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大時代台灣青年的覺醒與奮鬥向前──讀吳錦發的政治小說有感
宋澤萊
0、前言
吳錦發的政治小說幾乎都是70、80、90年代所寫的短篇小說,是一種諷刺小說。
台灣諷刺文學的潮流起自於戰後,由吳濁流的〈波茨坦科長〉為開端,經過黃春明、王禎和、楊青矗這些人的開拓,來到了吳錦發這個世代,已經變成一個很大的潮流,也就是俗稱的「鄉土文學」,是戰後台灣最大的一股文學潮流。
當諷刺文學在某個國家大興時,就是這個國家行將要改朝換代的時代。眾所周知,當〈二十年目睹怪現狀〉與〈官場現形記〉出現時,哪怕滿清帝國再厲害,20年後它就滅亡了,難擋歷史進入了另一個朝代。在台灣也是一樣,當吳錦發這些人的諷刺文學成為潮流後,舊有的政權就要傾覆,新的政權就要出現了。吳錦發的政治小說簡單說就是這麼重要!
所以我們看吳錦發的小說,也就是在回溯改朝換代前的台灣,再度去重溫70、80、90年代台灣人共同的心境,憶起那一代人艱辛的奮鬥。
因此,我們先要來談談這些政治小說出現時的政治背景。
一、1980年代前期台灣青年作家的躊躇、反省與前進
1979年的確是一個重要的年度。年底,美麗島事件爆發,震動了全島,也震動了整個文學界,敏銳的作家都在暗中感到,台灣正面對著巨變的未來,許多人開始思索:「好了,現在台灣人的政治菁英們都進入監牢了,那麼我們這些在監牢外的作家應該做些甚麼?!」當時,吳錦發剛寫小說不久,年紀大概在25歲左右。
對於年輕一代的作家而言,這個變動馬上帶來一種尷尬,因為許多人心裡都知道,調整筆調的時候到了,但短期之內沒有人能知道正確的筆調是甚麼,大家知道必須努力去摸索與嘗試,但是摸索與嘗試實際上是一種冒險。
原來,整個70年代,文壇所矚目的文學乃是黃春明式的描寫小人物的文學,也就是諷刺文學。這種文學在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之後,已經成為文壇的主流。這種文學所描寫的人物幾乎都是經濟的弱勢者,目的乃是揭露社會階級壓迫下的農、工、漁民的貧困問題,大半已經成名的或未成名作家已經累積了大批的素材,正準備大顯身手。可是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卻嚴重地揭示了台灣社會迫切的新問題不是階級壓迫的問題,而是人權匱乏與族群壓迫的問題,簡言之是民主‧族群所聯合起來的問題,再寫貧窮的小人物困境顯非時代之所需。這是年輕一代作家第一個必須考慮的課題。
第二個課題是再學習的問題。自戰後,國府用了35年的時間在台灣青年的身上灌輸了一套外省式的大中國意識,此一瞞騙的、洗腦的意識深植人心,尤其以40歲以內的青年為烈。大半的青年作家從未有機會在教育體制裡學到自己足夠的母語與史地,對台灣的認識不足。很少有人告訴台灣青年作家說:「你是台灣人!」換句話說,青年作家並不具備做為一個台灣人的起碼認識。那麼,重新自我學習才是重要的。在這個時候,寫作反而不是最急迫的差事,聽、看、省思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個課題是勇氣的問題。1979年年底以後,高壓的統治氣氛好像又君臨台灣,很有228的味道。國府擺出了一幅肅殺的面孔,看著文化界的一舉一動。假如你竟膽敢揭發國府的暴政暴行,拆穿新住民殖民統治的事實,那麼蔣經國的秘密警察必然悄然來訪,說不定就置你監牢之中。你想替台灣人出一口氣,那還得看看你有沒有這個膽量!
這些條件限制了台灣青年作家的筆調,使文學青年作家猶豫了很長的幾年時間。所以並不是說美麗島事件一發生,所有的台灣青年作家就馬上提筆上陣加入撻伐國府劣行的行列,或者說馬上就能高舉民主與台灣意識進行創作。有好多穩健的、高齡的作家還得必須等到1992年刑法第100條修正後,才敢大膽創作。
但是,還是有一批青年作家提筆悄悄發難了。這批作家大抵都是30歲左右,而且都屬70年代末期就闖出一些名堂的作家,也即是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後竄起的小作家。由於他們剛剛起步寫作不久,所受的教育是比較傾向自由主義,心靈不像前一代作家那麼憂鬱,自1977年之後,他門也自認是文壇的尖兵,所以膽敢提筆回應大時代的挑戰。這批作家包括了林文義、林雙不、廖莫白、苦苓、劉克襄、吳錦發……等等這些人,他們在躊躇、反省中慢慢前進了。
這時,能把1980年至1985年這段期間台灣知識分子的躊躇、反省與忿怒的怪現狀用小說寫下來,並使之神靈活現的,非吳錦發莫屬!