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開國帝王全傳：從夏商周到清朝，盡覽帝王英勇事蹟與朝代興衰 (電子書)

卷首語 創業垂統 承敝拓新
治水英雄 開國先驅——夏王大禹
受命治水
「三過家門而不入」
威嚴赫赫 臣服萬邦
「革命」成功 再創輝煌——商王成湯
成湯革命
成湯治國
舉兵克商 設略安邦——周武王姬發
武王克商
安邦治國，鞏固勝利成果
擁嫡為王 遷都失勢——周平王姬宜臼
失意太子 幸運國君
平王東遷 王室衰微
千古一帝 雄哉哀哉——秦始皇嬴政
邯鄲出生 艱辛童年
王冠帶劍 翦除政敵
風雲際會 四海歸一
百代政法 同文同軌
暴虐天下 魂斷沙丘
亂世豪傑 布衣登基——漢高祖劉邦
起於草莽 趁勢滅秦
楚漢相爭 滅掉項羽
安邦定國 初展鴻業
撥亂反正 艱難玉成——漢光武帝劉秀
「白衣」敢為 「秀才」造反
從昆陽大捷到南面稱帝
掃平群雄 恢復統一
以柔為道 以文治國
成也司馬 敗也司馬——晉武帝司馬炎
借父祖之功而成就帝業
實現統一與經濟的繁榮
揮霍無度日趨敗亡
中興晉室 偏安江南——晉元帝司馬睿
移鎮建鄴
「王與馬，共天下」
消極北伐，偏安江南
無奈王敦亂
韜晦奸雄 救世英主——隋文帝楊堅
龍潛淵底
虎躍峰巒
春雨瀟瀟
秋風瑟瑟
乘時而起 知趣而退——唐高祖李淵
封疆大吏
橫空出世
安邦治國
急流勇退
陳橋兵變 乘勢建國——宋太祖趙匡胤
久經沙場完成統一
調整機構 加強集權
以法治國 任人唯才
革除弊政 發展經濟
民族關係 友好第一
國難當頭 忍辱偷安——宋高宗趙構
靖康之恥 金亡北宋
李綱為相 高宗畏敵
金軍南侵 宋廷無能
保國北伐 功敗垂成
議和辱國 無奈退位
塞外爭雄 中原問鼎——元世祖忽必烈
同室操戈腥雨濃 側窗獨開喜南風
苦心耕耘漠南地 瀝血跋涉林瘴中
逐鹿塞外得帝位 卻向中原認正統
東晴西雪風雲定 南川北嶺日月同
蒙回漢南分親疏 嗜利黷武追前功
無奈日暮愁雲起 更嘆逝水直向東
淮右布衣 一統江山——明太祖朱元璋
為求生而從戎
走上獨立發展之路
從吳國公、吳王而稱帝
瞭解民間疾苦
開創大清 進圖天下——清太宗皇太極
智勇雙全嗣登大位
銳意圖強革舊布新
宏圖遠略創建大清
決戰松錦壯志未酬

君主專制政體權力系統的結構，如同一個金字塔，位於塔尖的最高統治者是君主，在中國歷史上或稱「王」，或稱「帝」，自秦代開始，專稱為「皇帝」，還有「天子」等別稱。
天子、帝王，威震天下，富有四海，高踞「九五之尊」，俯視億兆百姓。提到他們，人們就會想起那巍峨的宮殿，宏大的苑囿，穆穆的禮儀，威風凜凜的出巡，三公九卿，屏息叩首，三宮六院，玉體橫陳……當然，這只是一般人的聯想，而身為帝王到底是什麼滋味，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有真切的體會。漢高祖劉邦當了皇帝，大臣叔孫通為他制禮，隆重的儀式結束後，劉邦深有感觸地說了一句：「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這就是他當皇帝的感受。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管子·君臣》)，遠古時代，並沒有高踞於眾人頭上的君主。司馬遷作《史記》，開首就是《五帝本紀》，記述的是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五帝之事。其實，他們都是原始部落或者部落聯盟的首領，和後來的專制帝王有著本質的區別。
根據古代文獻的記載，原始社會是實行「禪讓制」的，部落或部落聯盟的首領透過民主推舉的方式產生。據說堯傳位於舜，舜傳位於禹，都是按此方式進行的。禹死，王位的繼承者本應是他生前選定的伯益，但伯益被迫把權位交還給了禹的兒子啟，啟確立了一家一姓的帝王式統治，夏朝就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家天下」的專制朝代。
商湯用暴力推翻夏朝末代暴君桀的統治，這是歷史上改朝換代的第一個成功的例子，古人稱之為「革命」。後來，周武王又效此先例，伐紂滅商。這些都是被古代的「民主派」認可和讚揚的。商帝、周王都自稱「余(予)一人」，表示自己是天下獨一無二的。到了春秋時期，除了周天子仍然稱王外，有的諸侯國首領也敢於稱王，如楚國、吳國、越國的國君就是這樣。到了戰國時期，則是七王並立，都以全力去奪取統治天下的最高權力。一直到「六王畢，四海一」(杜牧《阿房宮賦》)。
西元前221年，秦統一中國，秦始皇確定以「皇帝」作為幅員廣大的帝國的最高統治者的稱號。按照他的設想，他自己是「始皇帝」，其後繼者「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史記·秦始皇本紀》)。果能如此，豈不是中國永遠只有一位開國皇帝了嗎?歷史無情地嘲笑了秦始皇，秦朝只傳了二世，在他死後三年就滅亡了。
此後的中國，或統一，或分裂，改朝換代，司空見慣。早在春秋時代就有「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之說(見《左傳·昭公三十二年》)，秦以後仍是這樣，一個朝代，長久的可至二三百年，短命的只維持三五年。正因為這樣，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便有受命易姓的觀念，認為「帝王之興，不常一姓」(《三國志·文帝紀》裴注引《獻帝傳》)，又出現了「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循環論，甚至在老百姓中都流傳著「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之類的說法。
秦代算起，統一或基本統一的朝代有秦、西漢、王莽的新朝、東漢、西晉、隋、唐、北宋、元、明、清，較長時間統治中國局部地區的朝代有三國時期的魏、蜀、吳，西晉滅亡後在江南延續的東晉，南北朝時期的南方政權宋、齊、梁、陳，北方政權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唐宋間在北方依次更替的梁、唐、晉、漢、週五個政權，北宋滅亡後在南方重建的南宋，先後與宋朝對峙的遼(契丹)、西夏、金，這樣算來，總計就有三十三個了，還沒有包括一些在中國分裂情況下建立的地方性政權。
開國帝王的出現，多數是由於新政權的建立，而少數是原有政權的更新，在這種重要關頭，大多要發生政權易手之事。政權易手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但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非暴力的和平的轉移，一類是用暴力奪取，或者是主要依靠暴力建立起來的新政權取代舊政權。
非暴力的和平的轉移，就是某一位君主讓出皇(王)位，把權力交給另一個人。這種皇位更迭方式，與原始民主制度下的「禪讓制」看起來相似，於是被冠以「禪讓」之名，而其實質和原始社會的軍事民主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在那柴燎告天、升壇祭拜的莊嚴儀式背後，閃耀著刀光劍影，所謂「禪讓」，其實是強迫交權。王莽原是西漢朝廷的執政大臣和外戚，他就是利用這一身分，由「安漢公」而「假皇帝」，再到廢黜孺子嬰而自立為皇帝。曹丕也是透過這種方式逼漢獻帝退位的，而過了四十五年，他的後人又被司馬炎用同樣的方式趕下了台。還有像趙匡胤之建立北宋王朝，就是透過所謂「黃袍加身」來實現的，真可謂是朝為臣而暮已為君。這裡所謂的「和平方式」，指的是在沒有發生直接的大規模的流血衝突，沒有經過戰爭的情況下的政權轉移，並不是說這後面沒有武力背景。
更多的政權轉移，是透過戰爭等暴力手段完成的。中國歷史上大多數統一的朝代，都是在長期的戰爭之後建立的，也就是說，這些新王朝的天下都是打出來的。這其中約略又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是從先前長期存在的地區性政權，透過兼併和統一戰爭，奪取對全國的統治權。歷史上第一個完成統一的秦朝就是如此，後來，隋朝也是從統治北方到用武力統一全國的。
二是少數民族政權由占領部分地區到佔有中國的半壁江山甚至全部。在中國歷史上政權轉移的過程中，少數民族表現得非常活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於少數民族主要居住於邊疆地區，先進的中原文明對他們有極強的吸引力。當統治中原或全國的漢族政權無法再維持統治時，少數民族的政治軍事集團就會問鼎中原。歷史上鮮卑族之建立北魏並統一北方，女真族之建立金朝，後來(改為滿洲，簡稱滿族)又建立清朝，蒙古族之建立元朝，都是這樣。
三是在反抗舊王朝的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甚或直接憑藉農民武裝而形成了勢力，再消滅其他集團，進而完成國家的統一。中國歷史上有多次意義重大的改朝換代，都是透過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起義的形式完成的。參加這種一般被稱之為「農民起義」的鬥爭的社會成員很廣泛，其中也有從舊統治集團中分化出來的上層貴族。在暴力革命推翻了腐朽殘暴的政權之後，往往會經歷一段混亂無序的時期，若干政治軍事集團再作較量，最後產生出一個有能力統治全國的政權。一些全國性的、建立後一度表現較佳的政權，常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如西漢之代秦、東漢之代王莽的新朝、唐之起於隋亡之後、明之興於元朝滅亡。這些政權的開國皇帝，有的就是起義的參加者和起義軍的領袖人物，如劉邦、劉秀、朱元璋，其中，朱元璋還是一個道地的貧苦農民出身的起義軍領袖。
從中國歷史上看，皇位的更迭，政權的易手，還有一種情況值得注意，那就是當一個政權及其統治集團在遭遇沉重打擊時，往往還能保存部分力量，產生新的領袖人物，使這個政權在保留原有名稱的情況下延續下去，並努力再圖恢復。由於正統觀念和民族感情，相當一部分人對這一政權的擁戴還繼續存在，加上其他種種條件，一些實際上已經遭受滅頂之災的政權又會延續下來，發展成一個新政權。西周滅亡，周幽王被殺後繼位的平王，東遷洛邑，把周王室保存下來。建立東晉的晉元帝司馬睿原是西晉的琅琊王，建立南宋的宋高宗趙構原是北宋的康王，都是如此。
政權的轉移，也就是王朝的更替。一個新王朝，其核心就是一個新的政治集團。這一政治集團可能已經存在了很長的時間，也可能是剛產生不久，因而新的帝王所在和所領導的政治集團，從建立或形成到奪得政權，時間可長至幾個世紀，也可能只有數年之久。
商和周，都是很早就形成的古老部落，後來轉化成國家，它們從占據天下一隅的方國，到成為天下的共主，經歷了許多世代。正因為如此，《詩·大雅·文王》才有「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句。秦，由古老部落發展為地區性的諸侯國，經歷了將近千年的時間，直到秦始皇，才完成了統一天下的大業。中國歷史上的少數民族政權，大多是在原有部落和國家的基礎上，經歷了許多世代的發展後才壯大起來，利用某一契機統一了中國的全部或一部分。而反觀另一類，曹丕在他父親曹操之後取東漢而代之，經兩代；司馬炎代魏，從他祖父司馬懿開始，歷三世。劉邦從亭長到天子，只經過了七八年。而在五代這樣的政權像走馬燈一樣迅速轉換的時期，有的人幾乎是一夜之間，奇蹟般地取得了政權，當上了皇帝。
中國歷史上政權更迭、改朝換代的情況很複雜，既要注意其形式，更要看到其本質。周平王東遷，興亡繼絕，周天子的地位一直保留到西元前256年。但是，自平王東遷後，周王室一蹶不振，而且每況愈下，連一個中等的諸侯都不如，只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劉秀建立東漢王朝，形式上看是西漢的延續，古人也常視為漢之「中興」，但劉秀本來只是西漢皇室的旁系遠裔，他出生於西漢末年，在王莽統治下僅是「白衣」，即無官無職的平民，連他的大臣都說他「興於匹庶」，因此，東漢王朝從實質上說，並不是西漢劉氏政權的自然延續。
歷史地看，大多數開國帝王都有比較積極的姿態，或精心謀劃，取得政權；或戎馬倥傯，戰勝敵手。在登上皇位後，大多數開國帝王也能勵精圖治，奮發有為，大致有以下四大特徵。
他們大多是出類拔萃的傑出人物。「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貞觀政要》卷一《君道》)。開國就是創業，這需要優乎常人的素質，相當強的能力，如果不具備勇敢、機智、果斷、沉穩等優秀品質，沒有遠見卓識和寬廣的胸懷，那是很難勝任的。因此，在開國帝王中，就有一些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政治家、軍事家。諸如秦始皇嬴政、漢高祖劉邦、漢光武帝劉秀、隋文帝楊堅、宋太祖趙匡胤、明太祖朱元璋，以及少數民族的忽必烈、皇太極等，都是人所熟知的。
他們通常是一個新的政治軍事集團的核心人物。君主不只是一個單個的人，任何君主都是一定的政治利益集團的代表。開國帝王要開創基業，安邦定國，必須善於籠絡人才，盡可能地把當時第一流的優秀人才吸引到自己的集團和陣營中來，並讓他們充分發揮作用。歷史上表現出色、獲得成功的劉邦、劉秀、朱元璋等人，無不是這樣。
他們大多成為世所公認的領袖人物。開國帝王的功業，並不只是體現他們的意志和作為，而是在背後隱藏著歷史發展的需要，從根本上說，是歷史所作出的選擇。歷史總是千方百計為自己的發展開闢道路。在舊的政權再也無法統治下去的時候，需要新的政權來取代它。當各種形式的衝突、戰爭、動亂把社會搞得精疲力盡的時候，需要一個新的政權來收拾殘局。當漢族地區的社會發展出現糜爛式的嚴重惡果時，風格迥然不同的少數民族統治集團給這裡注入了新鮮血液。重建社會秩序，挽救社會頹勢，緩和社會衝突，都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新政權，也需要一位傑出的領袖人物。經過一段時間，這樣的集團和人物就出現了。開國的成功，也就是世所公認的領袖人物湧現和對歷史發展產生作用的過程。
他們又經常被當作「替天行道」的神話人物。秦末大起義的鬥爭宗旨就是「伐無道，誅暴秦」。舊政權為什麼不行了?是因為它「無道」。新政權是幹什麼的?「替天行道」。既能替天行道，必為「天命」所膺，因此，「君權神授」的理論也就出現了，幾乎所有的開國帝王都有「誕膺天命」的種種神話。每一個新政權、新天子都聲稱自己是天命所繫。歷朝歷代為此造輿論的大有人在，連有「實錄」之譽的《史記》的作者司馬遷也不能免。兩漢之際的史學家班彪還寫了《王命論》，不顧事實，硬說劉邦之所以取天下，起根本性作用的是所謂「王命」，他聲稱「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漢書·敘傳》)。晉代史學家干寶也說「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也」(《晉武帝革命論》)。但也有人是不同意這類說法的，如歐陽修就說「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新五代史·伶官傳》序)
開國帝王難道真是什麼「天命」的化身嗎?對於這個問題，當今人們已經不難回答了。「天命」之說是沒有道理的。若要說「替天行道」，這種古老的說法，其中或許包含了這樣一層真理：歷史上較有生氣的統治集團代替腐朽的統治集團，這種新陳代謝，反映了歷史前進的規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人民的意願。我們應當這樣去理解古人評價大多數開國帝王時常說的「應天順人」。
開國帝王成就帝業，確實是不容易的。無論是「撥亂誅暴，平定海內」，還是「以佚代勞，以治易亂」，都需要超常的能力。從這一意義上說，歷史上成功的開國帝王，確實都是成就「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神化他們是不對的，但硬要看輕他們，像阮籍那樣隨意評說劉邦，說什麼「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晉書·阮籍傳》)，也是偏激之辭。
開國帝王的成功，有其客觀因素，也有其主觀因素。客觀因素很多，這裡就不說了，從主觀因素來看，主要是有智謀，有魄力，有刻苦無畏的精神，有超常的耐心和毅力，有很強的應變能力，還要有遠見卓識，在遭受困難挫折時不失信心，堅定不移。這些還只是他們的個人素質，除此之外，還至少應有以下這些取得成功的基本條件。
他們必須能團結一大批人，特別是擁有一批像劉邦稱為「三人傑」的張良、韓信、蕭何那樣的優秀人才，並且信任他們，使他們各盡其才，充分發揮作用，這叫「延攬英雄」，各盡其能。
他們必須瞭解當時社會的基本情況，知道民心所思，民願所望，並且努力順應社會發展的趨勢，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民眾的需求，這叫「務悅民心」，贏得擁護。
他們必須有策略全局觀念，「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熟悉天下大勢，充分發揮自身的長處，逐步壯大自己的力量，打敗對手，穩操勝券，這叫審時度勢，把握主動。
當然，開國帝王的表現是很不相同的，有的很平庸，像周平王就算不得什麼「英雄人物」，晉元帝是靠南遷的琅琊王氏而登上帝位的，當時就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譏。也有的很糟糕，如晉武帝司馬炎，其荒淫腐朽的程度不亞於任何亡國君主，在政治上也是昏暗不明事理，因此「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晉書·武帝紀》)。南宋高宗趙構，一生都與屈辱苟安相聯繫。但是，多數開國君主在政治上的表現還是比較好或者是相當不錯的。一般說來，在取得政權、登基開國之後，能夠推動和實現國家的統一，結束戰亂，讓人民休養生息，使社會生產力得到恢復發展，解決當時社會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一些問題，這就很不錯了。對於能這樣做的君主的歷史作用，我們還是應當實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給予肯定，對於他們成功的經驗，也是值得重視、總結乃至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