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節錄)
出於個人學術興趣,我曾經花費二十年時間,尋求中國歷史上對於三國時代蜀將關羽崇拜文化的由來演進。
說來由於《三國志演義》及戲劇、說書的影響,對於關羽崇拜,幾乎人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作為歷史人物,關羽在正史《三國志》中得到的評價實在並不算高。陳壽曾批評他「剛而自矜」,「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但陳壽怎麼也不會料想到,千載以後關羽居然能壓倒群雄,晉升為整個中華民族「護國佑民」的神祇。明清間一度遍布全國城鄉的「關帝」廟宇,不但使劉備、曹操、孫權這些三國時代的風雲人物黯然失色,就連「萬世師表」的文聖人孔夫子也不得不退避三舍。清代史學家趙翼對此也頗不解,他曾歷數關羽崇拜的過程並感慨道:
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暫亦皆有運數,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殁而為神,大概初殁之數百年則靈著顯赫,久則漸替。獨關壯繆在三國、六朝、唐、宋皆未有禋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為忠惠公,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三年加壯繆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濟王,祭於當陽之廟。元文宗天曆元年加封顯靈威勇武安英濟王。明洪武中復侯原封。萬曆二十二年因道士張通元之請,進爵為帝,廟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又封夫人為「九靈懿德武肅英皇后」,子平為「竭忠王」,子興為「顯忠王」,周倉為「威靈惠勇公」,賜以左丞相一員為宋陸秀夫,右丞相一員為張世傑。其道壇之「三界馘魔元帥」則以宋岳飛代,其佛寺伽藍則以唐尉遲恭代。劉若愚《蕪史》云:「太監林朝所請也。」繼又崇為武廟,與孔廟並祀。本朝順治九年,加封「忠義神武關聖大帝」。今且南極嶺表,北極塞垣,凡兒童婦女,無有不震其威靈者,香火之盛,將與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於前,而顯爍於後,豈鬼神之衰旺亦有數耶?
其實所說並不確切,至少在北宋仁宗年代,關羽已經具有官方封祀了,續後再論。清代關廟中的這樣一副對聯,頗能概括關羽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歷史文化地位和巨大影響:
儒稱聖,釋稱佛,道稱天尊,三教盡皈依,式詹廟貌長新,無人不肅然起敬;
漢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歷朝加尊號,矧是神功卓著,真所謂蕩乎難名。
這是一個極有意思的現象,而且對審視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很有意義。說起來,在有關關羽的「造神」過程中,諸多文體,包括傳說、筆記、話本、戲曲、小說等,與民俗、宗教、倫理、哲學、制度互相影響,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關公是與中國古代小說、戲劇這些文體共相始終的一個形象。正是在這些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清初文學中,關羽已被崇譽為集「儒雅」、「英靈」、「神威」、「義重」於一身,「做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霽月光風」的「古今來名將中第一奇人」了。
大約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緣故,盛行關公信仰的漫長時期中,歷代史家對於關羽崇拜的始末根由、曲折轉變,並沒有認真的考探辨析。而近代文化斷裂後,中國文學史凡談論及此者,則率以「封建統治階級提倡」和「《三國演義》影響」為由,眾口一詞,幾成定論。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楊慶堃(C. K. Yang)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專著《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被認為是以西方視角研究中國社會學的重要成果。在他擷取的全國八個代表性地區「廟宇的功能分配」中,就將關帝廟宇歸類為「C,國家」之「1,公民與政治道德的象徵」中「b,武將」一類,並論說道:
在當時全國性的人格神崇拜中,沒有比關羽更突出的了,關帝廟遍及全國。雖然這位西元三世紀的武將是作為戰神而被西方學者所熟知的,但就像大眾信仰城隍一樣,關公信仰造成了支持普遍和特殊價值觀的作用……神話傳說和定期的儀式活動,激勵著百姓對關公保持虔誠的信仰,使關公信仰得以不斷延續,歷經千年始終保持著其在民間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