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文明化的人類大致上已經能夠充份掌握能源、物質和無生命的自然事物,並迅速發展出控制生理病痛和過早死亡的技術。相較之下,關於如何處理人類之間的關係,我們似乎還活在石器時代。我們在社會知識上的不足,似乎讓物理知識上的每一個進展都化為烏有。戰爭和軍備上的花費,幾乎耗去我們運用自然科學所積累的財富盈餘。仇恨和恐懼讓各國設立貿易障礙、點燃戰火,進而造成貧窮等問題,大大抵消了我們在醫學上取得的成就。
東、西方意識形態對立之際,全球陷入一片恐慌,每一個角落的人們,都各自背負著沉重的歷史仇恨。
回教徒不信任非回教徒;躲過中歐大屠殺的猶太人,卻發現重建後的以色列充斥著反猶主義;難民在冷漠的國度遊蕩。白種人憑空編造出種族主義教條,合理化自己的優越感,欺壓世界各地的有色人種。發生在美國境內的偏見,也許是最錯綜複雜的。這些永無止盡的對立,有些或許是基於真實利益衝突,但絕大多數是源自想像中的恐懼。然而,想像中的恐懼會帶來真實痛苦。
不同群體/團體會互相敵對、仇視—這不是什麼大新聞,然而現代科技讓群體之間變得太過緊密,使得彼此無法保持適當安全距離。俄羅斯不再是遠方的一片大草原,它就在眼前。美國透過「第四點計畫」、電影、可口可樂和政治影響力,如今對舊世界(歐、亞、非洲)來說也不再遙遠,而是近在咫尺。過去被高山、大海互相隔絕的國家,現在已展露在彼此面前。收音機、噴射機、電視機、傘兵、核爆、電影、旅遊……等現代產物,都拉近了群體之間的距離,我們卻尚未適應這種心理和道德文化上前所未有的近距離接觸。
幸好仍有轉圜的餘地,解決方法來自一件簡單的事實:整體來說,人性偏好友善和仁慈,而非殘酷和壓迫。無論從行為處事的基本原則或人性傾向來看,一般人都會拒絕走上戰爭和毀滅之路。我們喜歡跟鄰居和睦相處、守望相助,喜歡愛人和被愛,而不願恨人和被恨。人不喜歡「殘忍」這項特質。就算是接受紐倫堡審判的納粹高級官員,也會假裝自己對集中營內慘無人道的迫害毫不知情。這些人羞於承認自己的所作所為,因為他們也希望被視為人類。雖然戰火肆虐,但我們仍然渴望和平,雖然仇恨盛行,但我們依舊傾向認同親和行為。只要這種道德矛盾感一直存在,人類就有望解決彼此仇恨的問題,並且讓「無仇恨」的價值觀當道。
最令人振奮的是,越來越多人相信科學智慧有助於解決群體衝突。宗教向來認為,人類的破壞本質與其理想之間的矛盾,是一種原罪對救贖的抗拒,這種說法或許可信,也具說服力,但近來大家開始認為,人有能力、也應該運用智慧來達成自我救贖。人們說:「我們要客觀地研究文化和各行各業中,不同種族、膚色的人之間的衝突。我們要找出偏見的根源以及具體改善方法,讓大家普遍重視親和價值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各國的大學紛紛開始重視這門新領域,並發展各項學科,例如:社會科學、人類發展、社會心理學、人類關係、社會關係……等等。這門嶄新的科學尚未獲得正式命名,但正在蓬勃發展中,且除了受到大學青睞,在各級中小學、教會、進步產業、政府機構和國際組織中也相當受歡迎。
在二十世紀中期的一、二十年內,這一領域的研究比過去幾千年來所累加的成果更為紮實,也更有啟發性。不可否認,早在幾千年前,各大宗教教義就已闡述人類行為的倫理準則,並確立了地球居民之間手足情誼的需求和基本道理。然而,這些教義是制定於遊牧時期,制定於牧羊人和部落王國時代,如果要在科技和原子時代落實這些教義,就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仇恨和包容的成因。我們曾經錯誤地認為,科學的唯一目標是追求物質進步,而不需要考量人性和社會關係方面的問題,因為後兩者屬於道德範疇。但現在我們意識到,科技進步帶來的問題,遠遠超過其解決的問題。
社會科學不可能在一夕之間趕上科技的進展,也不可能迅速修復未經約束的科技所造成的危害。我們投入多年心血、花費數十億美元,才揭開原子秘密,而要了解人的非理性本質,得耗費更多時間和金錢。有人說:「要打破人的偏見,比粉碎一顆原子還困難。」人類關係所涵蓋的主題非常廣泛,相關研究必須從各個面向著手,包括:家庭生活、心理健康、勞資關係、國際談判、公民素養……等等。
本書並不試圖探討人類關係這門科學的所有主題,而僅欲釐清一個根本問題,即「人類偏見的本質」。這個問題非常基本,唯有了解敵意的根源,才能有效運用智慧來控制其破壞性。
談到偏見,大家往往會想到「種族偏見」,這種聯想卻令人遺憾,因為在人類歷史中,偏見的發生其實跟種族不大有關,「種族」是相對近期的概念,歷史幾乎不到一百年。大多數情況下,偏見和迫害的發生是基於其他原因,最主要的因素是宗教。直到二十世紀中期,猶太人都是因為宗教而非種族的關係才受到迫害。白人奴役黑人,主要是因為白人把黑人視為一種資產,但背後想法也跟宗教有關:黑人天生就是異教徒,是挪亞之子──含(Ham)的後代,並且被挪亞詛咒生生世世都是「奴僕的奴僕」。大家口中的「種族」其實是不合時宜的概念,雖然曾經適用,但隨著種族之間不斷通婚繁衍,血統經過無限稀釋,如今這個概念已經落伍了。
那麼,為何「種族」的概念還是如此盛行?首先,人們不再熱衷於傳教,也就不再以宗教來區分群體成員。
此外,不同種族之間的特徵往往一目瞭然、便於識別,人們就可以輕易地把種族當作一種標籤,用來標記自己不喜歡的對象。於是,人們捏造的「劣等種族」為偏見提供了看似不容質疑的理由。「種族」一詞帶有生物決定論的印記,讓人們不用費心去探討群體關係中複雜的經濟、文化、政治和心理因素。
在討論偏見時,「族群」(ethnic)通常會比「種族」(race)合適。族群是指一群人彼此共享著不同比例的特徵(例如:外觀、民族、文化、語言、宗教或意識形態……),因此形成一個共同的群體。「族群」與「種族」不同,並不隱含生物上的同質性,遭受偏見的群體其實通常不具有生物同質性。不過,「族群」的概念並不容易涵蓋職業、階級、政治團體、性別……等特質,而這些特質經常跟偏見有關。
不幸的是,關於人類群體的詞彙相當貧乏,除非社會科學能夠提供一套更好的分類法,否則無法以理想的精確度來討論。但我們還是可以避免因不當使用「種族」一詞而產生的錯誤,正如人類學家蒙塔古(AshleyMontagu)所言,「種族」是社會科學中一個落伍又帶有惡意的名詞,就算要使用,也應該小心謹慎,並且以適當、有限度的方式使用它。在指稱任何以文化凝聚力為特徵的群體時,應該使用「族群」一詞,但「族群」畢竟是個籠統概念,我們有時也可能因為過度延伸這個詞,而犯下不當使用的錯誤。
把偏見和歧視歸因於任何單一因素,例如:經濟剝削、社會結構、社會習俗、恐懼、攻擊、性別衝突……等,都是嚴重的錯誤。各位將看到,前述所有因素以及許多其他因素,都可能滋長出偏見和歧視。
本書要傳達的主旨是:偏見具有多重因果關係的特性,而非單一因素所導致。然而讀者可能會合理提問:「作者本人是否也透露出某種偏見?他是否公正地看待其中複雜的經濟、文化、歷史和情境因素?他是否出於職業病,因而特別強調學習、認知歷程和人格發展的影響?」
我的確相信只有以「人格」為主軸,才有助於了解歷史、文化和經濟因素的作用。由於只有「個體」才會感受到敵意,並做出歧視言行,因此習俗、文化等因素必須以某種方式融入個體的生活,才會發揮作用。前文提到的「因果關係」是較廣泛的概念,各位或許能夠(也應該)意識到,偏見會受到文化習俗的潛移默化,也會受到個人態度的直接影響。雖然我將本書重點定位在「偏見的心理因素」,但還是盡力考量其他數個面向(尤其在第13章),並試圖提出平衡的觀點。假如我做了這番努力之後,仍呈現出偏頗結果,還請各位不吝批評指教,指出本書不足之處。
雖然本書大多引用美國研究與案例,但我相信書中對於偏見的動力學分析具有普遍效度。誠然,偏見的表現方式會因國家而異,例如:受害對象不同、民眾對於「跟受歧視群體發生身體接觸」的態度不同、指控的方式與刻板印象也不盡相同。然而,其他國家的證據顯示,偏見的基本成因及相關影響因子幾乎舉世皆同。
社會心理學家墨菲(Gardner Murphy)曾研究印度群體之間的緊張關係,並據此提出前述結論,相關論述可見其著作《人類的心智》(In the Minds of Men)。同樣,聯合國各機構進行的研究也一致支持這個觀點。另外,關於巫術、團體忠誠度和戰爭的人類學文獻都顯示:儘管在不同國家,遭受偏見的對象以及偏見的表現方式都各有所異,背後卻有著相同的動力機制。雖然這個假設有足夠證據支持,我們還是不該把它視為定論。未來的跨文化研究一定會顯示,不同地區在偏見成因的比重和模式上會有很大差異。未來或許也會發現本書沒有提到的其他重要成因,彌補本書的不足。
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心中預設了兩類讀者,他們對這個主題都很感興趣。第一類是各國的大學生,這些學生越來越關心人類行為的社會及心理基礎,也渴望透過科學方法來改善群體關係。第二類是同樣關心這個主題、且年齡較長的一般讀者,這些人所占的比例逐漸增加,但他們較在意直接且可行的改善方法,而不是理論概念。考量到這兩類讀者,我以非常淺顯易懂的方式寫出我的論述,因此勢必會簡化一些論點,但我盡力不造成任何科學觀念上的誤導。
這一領域的研究和理論發展得如此蓬勃,因此我和研究團隊的觀點很快就會過時。新實驗將取代舊實驗,各種理論也會更加完善。然而,我相信本書的一項特點具有長久價值,即組織方式。我試圖提供一個架構,讓未來研究成果得以納入其中。
我的主要目的在於闡明「偏見」的整體研究發現,也試著讓各位明白,我們可以如何運用累積的知識來緩和群體間的緊張關係(第八部會特別說明這個部分)。美國種族關係協會(American Council on Race Relations)的調查發現,在美國有一千三百五十個組織致力於改善群體關係,這些組織的成效必須用科學方法加以評估,第30章會詳加討論。如果只從學術角度看待問題,而不驗證理論和實務之間的關係,這種行為是錯誤的。如果實務人員在缺乏科學支持的情形下,就把時間和金錢投入改善方案,則會是一種浪費。人類關係這門科學的成功發展,必須仰賴基礎研究和實務工作的結合。
這本書能逐漸成形,要感謝兩方面的大力協助與促成,其一是哈佛大學社會關係學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定期舉辦的學術研討會。其二則是在我寫作過程中,提供資金和鼓勵的幾個組織。在此特別感謝:波士頓的莫斯.金博爾基金會(Moses Kimball Fund)、美國猶太裔代表大會(American Jewish Congress)的社區關係委員會(Commission on Community Interrelations)以及幾位友善的大會成員、全美基督教徒與猶太教徒聯盟(National Conferenceof Christians and Jews)、哈佛大學社會關係研究室,以及我的同事──社會學家索羅金(Pitirim A. Sorokin)帶領的研究中心。在這些人的資助下,本書提到的幾項研究和針對這個領域的文獻整理才得以順利進行,我深深感激他們的慷慨協助和鼓勵。
我的學生們在「群體衝突與偏見」專題討論會上所投入的興趣和心力,奠定了本書最後呈現的內容與架構。我在指導專體討論會期間,曾多次和同事們交換意見,他們是著名的社會學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歷史學家漢德林(Oscar Handlin)、心理學家萊文森(Daniel J. Levinson),我相信他們對本書亦影響甚鉅。我還要感謝克萊默(Bernard M. Kramer)、薩頓(Jacqueline Y. Sutton)、卡隆(Herbert S. Caron)、卡明(Leon J. Kamin)、阿奇舒勒(Nathan Altshuler),他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素材和寶貴建議。感謝這個領域的權威—社會心理學家庫克(Stuart W. Cook),他閱讀本書部分草稿並給予寶貴批評。感謝科埃洛(George V. Coelho)和菲利普(Hugh W. S. Philip)為本書提供了不同國家的觀點。對於這些人的不吝協助,我要致上最誠摯的謝意,特別是在我寫作的各個階段,都給予我專業引導的斯普拉格女士(Mrs. Eleanor D. Sprag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