辯論利用、濫用，依據個人政治傾向不同，將這個劃時代事件視為對俄國受壓迫工人與農民的解放（「和平、土地和麵包」）或奴役。這些「寓言」或許很有教化意味，但和一九一七年實際發生的事件只有些許相似。而歷史學家在蘇聯垮台，俄國檔案開放之後，總算得以接觸到原始文獻資料，努力重建事件的真貌至今。
感謝冷戰結束，讓我們得以稍微冷靜看待俄國革命，將之視為具體的歷史事件。儘管對全球政治產生充滿爭議、長遠而巨大的影響，卻也值得我們拋下既有偏見，中肯地瞭解它。過去數十年來，講到俄國革命時，真假參半的故事與祕聞取代了記憶中蜿蜒曲折的事件，真相隨著史學家焦點不斷改變而被重述，抹去了事實的稜角。對於一九一七年所發生的事件，我們現在應該走下意識型態的雲端，回到講求事實證據的堅實地面。藉由回歸原始資料，按照事發經過，從主要人物的視角（亦即他當下無從知曉未來）來重新認識俄國革命。
從俄國檔案得到的首要發現其實很簡單。綜觀當時所有文獻資料，幾乎都指向一個明顯事實，那就是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正處於戰時。在史學家所有關於俄國精英統治傳統、「俄國經濟倒退」、農民土地問題、工業生產、罷工、勞動、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社會主義革命分子及其路線之爭的爭辯中，這個簡單的事實竟然完全被忽略，深埋在背景之中，以至於必須重新發現。
幸運的是，對研究俄國革命的史學家而言，一九九一年以來，有關俄國在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九一四～一七年）軍事表現的研究大幅增加。由於列寧和德國有關聯，並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做出具爭議的決定，和柏林片面談和，使得這個主題在蘇維埃時期幾乎成為禁忌。事實顯示，俄國軍隊並不如我們從前所聽聞的，在東方戰線完全沒有贏過德國部隊的希望。過去幾乎所有講述俄國革命的歷史著作，都會提到俄國士兵於一九一六至一七年冬季軍心浮動，但根據最近才重新起出的軍事審查官報告，那並非事實：當時俄軍士氣正在上揚，而原因可不只是俄國農民兵比德國部隊伙食充足而已。
經濟數據也呈現類似的徵兆。證據顯示當時俄國經濟遠非全面崩盤，反而是出現驚人的戰時增長（即使是通膨泡沫）並於二月革命時達到最高峰。一九一五年俄軍「大撤退」遭遇危機，眼看彈藥短缺就要瓦解俄羅斯的軍事行動，卻於隔年出色地化解了。該年所有戰時工業生產指數都大幅攀升，俄軍在所有戰線也都往前推進。同樣的，仔細檢視史料之後，全球知名的一九一七年彼得格勒麵包大短缺也只是傳言多於事實。
就連誰是革命要角也有所變化。有些政治人物黯然退下，有些人則重新站上歷史舞台的中央。過去許多史學家貶抑「傳奇妖僧」拉斯普丁（Grigori Rasputin）的重要性，但現在看來那些駭人傳言終究並非空穴來風。這位農奴出身的靈療者對沙皇極具影響力，而圖謀罷黜或暗殺他的人除了有俄國親貴、自由派政治人物，還有協約國的間諜和資深官員。
國家杜馬主席米哈伊爾．羅江科（Mikhail Rodzianko）是一九一七年初俄國的頭號政治人物，過去數十年來他在二月革命裡的地位極小，大多數歷史課本頂多帶到他的大名。如今看來他才是這場大戲的要角。托洛茨基和史達林確實參與了一九○五年和一九一七年兩次革命，算是實至名歸。反倒是遭到流放的布爾什維克創始人列寧，他在一九○五年時還只是個局外人，幾乎不值得帝俄祕密警察關切，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他在離開將近二十年後重返俄國，這才站上了舞台。即便如此，若非德國私下資助，又將戰線從波羅的海一路燒到裏海，提供七百萬被推上戰場的俄國官兵讓他蠱惑，和俄國脫節已久的他也不會對俄國政局造成多大影響。
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人對沙皇倒台根本毫無貢獻，這完全是命運送給他們的意外大禮。對高舉歷史決定論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實在諷刺，不過他們卻是最終的受益者。當時一群流亡瑞士的社會主義者舉行戰時大會，列寧在會上提出「齊美爾瓦德左派（Zimmerwald Left）」計畫，提議派遣偏激分子滲透軍隊，「將部隊染紅」。這個少數意見備受歐洲主流社會主義領袖的嘲諷，大家都寧願投入拒絕徵召和反戰示威中。等到二月革命之後，列寧得到實現這個計畫的機會，這下沒幾個人笑得出來了。正是由於列寧利用俄國一九一七年戰略地位搖搖欲墜，大力煽動軍隊叛變，鼓動士兵拋盔棄甲，「化帝國主義戰爭為內戰」，布爾什維克才得以趁機坐大，於十月革命獲勝，在俄國實行共產統治。
布爾什維克黨人一九一七年強行接管軍隊的舉動既魯莽又驚險，更在好幾個關鍵時刻差點失敗。比如被二月革命推翻的政治家，尤其是社會主義革命鼓吹者兼準強人克倫斯基（Alexander Kerensky）只要他再更有能力與魄力地壓制住列寧，布爾什維克現在在世人記憶中只會是歐洲另一個社會主義小黨，列寧本人充其量也不過是俄國和社會主義歷史裡的一個註腳。
這不是要否認列寧令人驚嘆的成就，只不過其成就遠非傳統說法告訴我們的，列寧帶領「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德國政府的資助加上他個人對權力欲望的野心，使得列寧一九一七年成功瓦解了帝俄軍隊，並於隔年在托洛茨基協助下重整部隊，成立了令人生畏的紅軍。一九一八至二○年，俄國陷入內戰，布爾什維克同時對抗境內與境外勢力，真敵人和假想敵皆有，結果亦如列寧在「齊美爾瓦德左派」宣告裡所預言的，內戰比對抗同盟國的「帝國主義戰爭」還血腥，必須不斷擴大軍事動員，加強政府控制、祕密警察監控與鎮壓才能成功。
一九二○年，最後一批外國軍隊及外援武力撤出俄國之後，俄國內戰便成為對抗國內頑固「階級敵人」的戰場。由於共產黨政權全面執行馬克思主義計畫，廢除私有財產，強行徵收糧食、禁止市場及現金交易，這些出身農家的階級敵人在飢寒交迫之下憤而起身反抗。在一九二一至二二年，列寧放棄了這項過於嚴苛的「戰時共產主義」（日後對當時禁止民間經濟活動的稱呼）措施，恢復糧食交易，重啟市場機制讓店家繼續做生意，等於默認共產主義世界不如他期待地那麼快到來。不過，他收回「新經濟政策」自始至終都只是戰術性撤退。一九二二年，布爾什維克擊退東正教，成功征服了帝俄領土上的所有反抗力量，成立了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新帝國，列寧及其繼任者便開始放眼世界革命，將共產主義輸出到全球各個角落。
二十五年過去，隨著檔案開放，許多令人興奮的發現一一問世，是時候回顧我們究竟從中學到了什麼。帝國末期的俄羅斯是塊矛盾之地，巨富與赤貧共存，廣袤的帝國領土當然有眾多族裔，繼而衍生大量社會與族群衝突，但沒有一件事導致帝國必然於一九一七年覆亡。日俄戰爭落敗的奇恥大辱引發了一九○五年革命，差點讓帝俄四分五裂。但其後的十年由於沙皇讓步，允許杜馬（國會）和工會成立，加上彼得．史托里賓（Peter Stolypin）極富遠見的土地改革，帝國居然起死回生。而俄國自由派的悲劇在於，國內最積極的改革者與立憲派擁抱了當時流行的泛斯拉夫主義，共同竭力說服沙皇尼古拉二世必須參戰才能安撫民心，卻又在沙皇誤信他們的建言之後，回頭以出兵為由推翻他。儘管有拉斯普丁和君主派保守分子再三警告，而且比起自由派，尼古拉二世明明更信任保守派，他還是決定投入戰爭，促使當時蓬勃的經濟和社會躍進戛然而止，最終更讓他賠上了王位。就這樣，一個專制帝國氣數盡散，只因其末代君王意志軟弱，沒有勇氣堅守信念。列寧上台之後，自然不願重蹈他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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