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注者序
在中國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中，《孫子兵法》一直受到後人的追捧，不僅歷代的軍事家把它視為圭臬，近代以來的商業大亨，也總是把它列為必讀之書。這些讀者跨越了年齡、性別和職業，並且最終跨越了國界。《孫子兵法》作為最受外國讀者喜愛的中國典籍之一，已經被翻譯成英、日、德、俄等20多種文字，出版的版本更是數不勝數。西方學者把它當作中國的「兵經」，認為其成就超過了歐洲軍事經典《戰爭論》。
一
《孫子兵法》又稱《孫子》，《漢書‧藝文志》中記作《吳孫子兵法》，以此與《齊孫子》（即《孫臏兵法》）區分。它的作者孫武，在先秦史書中不見紀錄，直到司馬遷著《史記》，才對他做了非常簡單的介紹；東漢趙曄作《吳越春秋》，在《史記》的基礎上又加入了一些內容。根據《吳越春秋》記載，伍子胥被楚平王追殺，從楚國逃到吳國，想借助吳國的兵力替自己復仇，他看出吳王闔閭對他有疑慮，於是向吳王七薦孫武。此時的孫武雖然「善為兵法」，但是因為「辟隱深居」，所以「世人莫知其能」。吳王抱著狐疑的態度召見孫武，問以戰爭之事，孫武將自己的觀點寫成十三篇文章，進呈吳王，這就是後來的《孫子兵法》。吳王想試試孫武實際帶兵的能力，孫武就將吳王宮中的宮女分成兩隊，讓吳王的兩個寵姬做軍隊長。宮女一開始嬉笑不已，不受軍令，孫武不顧吳王求情，果斷處死兩位軍隊長，終於威懾住各位宮女，使這倉促聚合的「隊伍」肅然成列。孫武得到吳王的重用，於是「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從此「顯名諸侯」。
關於孫武的身世生平，後人質疑頗多。宋朝葉適就曾表示，孫武在吳國建立如此功勛，先秦史書對「同時伍員、宰嚭一一詮次，乃獨不及武」，最不可解。他認為並無孫武此人，是「辯士妄相標指，非事實」，而《孫子兵法》，也只是「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此外也有人指出，孫武與孫臏實為一人，近代學者錢穆認為：「孫臏之稱，以其臏腳，而無名，則武殆即臏名耳。」甚至還有人說，孫武就是伍子胥的託名，否則「世人莫知其能」，伍子胥怎能獨知？
孫武其人雖然生平不詳，不過《孫子兵法》卻一直流傳，長盛不衰。《漢書‧藝文志》收錄《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另有圖九卷。《隋書‧經籍志》收錄《孫子兵法》二卷，《宋史‧藝文志》和《通志‧藝文略》皆錄為三卷。此後歷代公私書錄皆有記載。現在所知最早為《孫子兵法》作注的是曹操，其後還有南朝的孟梁氏（簡稱「孟氏」）、唐朝的李筌、杜牧、陳皞、賈林，宋朝的梅堯臣、王皙、何延錫（簡稱「何氏」）、張預等為其注解。另外，唐人杜佑所著《通典》中的《孫子》引文，也附有一定注解。宋人吉天保把這些注解集中在一起，編成《十一家注孫子》，這個版本經過清代孫星衍校正，得到了更加廣泛的流傳。此外，北宋朝廷頒布《武經七書》，是參加武學考試的官方標準，是了解兵家思想的必讀書目，堪與專注文治的「四書五經」相提並論。包括《孫子兵法》、《吳子兵法》、《司馬法》、《三略》、《尉繚子》、《六韜》（又稱《太公兵法》）以及《李衛公問對》。今有影宋本、明刻本傳世。1972年，山東銀雀山漢墓出土了竹簡本《孫子兵法》，讓我們有機會一睹該書的更早面貌，可惜竹簡本遺漏太多，只能作為校注通行本的參考。
本書以宋刻《十一家注孫子》為校本，參考竹簡本等資料，進行注釋翻譯。為了方便讀者閱讀，拙意將本書各篇體例安排如下：（1）篇名之下有「題解」，對題目進行解釋分析，對內容進行簡單概括；（2）「題解」之下是「正文」，根據篇幅長短，分成不同的段落；（3）「正文」之下是「注釋」，對文中重點詞句進行解釋；（4）「注釋」之下是「譯文」，將整篇文章翻譯成白話；（5）最後是對本篇的「賞析」，抓住文中的某個重要觀點，進行詳細解讀和分析。賞析與譯文不同，追求的不是完整，而是深入。
二
春秋戰國是中國社會大動盪的時期，同時也是思想大發展的時期。在經世之心的推動下，各派學者著書立說，奔走呼號，「思以其道易天下」。在百家爭鳴的大格局中，有一些學說脫穎而出，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把他們總結為「九流十家」，其中「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包括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大派別。其中以《孫子兵法》為首的權謀派，「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最為宏大全面。
先來看《孫子兵法》「兼形勢」的一面。何謂「形勢」？班固的解釋是：「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向，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這裡的意思包括兩點：一方面，利用天時、地利等因素，取得更快更大的勝利。《孫子兵法》強調外在環境特別是地理環境對戰爭勝負的影響。在《行軍第九》中，孫子把地形分為山、水、斥澤、平陸四大類別，並詳細敘述了遇到不同地形應該如何行軍布陣。在《地形第十》中，孫子列舉了「通者、掛者、支者、隘者、險者、遠者」六種特殊地形，分析了不同地形條件下應該採取的戰術，並直言「地形者，兵之助也」。正如《軍形第四》中所言：「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充分利用自然條件，就是要讓大自然成為進攻的長矛，防守的後盾。另一方面，根據對敵我情況的了解，不斷變化戰術，出奇制勝。戰術的變化是為了掌握戰爭的主動權，在《虛實第六》中，孫子提出「致人而不致於人」的觀點，努力做到「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牽住了敵方牛鼻子，就相當於控制了戰爭的走向。如果說第一方面是利用客觀條件，第二方面則是主動創造形勢。
下面再來看 「包陰陽」。對於兵法中的「陰陽說」，班固作出了如下說明：「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也就是說，利用天時星象的運轉，五行生剋的道理，幫助軍隊取得優勢。《孫子兵法》第一篇《始計第一》中，列舉了戰前應該考察的五事，其中「二曰天」，包括「陰陽、寒暑、時制也」，這裡的「陰陽」，主要是指星宿的運行，如《準星經》所言：「歲星（土星）所在之分不可攻，攻之反受其殃也。」在《行軍第九》中，孫子指出：「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所以無論在何處駐軍，都要爭取「必處其陽」。陰陽學說認為，世間的任何事物，都可分為陰陽兩類，陽主生，陰主死。戰場上拚的是你死我活，當然都希望站在陽的一面。從科學的角度來說，向陽之地空氣乾爽，對身體有利，向陰之地空氣潮溼，容易誘發各種疾病。孫子論兵受陰陽說的影響，但是對鬼神之事卻堅絕不信，孫子認為，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他在《用間第十三》裡強調，戰爭要取勝，一定要事先了解敵方情況，而要了解敵方情況，一定要透過人的觀察，「不可取於鬼神」。
最後來看看 「用技巧」。班固說：「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也就是鍛鍊強健的體魄，熟練掌握各種兵器，設置各種機巧的關卡。孫子在《作戰第二》中強調，出兵之前要做好物資準備，其中就包括「膠漆之材，車甲之奉」，「甲冑矢弓，戟楯矛櫓」等武器裝備。在《始計第一》中，他列出了對比雙方實力的七個方面，就包括「兵眾孰強？士卒孰練？」兵強馬壯、訓練有素的隊伍，當然更具戰鬥力。不過通觀《孫子兵法》全書，孫子對士兵身體狀況、器械掌握程度的關注似乎不高，他所關注的訓練有素，主要是指令行禁止，行動統一。孫子在《兵勢第五》中提出，將軍管理士兵，要「治眾如治寡」，「鬥眾如鬥寡」。為了實現這個目的，《軍爭第七》給出了如下方案：「言不相聞，故為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為之旌旗。」透過旌旗金鼓，統一隊伍的進退。為了讓士兵真正團結一致，孫子建議強化隊伍「共患難」的意識，他在《九地第十一》中舉例說：「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在共同的危險面前，連互為世仇的吳人和越人都能攜手互助，何況是一個隊伍裡朝夕相處的士兵呢？
上面分析了《孫子兵法》兼具另外三派的一些特徵，那麼它作為兵家權謀派本身，又有哪些特點呢？還是引用《漢書‧藝文志》裡的話：「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一是奇正結合，二是重視計謀。《孫子兵法》的奇正思想，集中在《兵勢第五》中，孫子說：「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剛交兵之時自然是正面作戰，但是要想取勝，還是要尋找機會出奇制勝，奇正結合，循環相生，「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而孫子對計謀的重視，則完全貫穿於整部書中。《謀攻第三》中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運用計謀戰勝敵人，既可減少己方的消耗，也能保全敵方資源，自然比刀兵相見、兩敗俱傷要高明得多。孫子承認「兵者，詭道也」，「以詐立」，因此孫子強調的計謀，主要是用來在具體的戰鬥中迷惑敵人。《軍爭第七》中舉了一個例子，為了爭奪有利地形，可以「以迂為直，以患為利」，故意選擇曲折的道路，麻痺敵人，讓他們放鬆警惕，然後安排老弱之兵，在其必經之路上運送糧草，誘敵來搶，拖慢敵方的行軍步伐。如此「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就能達到「後人發，先人至」的效果。孫子不但用計謀迷惑敵人，有時候也用來欺騙己方士兵。他在《九地第十一》中直言，要想在統率部隊時「若驅群羊」，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士兵只有在無知的情況下，才能任由將軍「驅而來，驅而往」。為了讓士兵義無反顧地奮勇殺敵，孫子還不惜讓士兵陷入險境，「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當然，如果不那麼腹黑，我們也可以理解成，孫子只是主張在士兵面前誇大形勢的危險性，不一定真要故意把他們置於死地。
需要指出的是，孫子重形勢，用計謀，並不是為了狠狠打擊敵人，而是為了「不戰而屈人之兵」，儘快結束戰爭，減少雙方消耗。孫子特別強調速戰速決，其實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另外，孫子建議「愚士卒之耳目」，並不是真把士兵當成傻子，當成戰爭的機器，而恰恰相反，他一再強調要愛護士兵，「視卒為嬰兒」，「視卒為愛子」。將軍對士兵，就像父母對孩子，無論做什麼，無論怎麼做，都是為了愛他，保護他。
三
孫子作為兵家權謀派的代表，不僅兼容了兵家其他派別的觀點，同時也受到先秦諸子百家的影響。其中最顯而易見的是，老子的思想對他影響頗深，他在《軍爭第七》提出「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充滿了老子哲學的辯證色彩；他在《虛實第六》中強調隱藏自己，窺探敵人，「形人而我無形」，讓敵人不得不處處設防，實現「我專而敵分」的策略訴求。這一句「形人而我無形」，和《道德經》第二十章「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的說法如出一轍。另外，孫子論兵不以殺人為上，追求「不戰而屈人之兵」，主張「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則與儒家愛民惜命的思想有契合之處。
《孫子兵法》所展現的孫子，並不是一個狂熱的軍人，他之所以著書論兵，也是原於混亂的社會形勢。儒家以雄辯著稱的孟子，曾經這樣為自己「開脫」：「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因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為了反擊各種邪說，孟子才不得不處處與人辯論。同樣的道理，孫子所處的時代戰亂不止，民不聊生，為了恢復社會秩序，不得不以戰止戰，如此說來，也實在是不得已了。二人採取的方式不同，目的卻基本一致，不過孟子善辯，只能闢邪說，孫子言兵，卻能止暴行。
《孫子兵法》汲取了先秦諸家的思想精華，成為兵家的扛鼎之作。明朝人茅元儀在《武備志》中盛讚道：「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能遺《孫子》。」其實何止先秦兵家，後世諸多軍事著作，都無法迴避《孫子》的影響。《孫子兵法》不僅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軍事家，還影響了其他很多領域。尤其進入近代以後，隨著資本經濟的發展，商業競爭越來越激烈，《孫子兵法》在商戰中的影響，絲毫不亞於戰場。甚至很多普通人在處理人際關係時，都能從《孫子兵法》中汲取智慧。
譯者在此又想到兩則故事。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動作優美，刀法嫻熟，甚至能感受到音樂的節奏。文惠君隨口感嘆了一句，庖丁便講出一大通解牛的技巧。庖丁說，只要找準骨頭關節的間隙，解起牛來就能不費吹灰之力，所謂「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文惠君當然對解牛並沒有興趣，不過庖丁的話還是給了他很大啟發：「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一個是殺生，一個是養生，其中雖然可能確有一些相通之處，不過文惠君作為欣賞者的二次創作，還是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另外一則故事也是關於二次創作。楚國有個人給燕國的宰相寫信，因為是在夜裡，光線太暗，便叫身邊的人「舉燭」，一邊說一邊寫，不經意把 「舉燭」寫進了信裡。燕國的宰相收到書信，思索了一會兒，終於「恍然大悟」：「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原來楚國人寫信，是要勸我擦亮眼睛，任用賢能啊。於是宰相拿著這封信去見燕王，燕王接受了楚國人的「建議」，把國家治理得更加強盛了。燕國的宰相勸國君任賢舉能，當然是治理國家的好方法，但這卻不是楚國人的意思，完全是燕國宰相自己的創作。
孫武當年寫《孫子兵法》，恐怕也只是純粹想表達自己的軍事思想，他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想到，這本書會在後世產生如此廣泛的作用和影響。當然，商場、情場、職場、人際場，只要存在競爭關係，本來也都和戰場有相似之處。《孫子兵法》能在其自身領域之外發揮影響，也是因為它本來就具備超越自身領域的價值。
本次翻譯注解《孫子兵法》，雖然查閱了很多版本，採用了古籍整理的一般體例，但是坦率地講，卻並不想把它做成一本研究性專著，而是希望能做成普及性的通俗讀物。一來當然是因為我們水準有限，不敢將私撰的文字呈獻於專業大方之家。二來是因為在以學術為稻粱謀的今天，拙劣的研究性著作似乎已經太多，而高水準的普及性讀物還遠遠不夠。中國的普通讀者數以億計，他們真正想要閱讀的，是自己能夠看得懂的文字，而不是研究人員堅持的「之乎者也」，更不是專家學者套用的西方理論。今天要真正復興傳統文化，也只能復興在街頭巷尾，而不是在深宅大院。
雖然已經囉唆了很多，最後還是得強調一句：注解這本《孫子兵法》，並不是要教給讀者如何爭鬥，而是要告訴大家如何消弭爭鬥，這也是孫武在書中反覆告誡世人的。所謂「知其雄」而「守其雌」，「本高明而道中庸」，譯者期待讀者朋友能心如猛虎般堅強，卻依然能有細嗅薔薇的溫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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