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恕：是終點，還是起點？ (電子書)

推薦
 
作者序：仇恨、自由與惻隱之心
 
第一章：雜亂無章的寬恕
寬恕複雜且變化多端，過程並非一蹴可幾。
 
第二章：寬恕的黑暗面
寬恕是把雙面刃，陰險且狡猾。
 
第三章：寬恕的孤獨
我們有報復的本能，但也有原諒的天性。
 
第四章：人際關係的潤滑油
所有關係都需要互相諒解才得以維繫
 
第五章：發自內心的寬恕
自我寬恕，並與自己和解
 
第六章：國家的集體寬恕
面對不可逆轉的歷史，寬恕是唯一解藥。
 
第七章：難以啟齒的愧疚之情
真正達成和解的唯一方法，是坦承並接受沉痛的過往。
 
第八章：擊潰仇恨
寬恕是一種超越對錯的概念
 
第九章：面對仇敵
即使寬恕，失去所帶來的痛苦仍然可能難以擺脫。
 
第十章：卸下束縛
寬恕並非原諒某種行為，而是原諒人類與生俱來的不完美。
 
第十一章：寬恕的機制
對不起、請原諒我、謝謝你、我愛你
 
結語
致謝
附錄
 

作者序

仇恨、自由與惻隱之心
 
　　「故事就是價值的秘密寶庫：改變個人與國家訴說並奉行的故事，你就改變了個人與國家。」——奈及利亞詩人  班．歐克里（Ben Okri）
 
　　***
 
　　威爾瑪．德克森（Wilma Derksen）再清楚不過成為家喻戶曉的寬恕代言人感受如何，她因為原諒女兒的殺手備受讚譽，卻也遭受惡意詆毀。正因為她沒有掙扎就接受了這場定義她也消耗她的悲劇，媒體為她貼上「寬厚仁慈之聲」的標籤，而這三十六年來，她不得不面對無情公審。
 
　　許多人都很難理解，為何威爾瑪和丈夫克里夫決定原諒奪走女兒性命的男人，更別說一九八五年冰寒刺骨的一月天，在加拿大溫尼伯（Winnipeg）的某個儲物棚中，尋獲渾身綑綁、冰冷僵硬的十三歲女兒坎達絲遺體之後沒幾個鐘頭，他們就鬆口原諒兇手。
 
　　坎達絲．德克森在放學回家的路上人間蒸發，歷經長達七週的搜尋，當地人覺得她的命案既貼近又真實。我在二〇一三年某次造訪加拿大時，特別安排和這對父母見面，雖然結案已近三十年，這個故事仍深植許多當地人的腦海，原因之一就是六年前遭到定罪的兇手近期上訴重審刑期。我受邀到德克森家共進晚餐，當天也來了兩位和這對夫妻同為門諾派教徒的老友，餐桌對話圍繞著那年十月提早降臨溫尼伯的低溫、我這次專程來加拿大進行的邱吉爾紀念協會（Winston Churchill Memorial Fellowship）研究，以及著作豐富的作家兼記者威爾瑪近期的出版作品。
 
　　餐後威爾瑪帶我來到他們的客廳，在她的作品及家族合照的環繞下，娓娓道來他們選擇原諒女兒殺手的理由。
 
　　「這個決定其實很容易。」威爾瑪解釋。尋獲坎達絲遺體的當天，許多朋友鄰居帶著食物和禮物上門，在那幾個鐘頭短暫撫慰了這對家長和另兩個孩子的心靈，並為他們提供一層關懷的防護罩，抵擋這場震驚消息。稍後大多朋友都離開後，屋外忽地傳來一聲敲門聲，一個全身漆黑的陌生人站在德克森家門前，聲稱在報紙上讀到這場悲劇，於是想主動提供協助。他還表示自己也是在謀殺案中痛失孩子的家長，特別來警告他們即將踏入一個陌生又可怕的世界，並一一列出女兒逝世後他失去的全部。他說他不僅失去自己的健康、人際關係、專注力、工作的能力，就連寶貝女兒的回憶都一併遺失，因為謀殺案的故事深深烙印在腦海，已經沒空間容納其他東西。
 
　　這名陌生人突然現身家門就是一種無聲邀請，請這一對在謀殺案中痛失愛女、心碎沉痛的父母加入失親行列。可是威爾瑪和克里夫決心不加入，只差沒安慰起眼前這名陌生男子，禮貌客氣地聽他說完話後送客。「他造訪我們家就像是一記當頭棒喝，」威爾瑪說：「我們才剛經歷失去女兒的巨大沉痛，現在甚至可能失去一切。」
 
　　這就是寬恕變成德克森家救命稻草的原因：因為他們害怕這就是「不寬恕」的後果，於是刻意下了這個決定。親眼見證慘澹未來的夫妻倆當晚睡前立下重誓，承諾自己絕對不走同一條路，於是試著原諒那個毀了自己人生的人，即使當下他們根本還不知道痛下殺手的人是誰。
 
　　你可能以為他們是門諾派教徒，本來就秉持著寬恕的信念，但其實我遇過不少門諾派、貴格派、各種基督教分支教徒，碰到這種情況他們卻絕對不可能選擇原諒。所以寬恕無關信仰，而是兩個痛失愛女的父母在得知謀殺真相的當晚有意識的選擇。眼見前景黯淡，他們決定了，原諒是唯一可以選擇、讓他們從痛苦人生中釋放的道路。苦痛一直都是寬恕最主要的原動力。
 
　　接下來的幾個月和幾年間，他們證實了原諒女兒的殺人兇手，正是失親後跳脫無限陷阱和創傷困境的有效方法，可是這過程卻一點也不簡單。「我從沒想過寬恕這兩個字在接踵而來的三十七年竟會如影隨形，戳刺我、引導我、療癒我、標籤我、開悟我、囚禁我、釋放我，並且定義我。」威爾瑪說。選擇原諒女兒的殺人兇手後，她得面對形形色色可想而知的批評聲浪。「打從一開始我就公開坦承我希望原諒對方，可是在我加入謀殺案生還家庭組織（Family Survivors of Homicide）後，他們卻勸我別再使用『寬恕』這兩個字，因為他們看得出寬恕的危險。某方面來說，這對我不失是件好事，因為如此一來就能逼身為門諾派教徒的我跳脫宗教術語，更真實地去寬恕。寬恕很難，需要使出強大力量，也常常遭人誤解，有時真的是想像不到的艱鉅。甚至有人說如果我們原諒兇手，就代表我們不愛坎達絲。」
 
　　聽著他人痛失至親的故事時，我發現傷痛不會有終點。也許你可以學習堅強面對，可是一路上仍可能發生某些事，將你一把推落巨坑，而你得自己想辦法再次爬出那個坑，再說障礙各異，有的人可能因為加害者毫無悔意而受到二次傷害；有的可能因為至親不諒解他們為何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原諒，甚至覺得這麼做很屈辱，因而排擠他們；有的人則得和永無止盡、懸而未決的兇殺案周旋。承諾會解決案子、卻奪走希望的司法制度，這幾年來不斷讓德克森一家沮喪失望。
 
　　直到二〇〇七年，警方才總算逮到嫌疑犯。擁有一長串犯罪紀錄的馬克．艾德華．格蘭特（Mark Edward Grant），因為一枚相符的DNA比對，獲判一級謀殺罪。坎達絲遺體尋獲屆滿二十六年時，法院展開這場兇殺案審判，並當機立斷宣判被告二級謀殺罪。得知結果時，德克森家鬆了一口氣，女兒的案件終於有個交代，而這個危險男人也不再逍遙法外，現在他們總算可以鬆一口氣。即使多年前早已選擇原諒，當時卻沒有他們可以實際原諒的對象，兇手只是一種抽象概念。威爾瑪形容這就是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在不確定的混亂之中保持平心靜氣。如今他們可以望入兇手雙眼，確切知道殺了自己女兒的人是誰，而他們當初又決定原諒什麼樣的人。
 
　　接下來發生的事對德克森家來說，肯定又是一大折磨。二〇一三年十月，我離開溫尼伯後不久，曼尼托巴省上訴法院（Manitoba Court of Appeal）推翻了格蘭特的定罪，理由是審判法官鑄下錯誤，當初並未給予辯方上呈證據的機會，並指出殺手另有其人的可能。後來審判再次上訴，但加拿大最高法院仍維持上訴法院的審判結果。二〇一七年，本案在坎達絲遺體尋獲的三十二週年前夕重審，法官認定格蘭特無罪，採納辯方聲稱起訴案提出的DNA證據「謬誤」的說法。格蘭特最後獲得釋放，意思是坎達絲．德克森的謀殺案又回到懸而未決的狀態。
 
　　你或許會以為這一切發展讓德克森家備受考驗，但情況絕非如此。也許是因為這對父母早就選擇原諒，得知殺害女兒的嫌疑犯身分前已下此決定，因此即使案子未獲解決，他們也沒有大受打擊。事實上恰恰相反，懷疑與不確定似乎是很好的緩衝墊。威爾瑪後來告訴我，格蘭特獲判無罪時，她內心湧上一股自由感受，彷彿總算卸下一直以來不知自己肩負的重擔。她還說，當她開始想像自己再也不必繼續回答有關該名定罪罪犯的問題，內心更是輕鬆。「也許這是一種新型態的正義……別具詩意的正義。」她思忖。
 
　　這麼多年來我聽過數不清的故事，然而威爾瑪的故事始終在我心頭縈繞不去，也許是儘管面臨無數障礙，她寬恕的決心依舊毫不動搖。對威爾瑪來說，寬恕仍是一種不斷更新、持續進行的任務，也是一種在不同時期以不同形式存在的心理狀態。即便有時她沒有力氣，無法真正寬恕，但她還是不斷嘗試，她認為寬恕就是一顆她追尋的「北極星」，也是安撫平復她心靈的「經文」。
 
　　進行寬恕計畫工作時，我遇過許多傷痛欲絕、傷痕累累的人，並且都在下定決心放手原諒時慢慢療傷。但我也遇過儘管選擇不仇恨報復，也不見得能在寬恕中復原的人。事實上，是否選擇寬恕不是重點，真正重要的是受傷的人能否從無法改變的事實中重拾平靜，並自知要是不遏止仇恨，仇恨最終就可能侵蝕你的心靈。
 
　　***
 
　　自二〇〇三年起，為我個人的新聞報導專案網羅搜集寬恕故事，最早訪問的其中一人就是北愛爾蘭UVF（阿爾斯特志願軍，全名「Ulster Volunteer Force」）準軍事組織成員，艾里斯特．李托（Alistair Little）。艾里斯特清楚表明，他不想參與任何強迫深受傷害的人去原諒的寬恕專案，因為這只會讓受害者承受更沉重的負擔。我們在貝爾法斯特（Belfast）的社區中心初次見面時，沒幾分鐘他已經告訴我：「我曾遇過始終無法原諒的人，但他們並沒有因為過去發生的事而喪失行為能力。不原諒只象徵他們也是凡人，而創傷嚴重到無法修復罷了，請問我們又有什麼資格告訴他們應該原諒？」
 
　　艾里斯特始終無法原諒自己加入派別暴力行動，奪走了另一個男人的生命。他的故事絕非非比尋常，七〇年代還是小男孩的他在貝爾法斯特戰火延綿的街頭長大，為了替朋友慘遭愛爾蘭共和軍謀殺的父親報仇，在十四歲那年加入UVF。他告訴我：「十七歲那年，我走進一個素未謀面的男人家中，舉槍射殺他，而且這是我主動要求的。」在貝爾法斯特的朗格甚（Lang Kesh）及H區（H-Blocks）監獄服刑期間，他總算明白自己的所作所為是不對的，坐牢期間也開始思索敵人承受的痛苦。
 
　　監禁歲月度日如年，沉痛不堪，他說：「我為此付出龐大代價，過著寂寞孤單、離群索居的生活，但我後來發現使用暴力的人只會從某個角度看待事情，我自己也是。他們沒想過，動用暴力就等於鼓勵對方仇恨報復，最後深陷沒完沒了的暴力循環。」
 
　　三十歲那年出獄後，協助敵對的兩方建立橋梁、防治衝突分派場景激化，便漸漸成了艾里斯特的人生志業。《耶穌受難記協議》（Good Friday Agreement）為北愛爾蘭帶來不完美的和平，那之後他就孜孜不倦為了和平貢獻心力，踏遍世界各地，協助人們建立和平。艾里斯特經常一副緊張煩躁的樣子，卻為人坦率，每次介紹新朋友認識，他都讓對方驚豔連連。他的誠懇讓人卸下防備，而他的悔意也是大家眼見為憑。此外，他與寬恕之間動蕩不安的關係（部分是因為他從不覺得自己值得寬恕）幫助我釐清難以歸類的寬恕題材。
 
　　對我而言，與艾里斯特的相遇就是決定性關鍵，那個當下我明白了，我所搜集的故事必須闡述這個複雜主題的各種層面，說明寬恕的不同可能，及其是怎麼用來當作泯滅仇恨的終極另類選擇。我也知道我的主要聚焦要是探索寬恕的輪廓，而不是試圖鼓吹、說服、要求人們相信寬恕是唯一選項。我最不希望的就是把寬恕當作所有痛苦的萬靈丹，絕非為了療傷「不得不」服用的一帖良藥，也不是擺脫內心惡魔的不二法門。在緊接著進行寬恕計畫的這幾年，這個頓悟在我內心逐漸蔓延擴大，因為我深信不疑無論你相信什麼，信仰轉換是一件危險的事。理由很簡單，要是一道光耀眼奪目到令人睜不開眼，就失去開示啟發的作用，只讓人變得目不可視。
 
　　和艾里斯特．李托初次見面時，寬恕主題為何讓我如此著迷，就連我自己也說不出來，當然也不知道努力搜集籌劃的故事能做什麼。對於那個階段的我來說，寬恕計畫只是我個人對二〇〇三年布希/布萊爾攻打伊拉克的憤怒回擊，身為記者的我想在當時攻占頭條、瀰漫著挑釁好戰、以牙還牙、加倍奉還的語言中，創造出一種相反論調。我深信轟炸無辜老百姓只會加劇怨恨力道，而我們越是去壓制對方，對方就越可能重振士氣，更強悍堅定地起身回擊。
 
　　受傷的人選擇寬恕當作回應的做法讓我深感興趣，因為比起鐵石心腸的人，溫和的人向來更吸引我，脆弱又比堅強有意思。我一直相信這世界上罪大惡極的人少之又少，希望以記者身分彙整出一部故事集，向世人展示受害者和倖存者的療傷過程，讓他們向大家展現自己的力量和傷痛。我想讓大眾聽見不同人的聲音，希望大家能近距離見證他們療癒創傷的經驗。我想將受害者故事與暴力加害者轉型和平使者的故事並列比對。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大家都讀到這些故事，藉此揭露寬恕既混亂危險又勇敢堅毅的真實敘述。
 
　　最後，多虧兩名女性的實質行動及資金贊助「仇（寬）恨（恕）兩個字（The F Word）」展覽：社會運動家兼美體小舖的創辦人安妮塔．羅迪克女爵士（Dame Anita Roddick）、福斯特公關公司（Forster Communications）創辦人兼執行長，吉莉．福斯特（Jilly Forster），艾里斯特．李托的故事才得以於二〇〇四年一月倫敦南岸的OXO藝廊亮相。艾里斯特的大型肖像及一旁的八百字證言邊，就掛著帕特里克．馬吉（Patrick Magee）的肖像和證言。馬吉曾是愛爾蘭共和軍運動人士，當時是人人皆知的布萊頓炸彈客，並在一九八四年保守黨舉行會議的布萊頓格蘭德酒店（Grand Hotel）中埋下炸彈，導致五人遇害，而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女兒喬．貝里（Jo Berry）肖像則擺在他身旁。他們肖像的正對面牆上亦展示許多世界各地的修復故事，展覽的概念是向世人展示他們是怎麼和平解決事端，與其衝突仇恨、妖魔化敵人，他們將對方視為凡人，雖然這個概念不太尋常，卻也不是史無前例。許多掛在藝廊牆上的肖像主人親自參加「仇（寬）恨（恕）兩個字」展覽開幕儀式，事後都表示這段相處時光讓他們共同療癒修復。
 
　　這場展覽不可思議地空前大成功，吸引廣大媒體關注及上萬觀展群眾。令人心痛的伊拉克戰爭結束後，充滿希望的論述似乎探入大家內心的深層需求，在這充滿仇恨的世界中找到人性。所以為了因應人們希望運用這些故事當作和平手段的廣大要求，幾個月後我成立了寬恕計畫慈善機構，擴大落實和平推廣。寬恕計畫至今仍與具有實際經驗的人合作，目標是認識療傷、重建、回歸人性，更尤其援助受害者/倖存者及昔日罪犯，探索受傷與創傷後如何重建人生。這幾年間，諸如此類的「修復式敘事」確實能夠改變生命，不僅協助個人面對自己人生的問題，亦有助於重建寬容、希望、同理心的社會氛圍。
 
　　打從一開始，我為寬恕計畫設定的目標就是一種提問，而不是說服，我們提供的是協助，不是萬靈丹。我想透過這本書提煉濃縮個人觀點及我學習到的寬恕，書中包含許多真人真事，故事主人的寬恕或獲得寬恕的經驗都是我不曾有過的，而他們的視角見解也能夠幫助及點醒他人。訪談對象與我分享個人實際經驗，而我從他們口中搜集到的「人類容忍邊緣」故事後，我去蕪存菁，保留這個複雜主題的精髓重點，希望可以藉此探索寬恕、發人省思，或許甚至提供解答。
 
　　我不是學術界人士，不是哲學家，不是心理學家，更不是神學家，我只是一名文字工作者，整合匯集他人故事，深思熟慮寬恕的含意、價值及極限後，迫不及待想和大家分享我所學到的東西。
 
　　「故事就是將私領域和個人經歷轉譯為公眾經驗的一座橋梁。」德國出生的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於一九五八年寫道。我相信寬恕計畫搜集分享的故事不僅是第一人稱的主觀證詞，反而是一種跨越個人疆域、形塑社群的集體記憶，進而重塑人們觀看世界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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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面上有不少分析寬恕意義的書籍，但並非所有學者都所見略同，為寬恕得出統一定義。選擇去寬恕他人或曾經獲得原諒的人，寬恕的表現更是千百種。我之所以將展覽取名為「仇（寬）恨（恕）二字」，就是為了反映寬恕並不擁有單一定義。眼見有這麼多繁複晦澀又不盡理想的寬恕定義，學術人士佛雷德利．魯斯金博士（Fred Luskin）舉手投降，我甚至聽他說之後不會再使用「寬恕」，而是改用「自由」二字。
 
　　我偏好讓故事自己說話，但若硬要我給出一個有關寬恕的定義，有時我也會用引述魯斯金的說法，另外再稍微錦上添花一番。對我來說，寬恕的意義就是與自己改變不了的人事物和解，進而療癒心靈傷痛、卸下仇恨重擔及報復欲望。但寬恕不是只有接納和放手那麼簡單，因為原諒還需要運用一種帶有人性的終極原料，那就是給予傷害你的人某種程度的同情或同理心，哪怕只有一丁點都好。而這真的不簡單，因為當你想到威爾瑪和克里夫的故事，大多人恐怕都無法想像，面對這個禽獸不如殘害女兒的殺手，這對夫妻是怎麼對他產生惻隱之心。
 
　　正在反覆思忖這件事時，我聽見兩位女兒遭到謀害的母親米娜．斯莫爾曼（Mina Smallman）參加英國廣播電台的《今日》（Today），並在節目中聊到寬恕。那天是二〇二二年元旦，她受邀擔任該晨間節目的客座主編，講到寬恕時斯莫爾曼的話語在在挑戰我個人的信念，我本來相信的是我們得對傷害自己的人付出一絲惻隱之心或同理心，才可能寬恕。然而談及她是如何原諒女兒的殺人兇手時，她卻說：「寬恕倒不是要你真的去同情對方，而是內心不再醞釀怒氣和挫敗情緒、不再顧慮對方，繼續過自己的日子。」
 
　　在這裡，斯莫爾曼清楚表明，寬恕其實不需要同情心，然而在同一場訪談中，她也說了她很感激自己有基督教信仰，因為她的信仰幫助她「原諒這個年輕人」。這裡她用了一個不一樣的字眼，與其稱呼對方魔鬼、怪物，她稱兇手為「年輕人」。我們可以從這幾個字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她把兇手當作和自己一樣的普通人，而這，就是我所說的「一絲惻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