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周易》古經的形成
《周易》古經是中國古老的根源性典籍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人類文化寶庫中非常奇特的一部書，它有一套精妙的符號體系，模擬宇宙間天地萬物的結構和運行規律，同時又兼具一整套與之相配的文辭，揭示社會人事的吉凶悔吝。符號與文辭組合相配，給人以無窮的想像與智慧啟迪。對於《周易》的研究，最早在春秋時代已見肇端，可以說《周易》研究對整個中國學術發展史有深遠的影響。
上古原始宗教時期的巫卜文化到夏、商、周時期得以繼承、發展、演變和改進。殷、周之際，占卜的形式從殷人的龜卜逐漸轉向周人的占筮，出現了從象到數的過渡，占筮這一形式逐漸成熟，意味著人們抽象思維能力的提升。
《周易》古經源於卜筮，這部古經的形成經歷了長時期的由巫文化向史官文化的過渡。古經中卦、爻辭的主要素材來自於卜筮之辭，這些筮辭素材是夏、商及周初三代掌管卜筮的占人、筮人、太卜以及史官對於占筮的記錄。因而在古經中，既可以看到卜筮之辭，也可以看到古史人物及歷史事件，文辭古樸而意蘊幽深。
《周易》古經卦爻辭所記史事如王亥「喪牛于易」、「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皆在周初，最晚是晉卦中的「康侯用錫馬蕃庶」，已是成王時期。因此古經的卦爻辭編纂成書的時間最早可能在西周成王之時。朱伯崑先生認為：「史官在古代兼管占卜之事。《周易》這部典籍的編纂，出於西周的史官之手，也是可信的。」（《易學哲學史》第一卷）
二、象辭結構與思想旨趣
《周易》古經雖源於巫卜，但經過歷代巫史對應天道人事的互參，對於長期積累的卜筮之辭、占驗之文、歷史事件與古史材料進行深入洞察與精心編纂，所完成的古經中已透露出明顯的主體意識與辯證思想。
《周易》古經六十四卦的卦序排列以兩兩成對出現，前卦與後卦的順序體現為相因或相反的關係，體現出既有自然演化之序又兼具辯證統一的思想內涵，是一種精微且奇妙的組合，其中所蘊含的兩兩對反、前後相因、相反相成、無往不復（如泰卦和否卦等）的結構安排，可以看出其中變化周流、物極必反、對立統一的特點。六十四卦開端是以乾坤打開門戶，最後兩卦則以「既濟」、「未濟」收尾，表達了《周易》看待事物生生不息、永不停滯且變易無窮的觀點，透顯出「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人文精神。
再比如損卦和益卦的結構組合，「損」與「益」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常有的現象，而「損」、「益」作為一對範疇，在《周易》古經中已見端倪，兩卦以互為反卦的形式成對出現，體現了因損得益和因益致損的辯證關係。在損卦和益卦的卦爻辭中，損中有益，益中有損，損與益互相參差滲透，可謂雙行互補。就天道而言，天地陰陽之氣運行，損益盈虛，與時偕行，順應時宜，有節有利。古經內容既把握宏觀又注重細節，呈現出致廣大而盡精微的思想旨趣。
三、參證史實與主觀能動意識
《周易》古經既是一部筮辭編纂集，同時也是一部古史材料集，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文化現象。卦、爻辭記載歷史事件是一種對歷史的認識和反映，古經中古風猶存的生活場景，將讀者帶回到那遠古質樸的先民生息的時代。
《周易》古經的卦、爻辭中包含了豐富的古史資料，涉及層面非常廣泛，包括政治、經濟、訴訟、軍事、祭祀、農耕、漁獵、商賈、民俗、倫理以及自然現象等。卦、爻辭多處以古史材料所記作為已呈顯於歷史的現象，揭示其中所隱含的規律，以取象比類的方式判斷當下人事吉凶的趨勢，指出趨吉避凶的方向，提出相應的規誡及應對策略。
殷代晚期，占卜活動實行「三卜制」、「習卜」，通過多次占卜以滿足人的願望，表明殷人已經在固有宗教信仰中羼入了人的理念意識，已從盲目崇拜鬼神的精神世界中試圖有意識地擺脫出來。西周初年形成的《周易》古經，其形式雖保留了卜筮之辭的原貌，但隨著殷周之際的重大變革，卦、爻辭中人的主觀能動意識已更為彰顯，強調人的力量可以轉化和改變命運，可以做出理性的判斷和行動，而不是盲目迷信於卜筮的結果，這就為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留下了廣闊空間，使得《周易》古經成為天道人事相參、可以經世致用的決策指導書。
歷代以來，讀易者在研易時，總是將古經的卦、爻辭與現實生活聯繫起來，把自身的處境擺進卦中去，以從中獲得安身立命的啟示。這種與現實生命息息相連的關係，也使得《周易》具備了歷久彌新的現代性。
四、對儒、道兩家學說的影響
從《周易》古經到《易傳》的歷史發展長達七、八百年之久，相當於一部先秦哲學史所經歷的時間。（余敦康《從易經到易傳》）在這七、八百年間，發生了重大的歷史變革，因而經和傳的思維方式、思想內涵和問題意識都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傳在經的基礎上作了卓越的發揮，將一本卜筮之書轉為哲學之書。而這個轉化的過程，也正是儒、道兩家及其他諸子學說先後出現並逐漸形成學派的重要歷史時期。《周易》古經之於儒、道兩家，是源和流的關係。儒、道兩家在從經到傳的轉化過程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因而，在中國歷史中，《周易》既是儒家「五經」之首，也是道家「三玄」之元。
同出於《周易》古經的儒、道兩家，經歷了春秋末期「道術為天下裂」（《莊子．天下》）的分殊，發展到戰國中後期形成了以《易傳》為代表的並存相參局面。余敦康先生指出，儒、道兩家的人文主義與自然主義思想上接自伏羲以至《周易》古經的中國文化的古老的源頭，下啟「以人合天」與「以天合人」的結合、自然主義與人文主義的互補思想，最終形成了具有更大普遍性的《易傳》，提出了「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著名命題，其所蘊含的思想精髓與價值理想代表了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周易》古經是儒、道的同一源頭，《易傳》則是儒、道在最深層的結構上的完美互補。（余敦康〈帛書《繫辭》「易有大恒」的文化意蘊〉）
五、經文中「貞」、「孚」兩個重要占辭的本義
隨著近代考古學的興起，甲骨文以及不同易經古本的出現，為近當代學者釋《易》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證據。「貞」、「孚」兩字在卦、爻辭中極為常見且重要，對這兩個字的解釋，是甄別經、傳不同旨趣的重要依據。「貞」字出現一百一十一次之多。如此頻繁出現在卦、爻辭中，可見古經之辭來源於卜筮。朱伯崑先生認為：「甲骨文中的『貞』字，乃卜問之義。《周易》中的『貞』字，也是卜問之義。舊注訓『貞』為『正』，是一種誤解。」並且指出「宋朝朱熹說：易本為卜筮而作」這一論斷是可信的。（《易學哲學史》）
本書認為，《周易》古經中的「貞」字，皆當作「卜問」講。至於在七、八百年後的《易傳》中，以「貞」字的引申義「正」為訓，則是針對周文疲弊時代社會人心的弊病，而將巫卜轉向人文道德指向的結果。這正體現了產生於不同時期《周易》經、傳之間差異性、同一性與時代性，就如同一個人的童年與成年。
「孚」字在《周易》古經中共出現四十二次，其中有二十六次是「有孚」。如果把《周易》古經中的「孚」與甲骨文、金文和戰國簡牘一起考察，皆可以徵兆和徵驗釋之，徵兆是一種卜兆出來時的事先的判斷，徵驗是事後的核驗。因此本書認為，「孚」兼有二義：一為卦兆、徵兆；一為徵驗、應驗。
六、本書的寫作
我對《周易》產生興趣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是受當時大陸學者重視《易傳》研究的影響。一九九四年我出版了第一部易學著作《易傳與道家思想》；一九九八年，我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二輯學刊，即是以「道家易」為主題的專號；一九九八年，我與趙建偉教授合著《周易譯注與研究》在兩岸的商務印書館同時出版。臺大校園和北大校園是我一生學術活動的中心點；我在北大的時間，前後有二十多年，朱伯崑先生、余敦康先生、王博教授是北大當代易學研究的著名學者，我與三位學者均有學術上的切磋交流。
這本書的寫作，是我邀請余敦康先生的弟子寇方墀教授執筆完成的。方墀教授親炙余敦康先生教誨十餘載，於易學方面造詣頗深，《周易》主要有義理和象數兩個方面，我一向是側重在義理方面，而寇方墀教授義理純熟且兼知象數，主要著作目前已出版《全本周易導讀本》、《全本周易精讀本》等三卷本易學專著（中華書局）。
我們在北大校園中花了兩年多的時間來討論和寫作這本書，初稿完成，受河北美術學院甄忠義院長邀請，由河北美院老莊研究中心主任李振綱教授安排，我們在美院的課堂上以本書為講義為學生講課。
本書的著眼點，在於探尋《周易》古經原貌，揭示《易》、《老》內在學脈關聯，鉤沉哲學思想與人文意識從未顯題化到顯題化的發展脈絡。同時，對卦、爻辭中明顯的儒家思想及其他學派思想也鄭重地進行賞析和討論，還有一些與考古新材料有關成果的議題，也予以積極採用。本書的文筆力求簡潔，不作繁雜冗長的訓詁和引用，以適合廣大普通讀者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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