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繪儒生：《儒林外史》的二十種風雅 (電子書)

序　偉大也要有人懂
楔子
禮樂
大孝
散金
覲見
入祠
雅集
風流
走屍
合夥
居喪
替考
俠客
合巹
風水
填房
草包
敗家
重婚
夜奔
燕殤

序　偉大也要有人懂
儲寶?

讀經自提議廢止的那一日起，就引發巨大的社會爭議，至今已逾一百年。

主張一定要廢止的人，恐嚇說經是“穿戴著古衣冠的僵屍”，“將伸出可怖的手爪，給你們或你們的子弟以不測的禍患”（周予同語）。呼籲一定要讀經的人，同樣恐嚇說“一個民族沒有了經典，就沒有了文化、沒有了歷史、沒有了根基、沒有了靈魂、沒有了常理常道，因而也就沒有了未來與希望”（蔣慶語）。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的，相信不難找來兩面的論據，細細地比對，揣摩出蹺蹺板終究會向哪邊搖，然後妥妥地站個隊。然而，經，終究還是不曾讀，因為比起讀那些盛氣淩人的辯難，讀經自然要費勁得多。

既然沒有十足的把握，經又不是那麼容易讀，如同綴網勞蛛的我們，選擇“兩不誤”是將損失降到最低的妙招。什麼叫兩不誤？就是一面不要誤入費神費力讀經的歧途，一面又不要被人貽笑說連經都不曾讀過，絕佳的辦法就是以最短的時間聽讀過經的人講他的心得，有學者稱之為經典“代讀”。這應該就是于丹教授在百家講壇說《論語》、談《莊子》一舉成名的內因所在。復旦大學的薑鵬說，“於丹的《論語心得》賣了一兩千萬冊，在她的書賣出去的時候，很多錯誤也得到傳播了”，然而卻帶動了楊伯峻《論語譯注》“一年賣十萬冊”（《東方歷史評論》03），兩廂合計的話，還是功勝於過的。

不過，“代讀”終究很難轉變成“自讀”。從于丹到楊伯峻似乎還有點可能，其實我還是懷疑楊伯峻的書買來以後究竟多少人能夠讀完它。更大的困難，是要從楊伯峻如何到朱熹，到何晏，甚至到《左傳》，到孔子時代的《春秋》，這才是被學者們真正看得起的學問，才談得上是“根基”，是“靈魂”，真正要發生“不測的禍患”，也要到了這個層面才有效力。靠“代讀”，恐怕連入門的門檻都未必能見得著。換句話說，“代讀”也就是一個口才好、願講，一個有空閒、願聽，各取所好，作用不大，危害也不大。

真正需要提高警惕、謹防被那“可怖的手爪”抓破皮的，其實是另外一種讀經。比如近年有主張非要讀《弟子規》的，理由與讀經無異，“弟子規，聖人訓，首孝悌，次謹信”，可不讀乎！殊不知《弟子規》的作者李毓秀，是清代康熙年間的秀才，也就是17世紀下半葉的人。為什麼21世紀的兒童，非要去讀這部成書不到四個世紀的蒙童書，還振振有詞地說不讀就要道德滑坡、貽笑古人云云？這個“古人”，必定不是17世紀以前的人，因為那個時候的“古人”怎麼知道自己死後會蹦出一個李毓秀來？李毓秀之前的世紀，道德究竟如何衰敗，之後又有多少孩童為李毓秀之流所感化？若是按照那本轟動全球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的說法，美國學者恰恰揭示出中國的大幅度衰落是在《弟子規》流傳以後的18世紀。當然，要讓《弟子規》來背這個大黑鍋，你我都知道欠妥，那麼要讓《弟子規》來拯救道德，難道就那樣理所當然嗎？

我倒要奉勸沉迷于《弟子規》的宣導者們，務必得讀讀魯迅了。魯迅擔心的是，看著年輕人讀《弟子規》、讀《論語》，教導者們以為如何地“白璧無瑕”，如何地能“整飭倫紀”，殊不知正在這個時候經典“卻已在孩子們的心中死掉了”（《二十四孝圖》）。

何止《弟子規》，何止《論語》，似乎要靠整個的“四書五經”，及其汗牛充棟的之徒之流來教化道德，都不切實際，都自視甚高。於是胡適、梁啟超輩紛紛自我作古，新開書目，引領時代，風氣流衍直至今日。察其宗旨，無非是說經典的範圍應該拓展，不應限於“四書五經”。可是按下了葫蘆浮起了瓢，這麼一拓展，書目就變得很長，梁啟超就說胡適的書目“這裡頭的書十有七八可以不讀”（《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看梁啟超自己開的書目，既然《李太白集》《白香山集》啥的也赫然在列，“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那麼《紅樓夢》《三國演義》啥的，又有什麼鐵定的理由，不能列進去？至少在今天的大學生、高中生心目中，《紅樓夢》恐怕要比《白香山集》經典得多。

而在魯迅這個要“救救孩子”的人心目中，尚有另外一部小說，甚至比《紅樓夢》還要經典，還要值得讀，那就是誕生於18世紀的《儒林外史》。讀過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便不難感知，在寫到《儒林外史》的那一篇，魯迅的評價超過其他任何一篇，末了還發出“是後亦鮮有以公心諷世之書如《儒林外史》者”的歎惋。他說：“《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嘗在羅貫中下，然而留學生漫天塞地以來，這部書就好像不永久，也不偉大了。偉大也要有人懂！”（《葉紫作〈豐收〉序》）

《儒林外史》何嘗只是沒有人懂，甚至兩百年來誤讀深重，勞武漢大學的甘宏偉用一本博士論文的篇幅對此作了專門的研究（參見《〈儒林外史〉的現代誤讀》，全書30萬字），難怪它在現在的年輕人心中地位失重。不過，也還是有人識貨的，20世紀的中國人，懂得這個“偉大”的首推魯迅，第二便是朱光潛。朱先生曾說，“假如這個世界中沒有曹雪芹所描寫的劉姥姥，沒有吳敬梓所描寫的嚴貢生……生命便不值得留戀了”（《談人生與我》）。如果我們還記得，胡適當年只是承認“吾國第一流小說，古人惟《水滸》《西游》《儒林外史》《紅樓夢》四部”（《吳敬梓傳》），胡適的四分之一，在美學的一代宗師眼中已是二分之一。寫出了《悲劇心理學》《變態心理學》等劃時代著作的朱光潛，竟看重《儒林外史》到這個程度。當我們細細品讀魯、朱的作品，能隱隱地感受到彌漫而遍佈其中的《儒林》氣息，吳敬梓的舊魂進入他們倆的新魂，鑄就了新的偉大。難怪那個和林語堂同年的美國文學評論家威爾斯（Henry W. Wells），要高譽《儒林外史》“足堪躋身世界文學史傑作之林，他可與義大利薄伽丘、西班牙賽凡提斯、法國巴爾扎克或英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論儒林外史》，1971年）。可見吳敬梓的知音已遠渡重洋。

說到這裡，相信讀者已經明白，我們這套小叢書，之所以沒有以《論語》《孟子》打頭，也不以《易經》《尚書》高標，而是選擇以《儒林外史》為第一種，是經過一番思慮的。

原因的一方面，當然有魯迅、朱光潛為我們撐腰，另一方面我們更認為這部書上繼《詩》三百篇“風教”的深厚傳統。“風”之一面在風化，一面在諷刺，由諷喻以感人心，以克性情，移風俗，默化之以思無邪，故教化無分時代，穿越空間。博大的“詩教”傳統，與其從汗牛充棟的《詩經》注疏中皓首窮經地去尋覓，不如借由《儒林外史》為跳板，或可收執一馭百、直指人心之效。學出北大中文系、如今在哥倫比亞大學任終身教授的商偉，對此有獨到的見解，他從全書深度諷刺“禮樂實踐的敗亡之路”中，提煉出《儒林外史》的正面意義，旨在尋求“恢復禮樂居首的‘六藝’傳統，也重新詮釋了《禮記》‘無聲之樂’和‘無體之禮’的說法”，因此“既偉大永久，又歷久彌新，與我們當下的世界息息相通”（《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那麼期待著，《詩經》——《儒林外史》——魯迅，這一條中國文學“美刺”傳統的大脈絡，能夠在今天的年輕人心中生根發芽。

要生根，要發芽，遠非代讀、導讀、選讀、速讀之類的就能蕆事，需要的便是我們小叢書所宣導的“浸潤經典”。從這個意義上說，書教不如詩教。書教重在教人，將流于道德說教；詩教重在行己，則需要浸潤感化。浸潤得有多深，濡染得便有多濃，外化出來便有多少味道。浸潤其中，就不能一目十行，不是泛泛而談，不能應付了事，不是一知半解；而是要隨時隨地想著它，無時無刻不念著它，去玩味書中“描寫那班聖人之徒的口吻，真能道破我們的心事，妙不可言”（錢玄同語）。當年二程、朱子教學生讀《論語》，何嘗不是這個法，“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論語集注·卷首》）。我們恰恰是把《儒林外史》當作上達經史的最佳跳板！當你從文本中“深求玩味”，發現書中的那個人原來就活在你的身邊，原來就是你自己，當你嚇出一身冷汗的那一刻，你便離懂得它的“偉大”不遠了。

金龠對《儒林外史》難得地情有獨鍾，她早已嚇出過幾身冷汗，早已感受到錢玄同說的“妙不可言”，早已會心魯迅筆下那一個個躍然紙上的形象，正是脫胎於那一股子的“儒林外史氣”。2015年4月起，她便模仿魯迅的《故事新編》，將吳敬梓筆下的人物進行文學的再創作。那一個個曾經碰撞過她內心的生命，在日復一日的魂牽夢縈之後，從她細膩真摯的筆觸間再度流淌出來，那曾經“風雅”過的一個個儒生，將叩開年輕讀者的心扉，“道破我們的心事”。這便是“手繪”的意義！偉威的畫卷，真摯靈動，建軍的小楷，清朗靜謐，與金龠的文筆共同鑄就了這個豐滿而多姿的“手繪”世界。

我相信，“通過寫作，加入前人未竟的事業”（馮象《木腿正義》），是浸潤經典最佳的方式。“寫作”包括文字，但實可大大突破於文字，繪畫也好，書法也罷，難道話劇、影視、民謠就不是寫作的大範疇了嗎？如果你還淪陷在某一種形式中，打不開內心的壁壘，那麼你和經典之間實際上還隔著千山萬水。

我是多麼期待，“偉大”還能再次鑄成一個新的“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